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扛木刀的孩子，延安，1944年，（美）福尔曼 摄

　　1944年6月9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终于到达目的地延安。

　　比起重庆，延安显然粗糙、土气，没有一点鲜艳的色彩。国民党方面的记者甚至说，延安破落、荒凉。用今天的话，延安绝不性感！

　　的确，在延安的街上，没有高跟鞋，没有花花绿绿的绸缎衣服，更没有时髦女郎，女人和男人一样忙忙碌碌、行色匆匆，一样打绑腿，脚蹬蓝布军鞋。穿军装的女性，在国统区是很难见到的，这里却随处可见。跟重庆那些穿着旗袍、烫着卷发、脚蹬高跟鞋，随处可见的贵妇相比，延安没什么脂粉气，只有革命的战斗的气息。

　　延安市容，1944年，（美）福尔曼 摄

　　延安人都在忙什么？

　　福尔曼发现，当地的每一个人，下至农民、工人上至官员、将军以及学生、教授，都立下生产计划，制定一年中在各领域所希望完成的大纲，立志与恶劣的生存条件抗衡。在没有合适土壤的情况下，尽量增加亩产。即便是“教员”和朱德也不例外，“教员”在他的一块小小的地里种下洋葱，朱德则种些莴苣和白菜。

　　这就是CPC提倡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公报》记者孔昭恺不禁想到了重庆：

　　“陕甘宁边区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做出那样的成绩实在了不起。回过头来看看重庆，不论上下照常吃喝玩乐。‘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达官贵人经常用飞机从香港运美味佳肴到重庆解馋。哪里看得出国难当头啊？两相对照，我不能不认为CPC搞得好。我的头脑中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谁好谁来（管理这个国家）！”

　　延安的女性，左起：浦安修、邓颖超和康克清，1944年，（美）福尔曼 摄

　　在延安，福尔曼发现了一种足以改变未来中国命运的神秘力量，这就是人民。CPC、八路军，“教员”、朱德和农民一起劳动生产的背后，意味着什么？

　　劳动英雄吴满有回答福尔曼：

　　“你知道，现在只要有可能，现在军队和人民都在相互帮助。八路军不像国民党那样对待人民，他们并不粗暴。在农忙季节一年最后那个大约有10天，各地的军队都来帮助农民生产工作。但是他们从来不向我们要食物，甚至我们送他们也不要。我们生病了他们还会派军医来给我们医治。”

　　吴满有和王震，1944年，（美）福尔曼 摄

　　这样的劳动英雄，福尔曼采访了许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旧社会受尽侮辱和损害的一群人，比如寡妇和孤儿，甚至还有被俘的日伪军和二流子。但是CPC成功地改造了他们，让他们受到尊重和善待，把他们变成了劳动英雄，劳动在这里被认为是美德，延安是劳动人民的社会。尊重劳动者，尊重人民，CPC就能和最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拥护，这种力量是不容小觑的。

　　除了劳动，边区还有个特点，就是军民都在学习。

　　斯坦因发现，边区像个巨大的学校，几乎每个人，老老小小都急切地学习，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教别人。80%的人至少能识字三四百个，在军队、农村和工厂，很多目不识丁的积极分子，已经能看书看报。

　　学生的文化娱乐活动，1944年，（美）福尔曼 摄

　　这意味着什么，这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可想而知。

　　觉醒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就可以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强大敌人，直至最后夺取胜利。

　　福尔曼曾经问过一群八路军的“军官”，在与国民党区域连接的防线上，驻扎的兵农合一的八路军，一旦重庆发动新的“摩擦”时，恐怕很难对付胡宗南的中央军。五万对五十万，你们毫无优势，战争胜负的天平，怕是要一边倒……

　　一群年轻的八路军“军官”，1944年，（美）福尔曼 摄

　　然而，对方却认为恰恰相反：

　　“你忘记我们还有人民站在一起吗？！”

　　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是中国CPC和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这一宗旨决定了中国革命可以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

　　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都是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对立的，这就注定他们失败的结局相反，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的CPC，以及在她领导下的来自于人民、得到人民拥护和爱戴的人民军队，在此基础发动的广泛的人民战争，是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才有一切可以反击、限制和消耗敌人的力量，造成“汪洋大海”之势，使敌人陷于泥潭，永远难以自拔，直至力竭心疲，毙命于历史车轮之下。

　　正在集会的延安民兵，1944年，（美）福尔曼 摄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一切正义的战争、为人民群众利益的战争必胜，为人民而战必胜。

