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然，我母亲非常美丽。这是公认的！”

　　初秋的傍晚，落日余晖浸了几分阴柔，几分伤感，笼罩着百年老屋幽暗的客厅。天光透过缝隙，斑斑驳驳，洒在油漆剥落的地板上。靠墙立着的木架，窄窄的，略微倾斜。巴掌大的镜框里，嵌着一枚黑白照片。女郎正当妙龄，身穿深色毛呢大衣，发髻上斜扣了一顶贝雷帽，明眸皓齿，优雅端庄。

　　光线太暗，拉开落地灯开关，才看清了老屋主人。他的腿跛了，坐在单人沙发里，双手握紧拐杖，竭力挺直了腰板。花白的头发久未修剪，似秋风中野草，散披在额头、肩上。唇角紧抿，双颊深陷，凸显出一条条刀刻斧凿的沟壑。时光倒流。蓦然想起狄更斯笔下的流浪汉，破帽遮颜，孤独地徘徊在雾伦敦街头。

　　“你母亲和白求恩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你了解多少呢？”懒得抽丝剥茧，我便单刀直入了，“你，有没有可能是白求恩的儿子呢？”

　　老人被傻话逗笑了，露出几颗残存的牙齿。“那怎么可能啊！一算就知道了嘛！他们俩最后一次见面，是1938年年初。从那以后，白求恩就再也没有返回过故乡。而我呢，是1942年才出生的啊！”

　　哦，真希望他的出生证上记错了。那该有多么美妙！

　　2

　　在加拿大生活了几十年，风闻过围绕着白求恩医生的不少逸闻趣事。诺尔曼·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这位中国人民心目中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在他的故乡，却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其多姿多彩的一生，除了在身后留下众多感人肺腑的不朽篇章之外，也激发了想象力丰富的作家灵感如泉，任思绪飞扬，探索人性之深邃复杂。

　　西方社会对白求恩的微词，除了源自冷战思维的影响之外，也基于他在婚姻恋爱上与众不同的率性与浪漫。

　　我却不以为然。因我看到的，是一个直面真实的勇者。那种果敢与坦诚、光明与磊落，相较于遍地开花的投机钻营、世故圆滑、谄媚逢迎、尔虞我诈，恰是人类稀缺的珍贵品质。

　　“白求恩绝非完美无瑕。”我的师姐熊蕾如是说，“事实上，恰恰是中国革命、**领导下的中国军队，还有中国的老百姓教育和影响了他，最终成就了一个英雄人物的形象。”

　　诺尔曼特立独行的个性、招致非议的举动，使他在自己的祖国成为备受攻击的对象。那积压已久的郁闷和沮丧，在抵达东方的神秘古国之后，才终于得以释放。

　　在写给故乡朋友的信中，他曾经如此形容自己的心境：

　　“此处的生活，既粗陋又艰苦，我却乐在其中。虽然十分劳累，我却很久都没有如此快活过了。我感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正在做的，恰恰是我希望从事的工作。我的财富来自于每时每刻都有重要的工作来做！我深深感受到自己被需要时的那种欢乐！

　　“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我无比幸运，因为能够与那些真正把共产主义作为生活准则而不仅仅是奢谈和空想的人们为伍，并肩奋斗。

　　“在中国人这里，我找到了真正的战友，他们属于人类最高尚的那一类别。他们目睹过残酷，但他们懂得温柔。他们品尝过艰辛，却懂得如何微笑。他们忍受过巨大的磨难，却拥有坚韧、乐观、智慧与安详。我逐渐地爱上了他们。而且我知道，他们也同样爱着我。”

　　加拿大政府拍摄的纪录片《白求恩》中的结束语是这样说的：“他死在一个群星灿烂的夜晚。他知道——我们都知道他要死去。我们无法忍住哭泣。我们翻山越岭，扛着他那已是很轻很轻的尸体，走了很远很远。村里的乡亲们都来了。他们全都哭了。苍天也哭了。我们要在群山中为他建一座陵墓。”

　　消息传至延安，毛泽东挥笔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文章《纪念白求恩》。从此，在中国人民心目中，耸立起一座丰碑。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2009年深秋，在白求恩大夫逝世70周年纪念日，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和魁北克孔子学院联合举办了一场研讨会，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午间休息时，全体与会者步行了二十几分钟，穿越蒙特利尔闹市区，来到一条繁华的大街上。在晴朗的蓝天下，伴着《国际歌》的乐曲声，我们轮流上前，向矗立在街头的白求恩雕像，敬献上一朵朵芬芳美丽的鲜花。

