“新革命历史小说”关注的对象不再是底层的普通战士或基层指战员，而是“高端”历史人物(如毛教员、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蒋介石、宋美龄等)，在“前三十年”作为中心人物活跃在“革命历史小说”中的人民英雄淹没在了宏大的战争画卷中。在各种战争冲突中,他们成为了双方大人物运筹帷幄过程中的一个个微不足道的棋子，虽然偶尔出现，也只是作为点缀而已。比如一是营造战争年代生动的日常氛围；二是陪衬出大人物的亲民与人性化色彩；三则是通过普通战士的牺牲隐喻党和人民为新中国的成立所付出的代价，并用他们的爱恨生死来反思战争的残酷性。

　　从文学性上来看，这种写法改变了“前三十年”单调的表现方式,正面描写高层政治、军事人物的形象，有其文学意义。但作品里中心人物的清晰转换的政治意义不止于此。

　　如果说“前三十年”的“革命历史小说”叙述的是“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历史性对抗，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以及这一决战中间中下层革命者成长为革命英雄的历史,那么在“新革命历史小说”中,“领导人”则被推上了前台,并被当代的大众趣味和意识形态暗中涂上了历史强者甚至是帝王将相的色彩（如《雍正王朝》《汉武大帝》等影视剧）。

　　新旧两种故事讲法也意味着普通读者通过主人公建立认同的方向的变化：“前三十年”的读者认同普通的革命者(和自己真实的社会身份具有相似性)，从而生成具有社会主义价值观与理想性的新主体；新时期的读者变成了认同历史强者的法则，接受由强者支配的历史秩序。

　　在这种变化背后表现出不同时代中国社会政治精英集团的历史想象与意识形态。于是，“前三十年”里“人民创造的历史”再次成为了历史上大人物们政治博弈的舞台，他们的性格、意志、决断、品格往往成为决定历史走向的重要乃至关键因素（电视剧《东方》中借蒋介石对儿子的话把这一观点讲述了出来）。某种成王败寇的历史逻辑与强者哲学无声渗透进了革命历史逻辑里，展现出一种已成为中国政治和经济社会主导力量的社会精英集团能够驾驭中国历史方向的足够自信。

　　革命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被“三国演义”化了、“水浒传”化了，也“更好看了”和更有消费性了。敌我两军对垒的大兵团作战的场景与格局成为史诗类作品重点表现对象，至于战争的起源(如阶级剥削和压迫)和建立一种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的社会秩序的理想追求不再被提起或刻意被忽略。而这正是“前三十年”的“革命历史小说”中最为核心的意义表达。这种转变说明,尽管表面上仍然在讲革命历史的战争,但战争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战争而非革命的战争，就这样革命已被用这样温和不刺激的方式告别了。

　　“新革命历史小说”里中心人物的变化反映的是一种新的精英化的历史观——即使作品中有下层出身的英雄,也往往只是强调了他们成为成功人士的历程和结果——即对自我奋斗的讴歌，而不是强调他来自底层的阶级出身,也不再书写他在革命战争过程中获得新的内在本质。这在《亮剑》《历史的天空》《我是太阳》《父亲进城》（改编影视作品为《激情燃烧的岁月》）等作品中表达得非常清晰。它反映出的是某种深刻的社会性质的变化。这一过程和80年代以后的文学走向、政治走向也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