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如果打倒一个皇帝又上来一个皇帝，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岂不是白搞了吗？

　　我们不能在原则问题上让步。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砸烂旧的

　　国家机器，让广大劳动人民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上层建筑的权力，不

　　需要有一个皇帝带领一班官僚垄断集团，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欺压老百姓。”

　　话说1971年7月中旬，毛泽东和林彪进行了一次长谈。他问林彪：

　　“最近在看什么书呀？”

　　林彪回答说：

　　“按照中央的规定，在研究那6本书，争取从理论上彻底弄通马克思主义。过去的一些提法我作了反省，觉得还是主席提得好，提得科学。我正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纠正。我决定今后严格要求自己，事事听主席的话，照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我还是那句老话，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林彪说：

　　“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也认识了错误，为了使他们能够检查过关，他们找我，我一概不见。各人的事各自管，脱了裤子割尾巴，彻底把问题谈清楚。”

　　毛泽东仍然以诚相待，他说：

　　“这种回避政策好。你住在北京，他们一过不了关就找你，弄得你也很为难。干脆离得他们远些，让他们绝了退路，就会检查得深刻，也容易取得谅解。所以，我主张你还是到北戴河去，等开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再回来。事情也就结束了。”

　　林彪说：

　　“主席，我听你的。自从我认定并决心跟着你干到底的时候，我就没有动摇过。”

　　毛泽东十分重感情，他看林彪讲得甚是动情，马上说：

　　“你的错误我来保，但检查是需要的，也应该欢迎同志们对你提些意见。我看起码有两条应引起你的注意：一是山头主义，二是骄傲自满。这两条可以做自我批评。我看九届三中全会可以搞成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你带个头怎么样？”

　　林彪点点头，表示接受毛泽东的建议。

　　据纪登奎回忆说：“当时，毛主席就是准备在党的九届三中全会上把张春桥选为党的副主席，是增补，而不是把林彪选下来。作为一个过渡，最后解决林彪的问题。这一点，毛主席在小的范围已经打了招呼，和我就谈过。他说：‘党的核心里还要有文的，不能光是林彪一个武的。文的要年轻一点的，经过文化大革命考验的。’ 我问道：‘张春桥是否可以？’ 他点点头。看得出来，毛泽东对上海的那几个人有好感，是想重点培养的。但是毛主席这个人有他自己的领导艺术，那就是真正地搞五湖四海，而不是搞自己的小山头、小宗派。这一点，毛主席是光辉的榜样，值得历史大大的称道。他说：‘革命总是要多团结一些人，不是只是少数人。反对我的人，也要选几个代表。’”

　　再说毛泽东和林彪谈话后，江青对毛泽东说：

　　“林彪这个人城府太深，把权位看得太重。这次批陈整风，挖了他的墙角，在他的小集团中掺沙子，他是不是会真心认错？”

　　毛泽东说：

　　“无论怎样，批评一定从严，路线问题上不能含糊。如果打倒一个皇帝又上来一个皇帝，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岂不是白搞了吗？我们不能在原则问题上让步。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让广大劳动人民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上层建筑的权力，不需要有一个皇帝带领一班官僚垄断集团，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欺压老百姓。”

　　江青说：

　　“你说的道理我都明白，只是如何做好林彪的工作，是当务之急。”

　　毛泽东说：

　　“你要多接近林彪他们，继续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7月17日，林彪带着叶群离开北京飞往北戴河。吴法宪等人前往机场送行。叶群说：

　　“首长说我们不能在北京啦。”“我们到北戴河避开这个嫌疑，防止人家说是我们指挥的。”

　　吴法宪这次发现“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也不讲，和以往完全不同，很反常（1983年吴法宪谈话记录——笔者注）。”

　　这段时间和林彪有过接触的黄永胜等人，也都有这种感觉。

　　7月底，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向大家推荐了一本晚清小说《何典》，他特别指出了书中的4句话，说的是：

　　“说嘴郎中无好药，死病无药医，药医不死病，一双空手见阎王。”

　　明眼人一看便知此中内涵。

　　7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重要消息，消息说：第7、8期《人民画报》合刊和《解放军画报》合刊将于8月1日出版。“两本画报都以单页篇幅刊登了毛主席的照片。刊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把林副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了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消息中所说的林彪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照片，就是江青在6月9日为他拍摄的题名为《孜孜不倦》的那张照片。