　　记者们还见到了“教员”，不少人禁不住拿他和蒋介石做了对比。

　　斯坦因说：

　　“‘教员’的样子和行动仍然像农民和教员，他本来是农民，后来又当过教员的。他平易近人，简单，深思而且精确。他的特殊有力的前额，他的透视一切和极端集中的眼睛和眼神，及其成熟的人格所表现的心境的安泰和清明，表示他是一个有能力的政治家和人民领袖。他和严厉的、忧心忡忡的蒋委员长是完全相反的。”

　　餐前闲聊，1944年，（美）福尔曼 摄

　　关于“教员”，还有个细节，就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和“教员”的合影，后者竟然没有站在“正位”上！

　　爱泼斯坦佐证了斯坦因对“教员”的观感，他说：

　　“‘教员’的个人作风是平易近人、十分简朴的。他常常会步行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不带警卫，同老百姓随意交谈。在集体照相时他总不站在正中的位置上，也没有人把他引导到这样的位置上（同我们中外记者团合影时就是如此）。他随便找个地方站着，有时在边上，有时在别人后边。”

　　“教员”和蒋介石完全相反，延安的中国，与重庆的中国，也完全不一样。

　　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1941年，（美）福尔曼 摄

　　在斯坦因看来，重庆虽然有一百万人口，有发电厂、工厂和现代化机器，又几千辆卡车和小汽车，交通发达，有几百架运输援助物资的美国飞机，有肥沃的大后方与一亿多人民。但国民政府治下的人民，厌战、松散、无助，官员虽也在为抗战到底而努力，但心情沮丧，政府气氛人浮于事。所以，重庆只是一个可悲的城市，城市无生气，市民紧张、毫无目的，国际公认的国民政府黯然失色战时避难所。

　　的确，只有四万人口的延安，没有电灯，没有现代化机器，只有四五辆旧式卡车，没有跟纽约同步的时尚轿车，没有外国飞来的运输援助物质的飞机，有的是交通不便、半荒芜的土地，有的是国民党和日军的四面封锁，以及分散于各敌后根据地的八千万人民。但延安没有厌战情绪，面临封锁自力更生，群众精神面貌积极乐观，所以延安已经成为另半个中国的首都，另一个抗战的指导中心，另一个新中国的雏形。

　　延安的商业区，1944年，（美）福尔曼 摄

　　由此，斯坦因得出结论，抗战胜利后，仲供如果去动员国民党阵营里的人民，起来反抗恐怖袭击、苛捐杂税、经济危机、乡村封建专制和官僚体制，去追求民主、进步和改革，许多人可能会追随CPC，抛弃国民党。

　　换言之，抗战胜利后，如果国民党还想维持其反动秩序，势必要消灭CPC的先进制度，到时候必将爆发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决战。

　　《新民报》记者赵超构的视角，远比西方记者更加犀利，毕竟中国人更关心中国人的未来。他非常感兴趣，CPC是用什么制度，使得工人们所贡献的汗血，远比在工头老板管理之下还多呢？CPC凭什么比资本家做得好，凭什么工人自觉自愿加班加点，以厂为家，迸发出狂热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呢？

　　陕甘宁边区难民纺织工厂全体职工摄影

　　在难民纺织厂，赵超构询问相关人员，你们工人的生产计划是怎样决定的？

　　对方回答：是工人自己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实际生活收支自己提出来的，经过小组会讨论，工厂帮助他们整理出来，而不是任何人决定的。

　　问：工人是否有偷工厂东西到外边卖的？

　　答：现在是没有了，在整风以前，有这样个别乱象，这是个别工人认识不清，自从去年七月整风以后，每个职工思想都有很大进步，在生产的数、质量上都有了进步，所以现在就没有这种落后乱象发生。

　　正在纺车上工作的纺织工人，1944年，（美）福尔曼 摄

　　问：你们工厂有工人小孩多的，是否有吃不上的？

　　答：没有的，如我们有一个工人有五个小孩，工厂就负责三个大的，送高桥的小学校，工厂管的穿吃，又如女工朱曹英生产力低，不能维持小孩奶量，工厂就帮助她一部分。又如一个老汉，六十多岁，就有一个小孩七岁，没有老婆，那老汉爱惜儿子，不许他儿子远离，工厂也不是一定要将他儿子送学校，那个孩子的衣食也由工厂负责。