　　在那个动人的时刻，仰望秋风中飘然而落的红叶，我情不自禁泪流满面。可叹街头驻足观看的众多行人，几人明白我悲从何来？那绝非单纯地对一个英雄人物的崇拜。那关乎我们回首来路，检视足迹时，对人生价值的自我审判。

　　3

　　2013年夏天，为了推动一个与白求恩相关的文化项目，我在暑热中回到祖国，拜会了位于京西的“白求恩精神研究会”。

　　在那里，我得知了一个令人喜出望外的消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照片，珍藏在加拿大！

　　马国庆大校拿来了那张照片的复印件。那是一张年代久远、颜色泛黄的黑白照。一眼扫过，我便断定，这是真实的，绝非伪造！

　　白求恩和毛泽东侧身并排而坐，从姿势上看，似乎是坐在那种称为“马扎”的小板凳上，在一个光线幽暗的场所，也许是延安的大礼堂，与其他人一起听报告，抑或是观摩文艺演出。那时的毛泽东还很年轻，头戴大家都熟悉的红军帽，双手托着下巴，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前方。

　　据说，照片的拥有者是一位叫比尔·史密斯的老人。他居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长期以来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但由于他对中国怀有的深厚感情，才与一个中国移民相识交往，并向他展示了自己收藏多年的珍贵文物。

　　由于语言障碍，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只能通过那位华裔移民与比尔沟通。但是，不知何故，那位华裔移民不愿露面。大家希望，我能够协助他们寻找到老人，接续起断线的风筝。我欣然允诺，将全力以赴，协助大家完成心愿。

　　返回加拿大后，我在网上搜索，发现原来早在2012年5月，当地的英文日报《伦敦自由报》就已刊登过一则由记者詹姆斯·瑞内采写的新闻《白求恩的遗物将会去中国吗》，报道了老人手中珍藏有历史文物这一消息。

　　居住在安省伦敦市的退休社会活动家比尔·史密斯小心翼翼地展开了一封信，那是诺尔曼·白求恩写给他母亲的。旁边放着一张照片，注明日期是1938年5月1日，是白求恩与毛泽东在中国的合影。史密斯的父母和这位令人尊敬的加拿大医生曾经是朋友。他正在寻找机会，把一些相关的资料出售给中国，因为那里是白求恩广受爱戴的地方。

　　“他们比我们更珍视这些。”史密斯说。他的双亲把这些留给了他。70岁的史密斯现在依赖退休金生活。出售这些遗物，可以帮助他支持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1938年，住在窑洞中的毛泽东正在领导中国**的军队抵抗日本入侵者。史密斯的父母和白求恩是在加拿大**的圈子里成为朋友和同盟者的。他父亲是加拿大工人阶层的新闻记者，在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中曾经领导了加拿大的志愿军纵队，与反对佛朗哥法西斯政权的共和军并肩作战。

　　“我父亲是第三位领导人，因为在他之前已经有两人牺牲了。”史密斯说。他父亲的朋友白求恩那时是医生，也去了西班牙。离开西班牙时，白求恩与史密斯的母亲莉莲重逢。此前，她曾因罹患肺结核而接受过白求恩的治疗。采用的治疗技术是白求恩首次发明并拿自身做过试验的。

　　“是我母亲说服了白求恩去中国的。”史密斯说。莉莲告诉这位医生，行动不是在西班牙，而应当在中国。史密斯的父亲本来就是出生在中国的传教士之子。这些相互关联的因素，促使白求恩投入了中国的战场。

　　......

　　白求恩去世前几个月，曾给史密斯的母亲写过一封信，同时也给其他加拿大**的朋友们写了信。这封寄给莉莲的信来自华北的晋察冀边区，时间是1939年8月15日。白求恩写道，他希望在11月份时回国一趟，专程去募捐。

　　“他的愿望却未能实现。”比尔·史密斯说，“中国有几处白求恩纪念馆。我真诚地希望，这些遗物能在白求恩纪念馆中让公众瞻仰。”

　　读罢文章，我抑制住激动，迫不及待地给《伦敦自由报》的这位记者打去了电话。经过数月之久的耐心等待，终于有了那个夕阳斜照的下午的会面。

　　4

　　夏天时，老人车祸受伤，步履艰难，已窝居家中，多日不出门了。据他讲，此前已经轰走了好几个登门拜访的不速之客，都是看到《伦敦自由报》后慕名而来的中国人。

　　他咬牙皱眉，勉强弯下腰，从茶几下取出一个牛皮纸袋，抖颤着双手，小心翼翼打开了一个已经破碎的巴掌大小的灰黄色信封。

　　“都在这儿呢，你慢慢看吧。当初发现时，就是这种模样。”