　　7月31日这一天，从4月15日开始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终于结束了，会议通过了一个由迟群起草、由张春桥和姚文元修改定稿、经毛泽东审阅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在8月间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全国各地。

　　迟群，1932年生于山东省乳山县海阳所镇，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加入中国**，担任834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1968年，迟群、谢静宜与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起进驻清华大学，成为负责人之一，他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7月，国务院科教组成立，接管原教育部和国家科委的工作，迟群成为科教组的主要领导成员。1971年下半年，迟群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成为“梁效”（北大、清华）写作小组主要负责人之一，同时又是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

　　1971年8月8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对吴法宪说：

　　“吴法宪同志，主席看了你的检查，还是不满意的呀！你的好多问题并没有交代清楚。我们希望你能够在四届人大会议之前，把你所参加的阴谋活动都讲出来，这样好给大家有个结论。能否过关，就看你们的了。”

　　吴法宪听了很紧张，就和邱会作商量要去林彪家里。邱会作说：

　　“现在只有林副主席能够救我们了，只要他下了决心，我看一切问题都会好办的。”

　　当天晚上，他们俩一起从人民大会堂直接到了林彪家。此时，林彪和叶群为了参加四届人大，已经从北戴河回到了北京。叶群出面接待了他们。吴法宪说：

　　“看来这次四届人大的关不好过了，检查已经写了，再也没法子写了。江青这个人几乎天天都在召集一些人开会，给他们布置如何对付我们，四届人大会议又要往下追问题，怎么答复？”

　　邱会作说：

　　“就是死，我们也不能把林副主席给端出来，我们就是要死保林副主席。”

　　叶群听了说：

　　“四届人大会议比华北会议大得多，不是那么容易过关的。事情无法预料，那么多代表，你们不端101，别人要端，如果追问下去你们怎么办？”

　　吴法宪说：

　　“大不了我下台，反正要保林副主席。”

　　叶群这才神秘兮兮地对他们说：

　　“办法总是有的，天无绝人之路，豁出来干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脑袋掉了不过是块碗大的疤。”

　　邱会作说：

　　“要死也只能是我们死，不能让林副主席受损失。”

　　叶群说：

　　“不只是保林总的问题，林总和你们怎么能分开呢？黄永胜、李作鹏、胖司令和你邱总长，都要保。你们靠林总，林总也靠你们，就是这么几个老战友，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不能再受损伤了。”

　　谈话结束后，吴法宪、邱会作临走的时候进去看了看林彪。林彪比前一段削瘦了，但是眼睛很有精神。林彪握着他们的手说：

　　“你们要多保重，不要怕，怕也没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车到山前必有路。事情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他们敢把我们怎么样呢？”

　　另有一个资料说：1971年8月8日夜，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叫吴法宪去找叶群，把毛泽东给林彪手书的《龟虽寿》要回来。吴法宪回忆：“周恩来说，康生病了，情绪很不好。他向毛泽东提出，写几个字慰问康生。可写什么呢？毛泽东想到了以前曾给林彪写过《龟虽寿》，就要周恩来去找回来，作为范本”（此时毛泽东因健康原因已经写不好了——笔者注）。此时叶群因乳房发现肿块，怕是癌症，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正在301医院检查。吴法宪和邱会作一起去毛家湾，叶群当即叫林办秘书找出毛泽东书写的《龟虽寿》。吴法宪回忆：“拿到这幅字后，我立即给周总理打电话。周总理叫我派人把字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处理完这事后，我和邱会作就告辞了。”

　　请注意，毛泽东1963年12月14日在给林彪的信（手迹有6张宣纸，信封1个）中写有一段关于《龟虽寿》文字的手迹，是在一张宣纸上，上文说的可能是指这一张。至于书赠林彪的《龟虽寿》手迹，至今还没见到过，这个说法值得后人进一步考证。

　　8月中旬，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3人关于中共中央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准备情况的汇报。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

　　“我和林彪同志都不当四届人大代表，我们也不出席四届人大，一切都由你们自己召开。”

　　张春桥马上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他高兴地说：

　　“主席的决定英明正确，具有深远意义，是任何人不能比拟的。”