　　结合历史看，这段问答，就相当有意思了。

　　纺织厂的生产状态，1944年，（美）福尔曼 摄

　　难民就是流民，流民问题是几千年来不断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近代以来在“振兴实业”的口号下，流民很多进厂当了工人，成为工人阶级，但如何在劳动中救济扶持并改造他们，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既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又增加工厂收入，保证持续的产品质量，这就是很大的现实问题了。

　　延安的办法是首先引导工人树立“新的劳动态度”。

　　最初，负责这项工作的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优先考虑的是提高工人收入，工厂的负责同志也认为这样做，有利于激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可问题出来了一大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月，你搞经济刺激吧？又出现只顾个人利益，只图高额工资和优厚待遇，而不安心工作等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工人劳动模范赵占魁

　　干部深入群众，结合延安当时的整风运动，提出要解决工人群众的思想问题，树立新的劳动态度，这就是“赵占魁运动”。

　　赵占魁是陕甘宁边区工业战线的著名劳动英雄，被称为以主人翁态度做工的新式劳动者。赵占魁运动中模范工人的奋斗目标：“（一）爱护工厂、严守纪律；（二）积极工作、始终如一；（三）数量最多、质量最好；（四）爱惜工具、节省资料；（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六）努力学习、帮助别人；（七）克己奉公、团结群众。”

　　简单说，就是把厂看作家，把生产劳动视为革命事业。

　　延安铸造厂工人，1944年，（美）福尔曼 摄

　　正如工人自己告诉赵超构的：

　　“这是我们工人的劳动热忱，副业生产完全是自动的，我们前方战士在拼命作战，我们多劳动一些怕什么？！”

　　思想工作做通了，工人的面貌焕然一新，明白了为自己劳动这一真理，从“要我干”，到“我要干”，不但能安心工作，生产之外，工人还承担了副业生产。要想火车快，全凭车头带，工会的整风运动，请群众批评监督，让官僚主义作风一扫光，干部下基层蔚然成风，帮助工人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生产计划，产供销碰头，减少浪费，保障需求。

　　人工排字的印刷工人，延安，1944年，（美）福尔曼 摄

　　工人的积极性提高了，劳动强度自然随之增长，光喊口号，光精神鼓励，显然是不行的，赵超构发现工厂在配套福利方面，也是真金白银，实实在在。总之主打一个不让老实人吃亏，各项奖励政策和劳模选拔，也完全向基层下沉，向一线倾斜，体现出工会深入群众、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还制订学习制度，节假日期间组织秧歌舞、演新旧戏，给了工人前所未有的受教育机会。

　　这让外国记者和国统区来的记者，感到新鲜而有益，当然那几个特殊“记者”除外，不断煽动着去发现他们希望看到的东西。

　　但赵超构、斯坦因和福尔曼，还是在参观工厂结束后，在工人们的盛情邀请下，在《批评簿》上写下了他们的观感。

　　正在加工零部件的铸造工人，1944年，（美）福尔曼 摄

　　“参观了本厂的一切，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工作上的创造性，务的自觉性，及集体批评的力量，是建设事业的必要性。——赵超构

　　“我没有资格对这里的工作有什么批评或建议，但看到在困难下勤勉工作之后，我觉得完全有资格批评那些使这些工厂和这些工人不能得到工具和原料，以便他们对中国革命和战争能有更大得多的贡献之人们了。——斯坦因”

　　“我很少看到这么集中表现出来的谦虚和真诚，我所感到印象的，不是你们干了些什么，而是你们没有东西而制造出东西来，我祝你们成功。——福尔曼”

　　延安街头正在上演的抗日活报剧，1944年，（美）福尔曼 摄

　　那些“造谣社”记者，还有那些国民党两统特务，不希望中美人民大对账，更不希望本国人民知道延安与重庆的不同，他们希望中美人民知道的是国民党许可的，由他们精心制造的“新闻”。

　　都是些什么货色呢？

　　斯坦因说：

　　“但是几个星期后，当我们的中国同行和三位国民政府派来的向导回去后，接受国民党津贴的重庆民力通讯社就发出了来自西安的下列电讯：

　　延安反映诺曼底登陆的活报剧中的艾森豪威尔，1944年，（美）福尔曼 摄

　　‘该团途经各地，罂粟花怒放，蔚为奇观。

　　某记者最近有函自延安寄至山西三民主义青年团支团部，详述其见闻：信中附诗一首如下：

　　‘到处长着一种奇异的花/我可不知道她的名称/下骑借问老者/他们都摇头摆手/缄口不言’”

　　延安市场上的买卖人，1944年，（美）福尔曼 摄

　　对此，斯坦因调侃道：

　　“难道这就是重庆用来功绩CPC的那种情报吗？也就是向委员长报告的那种情报吗？”

　　爱泼斯坦更是直接指出：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谎言，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真实的是，外国记者谁也没有看到一株罂粟，更不用说‘繁茂壮观’了。尽管记者团经过的许多地方都是西安当局事前都向他们保证那里种有鸦片，可是记者团中没有一个中国成员在此地逗留时说过，他曾看见过种有罂粟。许多团员，包括政府代表在内，在谈话过程中说，他们未能找到罂粟，尽管全团人员因为原先听说的情况而对这件事十分注意，不会放过小小一点迹象。”

　　延安街道上的行人，1944年，（美）福尔曼 摄

　　除此以外，混在记者中的特务，还不忘干点他们的“正事”。

　　军统特务原景辉在延安，还不忘跟军统洛川组的特务接头。当然这一切都在我方的掌握中，我们也没动他，让他继续把戏演下去，戏别太过就好。所以逃台后，原景辉写回忆录，才能自我吹嘘：

　　“幸我处惊不变，态度冷静，从容地化解应付过去，达成上级交付‘知彼’之任务，如今时隔六七十年，每一想及，犹有余悸。我本愚鲁反应迟缓，而当时不知哪来的机警，妥善应付，未露丝毫破绽，如稍有支吾迟疑，身份必会暴露，后果不堪设想，虽万死难辞其咎。这可能是我列祖列宗、天地父母的感德、庇佑，感恩不已。”

　　挖窑洞，1944年，（美）福尔曼 摄

　　作为老牌特务，其中深浅，原景辉当然知道，可他后来不管是面对戴笠，还是蒋经国，都只讲“结果”，不讲细节，反正有些细节只有他自己知道，怎么说都是“功在党国”，你懂的。

　　不过，私底下国民党方面的记者，又是怎么想的呢？难道他们一点人味儿也没有吗？完全分不出好赖吗？显然也不是这样的。斯坦因后来就说：

　　“在和国民党同业的谈话中，我注意到很多人，当他们发现，一旦潜伏的精力得到自由和刺激，一切阶级的普通中国老百姓在最困难的情形下能够做的事情时，一种忠心的矛盾使他们苦恼，他们对于中国的爱国的忠心使他们倾向于承认延安的许多成就，因此对中国前途更有希望。”

　　延安“三三制”的参议会，1944年，（美）福尔曼 摄

　　还是那句老话：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不知不觉，参观团在延安已经访问了一个月，大家纷纷向仲供方面表示，希望到八路军前线访问，看看CPC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所谓“人民战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外国记者中，福尔曼的态度最具代表性，他显然对仲供方面讲到的敌后根据地的一系列战果，心存怀疑。

　　八路军和民兵，1944年，（美）福尔曼 摄

　　特别是当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告诉他：

　　“目前，我们已经从日本人手中收复的失地，比太平洋战争开始时晋察冀根据地拥有的土地还多。我们现在对敌军仍然采取攻势。”

　　此时，福尔曼心里想的却是：

　　“这看来像一个夸大的谈话。到了敌后前线，我会证实他所说的一切。几个星期后，我将动身到前线去，他们允许我到那儿去看看人民战争的威力；同时，我也愿意听到关于它的起源、它的现状以及它的发展的更多消息。”

　　延安王家坪，参观团与延安领导合影

　　当然，国民党方面是不希望中外记者深入到抗日一线，因为那样就会彻底戳穿国民党，一直以来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污蔑，成为中外媒体和人民的笑柄，进而扩大仲供及其领导军队的影响力。

　　原本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喧部提出的附带条件，就是你们要延安采访，必须答应的条件中，专门写了一条必须在CPC区至少待三个月。蒋介石心善吗？当然不是了！蒋介石曾告诉胡宗南，他的小九九，说：

　　“至外国记者考必须限以三个月为最少时期，则匪之内情与宣传及其欺诈手段当可暴露若干，此亦重要之对策耳。”

　　参访团成员和王震、朱德、李鼎铭、周恩来、贺龙、林彪合影

　　蒋介石是非常自信的，他觉得中美人民真的大对账，必然优势在我：

　　“余信十分之六有利于我，且欲揭破供匪之虚伪与恶劣之宣传，亦非如此，不能唤醒美国朝野之迷梦也。”