　　毛泽东又说：

　　“听说南方几个省批陈整风搞得不太好，我下去摸摸情况，顺便游游泳，观观光，换换空气。”

　　他还交代说，在去南方巡视期间，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周恩来3人见毛泽东要去南方，又无法劝阻，就让江青出面做工作。江青急如星火般地赶回中南海，进门就说：

　　“主席，你已经77岁了，不能事事跑到前面去了。再说，南方情况比较复杂，有些人的情况很可疑，要注意安全呀。我不同意你去。”

　　毛泽东诙谐地说：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他还学着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的样子唱道：

　　“壮志撼山岳，雄心震深渊；誓把座山雕，埋葬在山涧。待到那与战友会师百鸡宴，捣匪巢定叫他地覆天翻。”

　　江青不由得笑了，她说：

　　“你去我不反对了，那也得让我去。”

　　毛泽东连连摇头，说：

　　“不行，不行。你在北京要协助恩来、春桥，解决好一部分同志的思想转变。批陈整风还遗留下很多问题，要费很大的气力才能解决好。我出去之后，会随时和你联系的。”

　　据纪登奎回忆说：在南巡前“毛主席在北京时调动了军队，对北京的部队作了周密的安排，就是对中央警卫局和8341部队也作了安排。当时，毛主席对汪东兴也是不那么相信的，但是为了稳定形势和政治上的需要没有动他。加上林彪也并不那么信任他，所以毛主席并没有动他，反而更加把他放在自己身边观察。当时，毛主席曾经对我和张春桥、江青，还有几个军队的干部说：你们对汪东兴不要再说什么了。如果把他搞下去，外面会说，你们看，连毛泽东的警卫局长都反对他，可见他到底怎么样？我身边的人，你们可以观察，也可以提高警惕，但是不要惊动，这是大局。这就是毛主席的态度。”

　　再说8月15日下午1点，年近78岁高龄的毛泽东在汪东兴、张耀祠陪同下，秘密地离开北京，前往大江南北巡视，“要到南方动员各路诸侯”。

　　这一次南巡，他的专列是两列同样的列车，一前一后，前面的前卫专列开道，后面的本务专列押尾。两辆专列上配备了100名全副武装的8341部队战士。

　　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湖北武昌。在武昌车站，毛泽东和刘丰、汪东兴谈了话，说是要在武昌多住几日。

　　8月17日，毛泽东找了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还有刘丰和汪东兴，继续谈话。毛泽东亲切地先向刘丰询问了他在中央苏区5军团时的情况，又问刘丰有关湖北、河南的情况。刘丰汇报说：

　　“湖北、河南的情况不错，人心比较稳定。”

　　毛泽东感到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他严肃地说：

　　“笼统地这样说也可以。要细想起来，这样说是应付差事。在你们这里，有些地方还在动，有些地方没有动。有些地方的意见是不少的。”

　　毛泽东话锋一转，说：

　　“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他接着说：

　　“我们这个党已有50年的历史了，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党，是犯了路线错误。全国胜利以后，高、饶就想夺权，搞反党联盟，没有夺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他说：

　　“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

　　在座的几个人都检讨自己犯了错误。毛泽东说：

　　“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3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他还说：

　　“什么‘天才的’，我不是天才，读6年孔夫子，读7年资本家的洋学堂，我到25岁那一年，在1918年开始读马列主义。”

　　毛泽东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的时候说：

　　“搞突然袭击的一些情况，至今也还不清楚。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也可能救不过来。有了错误就要改，如汪东兴同志，分别几次在7000多人面前，讲他自己的错误，他接触最广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团，7000多人的单位，这怕什么呢？他不怕。

　　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

　　他转对刘丰说：

　　“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开99人的会（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99人——笔者注）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听说连总参二部部长这一级的人都还不知道，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军区、省军区常委要研究一下。暂时不忙，待提中央讨论后定。”

　　毛泽东还说：

　　“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

　　有人谎称：

　　“黄永胜那里早就不是了。”

　　实际上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此时还是黄永胜办公室的主任。毛泽东强调说：

　　“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只有两个文件，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我口述，别人记录的，最后还是经过我自己修改印发的。其中一个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他继续说：

　　“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3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38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这是甩石头。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是掺沙子。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改组北京军区，就叫挖墙角。”

　　他还说：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一次话，一个问题是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100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 这不符合实际。还有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6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6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另一个问题，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60岁以下、30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同志等。这次谈话后，至今还未有什么反应。”

　　最后，毛泽东说：

　　“今天就这样吧。你们4位，明天、后天讨论一下。”

　　他还特别交代：

　　“大家都先不要传达，我讲的是个人意见，先打个招呼。”

　　8月21日，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了16日谈话后的讨论情况，毛泽东说：

　　“你不讲，人家也记得。早晚要讲，捂是捂不住的，这是害人害己。”

　　他还说：

　　“如果不是他（指林彪——笔者注）交代叫听她（指叶群——笔者注）的，为什么4个人（指黄、吴、李、邱——笔者注）都要经过她呢？为什么讲话稿不请示我呢？检讨为什么要请示？这个问题要解决。”

　　8月25日，毛泽东要同华国锋谈话，汪东兴就打电话把华国锋从北京叫到了武昌。

　　8月25日晚，华国锋随着汪东兴来见毛泽东。毛泽东让华国锋坐在身边，汪东兴坐在一旁，他说：

　　“你来了。”

　　毛泽东见华国锋胸前戴着他的像章，就说：

　　“你还戴着？看见就讨嫌，不要戴了。你们现在忙什么？”

　　华国锋回答说：

　　“我刚到国务院，着手了解工农业生产的情况。我向毛主席作个汇报。”

　　毛泽东有点严肃，说：

　　“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道为什么掉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他接着说：

　　“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经过50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陈独秀81个人组织‘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转为托派。有个刘仁静，他见过托洛茨基，此人比我年龄小，现住北京。罗章龙另立中央，没有成功。此人现在湖北当教授，是浏阳人，现叫罗敖阶。张国焘在长征路上，自立中央，也没有搞成。高、饶想夺权，没有夺成。有人说3年灾害是我搞的，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后来北戴河会议，讲了形势、阶级、矛盾，才好转了。我批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座谈会的纪要，在中央的批语中加了‘认真研究’4个字，不加怕各大军区马虎过去。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23、24、25这3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3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上一中、一师7年是读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到马列主义。”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6号简报时，毛泽东问华国锋：

　　“你在庐山会议上念那个称‘天才’的宝贝了吗？”

　　华国锋说：

　　“我没有见到那篇东西，但是我听军队的同志讲了，我从心里赞成主席是天才，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我是拥护的。我也表了类似的态度。”

　　毛泽东说：

　　“你和他们不一样，人家是事先部署的，你是听了林彪讲话后有感而发，动机不一样。你以后多多读书呀。那个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这是我个人认为。将来党中央还要讨论。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不给李德生同志发，他们几位是井冈山山头一方面军的。一次当着他们的面，我说李德生你好蠢呀，不是一个山头的，宝贝如何能给你呢？会上念的称天才的语录，事先也没有谈过，也不知是哪本书、哪一页的，是说假话嘛。

　　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看到38军的报告很高兴，当即批了。把24军、21军、38军整得厉害，特别是把38军整得苦。还批了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文件和刘子厚的检讨等文件，这是打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脚。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他们没有插进来。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有，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路线要搞正，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以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汪东兴同志他管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团7000多人的范围，他分几次在7000多人中讲了自己犯的错误。犯错误愿意改正就好。”

　　最后，毛泽东对华国锋说：

　　“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还是几个原则。3个办法，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

　　8月27日上午9时，汪东兴和华国锋飞往长沙，安排毛泽东的住宿等问题。此时华国锋刚调到北京，仍兼任着湖南省委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

　　8月27日下午2时，刘丰到毛泽东的住处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同他进行了第二次谈话。他问刘丰：

　　“怎么样？”

　　刘丰回答说：

　　“这几天我想得比较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也犯了错误，起了哄，干扰了主席。去年主席谈了以后，我心情很沉重。”

　　刘丰所说的去年毛泽东同他的谈话，是指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从庐山回北京路过武汉时同他谈的一次话。当时刘丰的态度不明朗。毛泽东说：

　　“你沉重什么？问题不在你。问题在北京。”

　　他又问：

　　“方铭同志什么病？”

　　方铭此时是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刘丰没有回答毛泽东的询问。毛泽东便说：

　　“我们党50年，10次分裂，都没有分裂了。”