　　结果呢？

　　一线具体干活的心里最有数了，这才看了一个月，记者们就越来越表现出“亲共”倾向，延安没看够，还要到华北敌后根据地看看八路军和老百姓，具体是怎么在CPC的领导下，与日伪进行斗争的。真看了，我们长期设置的新闻缝锁，以及由此带来的信息差，还不得彻底破产？谁还相信国民党的宣传，国民政府的信用不得破产吗？

　　延安干部与市民的一次日常会议，1944年，（美）福尔曼 摄

　　如此下去，大家回去，发出点什么不合上官口味的报道，即便新闻缝锁，他们私底下嘀嘀咕咕，也影响恶劣，传出去好说不好听不是？搞不好摘掉我们哥们的顶戴花翎，再批发下红帽子，就彻底断了前程，总不能我们也投共吧？

　　思来想去，领队谢保樵和副领队邓友德，决定硬气一把，公然给“委座”指示打个三三折，三个月实在太久，一个月就够了，该走了，再不走，国民党都得变成CPC了！

　　于是，参观团内部开始争论，走还是不走，多数人真想继续看下去。但是外国记者不在乎国民党方面的威胁，中国记者却不能不考虑饭碗。几经搏斗，由中央日报和中央社记者从中活动，逼迫态度中间的《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出面，提出急回重庆的要求，那位美籍天主教神甫夏南汉也表示赞同。最终，等于把参观团里的大多数人，给硬拽走了。

　　标语和城门下走过的民兵，1944年，（美）福尔曼 摄

　　当然，赵超构、孔昭恺，还有夏南汉的心里，具体是怎么想的，谢保樵、邓友德就不管不顾了，反正这趟没出啥事，你回去写啥说啥，到时候自有人擦屁股，跟我们哥们就没太多关系了。殊不知，这些人的内心其实已经在发生着悄悄的改变。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在回去的名单中，竟然没有武道！

　　就是那位国民党中喧部的顾问，素来被认为倾向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喧部也向蒋介石打了保票，说这位熟悉中国国情，了解CPC内幕，而且与国际宣传处有密切联系，参加西北行，必有优良效果的美国记者。他不但没有跟队返回，反而跟着福尔曼、斯坦因和爱泼斯坦，兴致勃勃表示没看够，还想继续到CPC的其他根据地去看看。

　　这下国民党方面就不好收场了，你能管住中国人，却管不住洋人。

　　福尔曼与民兵，1944年，（美）福尔曼 摄

　　又：终于发现“窍门”了，就是写那些特殊名词，甚至一些图片，必然影响流量，也就是凭泰的宣推算法，决定这篇文章控制在多大范围内，大家能不能看到，所以不得不继续折腾。没办法，原因都懂，虽然很无奈。

　　本来本周想写篇冀鲁豫的基层两面政权，一个白皮红心村长（地下党），怎么应付日伪，积极抗日的故事。无奈跟书商扯皮，有些油印和手写材料，对方憋着劲，实在讲不下价。我又没有固定狩如，倘若付了，他是心满意足了，我家孩子的辅导班和红烧排骨，可就没着落了。

　　所以实在抱歉，魏博上说好，要放的内容，又得无限期延长了。

　　西北参观团这个内容，不少朋友催更，但我也得看大量的史料，才能去写，更别说还要考虑诸位的搭尚，够不够我一周的开销，毕竟我只是个自媒体个体户，又不去凑热闹，更不去胡编乱造凭泰认为受众感兴趣，必定力推的某些玩意。

　　啥玩意呢？比如这张，所谓的“随子（杜聿明）上前线的高兰庭”，你猜她实际上是谁的妈？这位老太太身边左右，被裁掉的，她实际上的儿子、儿媳妇是谁？

　　很多打着“历史”旗号的自媒体，包括抖音、头条的所谓历史大V，懂历史吗？肯下功夫翻阅一手史料吗？但人家就是火！说句难听的，一群历史发明家，不是普及历史，而是提供历史情绪，什么历史情绪，为啥平台推？你懂的，这才是要害！更可怕的是有些地方正负，出于种种原因，也在推波助澜，这就纯属“政治乱轮（你懂那个字）”了！

　　有朋友出主意，说你这样那样，你就火了，狩如肯定上去。问题是以这篇为例，多少“错别字”，凭泰能放过吗？我怎么那么大面子呢？

　　所以，您真为我好，多转转我的文章，方便的话搭尚几枚铜子儿，我就感激不尽了，说那些，没啥用，真的，话不好听，事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