　　刘丰说：

　　“有主席领导，有主席思想，解放军也是分裂不了的。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说：

　　“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

　　刘丰说：

　　“主席还是管的。”

　　毛泽东说：

　　“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

　　他又把话题转回到九届二中全会问题上，他说：

　　“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

　　讲到九届二中全会后采取的措施时，他说：

　　“我的办法是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在庐山，5天时间我写了700字，打了这样一块石头。以后批了38军的报告。他们把38军整得那样苦。还批了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刘子厚同志的检查。

　　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郑维山能指挥解放军？华北8个军，就有5个军反对他们。天津的66军就不听他们的嘛！他们要把那几个坏人塞进天津市，66军就反对嘛！就是那3个军，还有军长、政委，师长、政委，团长、政委，会听他们的吗？

　　李先念这个人，比较正派，比较好。我要李先念同志也参加军委办事组，考虑再增加一些人，掺沙子。是不是其他军区也参加些人。

　　我七老八十了。希望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党的方针是允许改正错误的。如某些同志，我们还是信任的。”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为《国际歌》，列宁在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时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100年了!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

　　他问刘丰看到过新印的《国际歌》歌词没有？刘丰说没有看到。毛泽东叫张玉凤去拿。张玉凤说，印的歌词和材料都已装箱上车了。毛泽东说：

　　“到火车上再给他。”

　　刘丰问：

　　“翻印一些下发，可不可以？”

　　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刘丰等人送毛泽东到车站上车。刘丰扶毛泽东坐下后，张玉凤拿来《国际歌》歌词。毛泽东要张玉凤、吴旭君唱，他同刘丰也跟着一起唱。唱一段，毛泽东讲解一段，还讲解了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的文章。他还说：

　　“我们唱了50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10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10次、20次、30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脚的。”“究竟是英雄创造世界，还是奴隶们创造世界？我是历来主张奴隶们创造世界的。《国际歌》就是讲要团结，讲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团结。”

　　唱完《国际歌》，毛泽东又与刘丰等人一起唱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动情地对刘丰说：

　　“是呀！你看，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呀！”

　　最后，毛泽东叮嘱刘丰说：这次在武昌同他的谈话，不要告诉别人。可是没过几天，刘丰就在9月5日告诉了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此事后话。

　　据列车员岳素花回忆说：“在武汉，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的秘书向我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要学唱两支歌，《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但要唱，还要学着去做。’”

　　离开武汉后，毛泽东在专列上让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叫吴旭君、张玉凤和大家一起唱这首歌。当大家唱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时，毛泽东说：

　　“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

　　后来警卫部队和专列工作人员一路上都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反复学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两首歌。

　　8月28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接见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和广西的负责人韦国清。他一开始就不留情面地对丁盛、刘兴元说：

　　“你们和黄永胜关系那么深，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那怎么得了呀？”

　　接下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1970年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个大将以外，搞了那么长时间。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24到25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3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7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说不要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或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毛泽东不指名地点出了林立果，他说：

　　“好的要表扬，但也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的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这么捧，这有什么好处？其实是害了他。”

　　8月30日，毛泽东再次召集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他说：

　　“怎么样？你们吹了两天啦，现在不要做结论，结论要由中央做。99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5位大将的检讨。”“都认为这个问题解决啦，作了总结嘛，其实还没有解决。”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与前9次不同，前9次都作了结论。这次没有做个人结论。是要保护林副主席的。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那一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毛泽东最后说：

　　“不要公开地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做结论。你们只是说9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只是说现在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想我们的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高级干部应该弄清我和你们吹的这些。”

　　欲知此后毛泽东去向何方，有何重要发现？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和林彪谈话中说：“你的错误我来保，但检查是需要的，也应该欢迎同志们对你提些意见。我看起码有两条应引起你的注意：一是山头主义，二是骄傲自满。这两条可以做自我批评。我看九届三中全会可以搞成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你带个头怎么样？”当面告诉林彪“你的错误我来保”，表明毛泽东要保林彪的初衷没有变。同时指出林彪“检查是需要的”，对“山头主义”、“骄傲自满”“这两条可以做自我批评”，带头把九届三中全会“搞成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还是一个“批”字。直到此时，毛泽东对林彪的“政策和策略”依然是表里一致，坦诚如故。真可谓是仁至义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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