　　白求恩留下的信件和照片（王玮摄）

　　打开信封，展开里面那张边缘磨损、发黄的信纸后，露出了夹在信纸中间的二寸见方的珍贵照片。是真迹。比我先前看到的复印件小了许多。照片的背面，依稀可辨白求恩亲笔书写的潇洒的钢笔字迹：

　　毛泽东和白求恩

　　延安

　　38年5月1日

　　我不忍触碰那张布满裂纹、几近破碎的信纸，便把它平摊在面前的茶几上，俯身其上，借着落地灯投下的光亮，仔细辨认上面模糊不清的字迹，边看边译。

　　中国河北西部晋察冀军事区G.H.Q.

　　1939年8月15日

　　亲爱的，

　　我在中国地图上的许多城市到处给你发信，在延安发过，在北平也发过......殷殷地期盼着，你能收到它们。可是，看来你却像从未收到过一封。

　　今年3月和5月，我都从北平给你发过信，指示你到那座城市去。从北平城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十分方便，只需两天路程就够了。然而，我的联络人却只得到了这样一个回复：“没有经费。”后来，有几个传教士要返回加拿大去，其中一位十分同情我的处境，因此也给他们带过话。从春天到夏天，整个这段时间我都在河北中部停留，由于完全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经常接连数月都与外界彻底隔绝。

　　我准备回国停留几个月。我的工作需要很多钱，但我什么也得不到。我真不明白，从加拿大和美国筹集来的资金都去了何方？我在这儿建立的医疗培训学校中，有200位医生需要培训，每个月都需要至少1000块银元的经费。

　　我计划在11月动身，这样，在1940年的2月底就能到家了。因为我要绕道南方，路途遥远。

　　我曾给你拍过一封电报，让你不必马上来此地会合了，而应当留在加拿大等待我。至于我嘛，当然必须留在这里工作。如果你仍然保持着和我一致的想法，那么，明年你可以随我一起，同返中国。

　　我是7个月之前收到你最后一封信的。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收到过来自加拿大或是美国的只言片语了。

　　啊，上帝，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我极度疲惫，瘦弱不堪，已经精疲力竭了。也许，你不会再喜欢你的老家伙了！

　　再见了，亲爱的莉莲！

　　白

　　在他书写这封信的时候，岂能预料，恰恰是在两个多月后，也就是他预计要动身回国，为中国人民抗战募捐的11月12日那一天，他将要永远告别这个世界，长眠于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再也不能回到故乡了。

　　比尔拿出了另一张老照片，二寸见方，是白求恩大夫的半身像。虽然那时的诺尔曼已开始谢顶了，但比我们熟知的他在晋察冀边区的那些历史照片，此时白求恩的面颊尚圆润丰满，目光温存，唇角含着一丝顽皮的浅笑。

　　照片的背面，是他用钢笔书写的手迹：

　　给莉莲，

　　捎去爱，

　　白

　　38年2月6日于香港

　　“母亲在世时，从未和我提起过她与白求恩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耸耸肩，接着补充道，“母亲年轻时，患过肺结核。那个年代，肺结核与如今的癌症一样，几乎等于不治之症。大多数患者都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等候死神的召唤。我母亲是被他治好的。他摘掉了我母亲一半的肺叶。”

　　我抬起头来，盯着相框里那个年轻女人明媚秀丽的轮廓，陷入了惆怅。也许，获悉了来自遥远的东方那个令人心碎的噩耗之后，莉莲才终于放弃了重逢的梦幻，选择了做一个母亲，像一切普通女性一样，循规蹈矩，了却余生？

　　5

　　在比尔收藏的文物中，有不少是摄于西班牙战场的照片。其中一张，是身穿长大衣的白求恩蹲在水沟旁，正在小心翼翼地往水里放置什么东西。

　　比尔解释说，白求恩在西班牙战场上发明了输血技术之后，因为没有冰箱，所以只能把采集到的鲜血储存到酒瓶里，然后泡在河沟的冷水中保鲜。

　　西班牙内战以法西斯的胜利、共和军的惨败告终后，白求恩返回加拿大，十分沮丧。比尔说，是莉莲告诉他的，你应当去中国，因为那里的抗日战场更需要你。

　　“怪不得白求恩在他的遗嘱中，特意提到，要把那面八路军缴获的日本大旗，留给莉莲，作为纪念呢！”我说。

　　“是吗？”比尔面露惊喜，“我倒是不知道这件事。但是，你所读过的那本50年代出版的白求恩传记，是白求恩的战友们合写的。我母亲也是校对人之一。但她没在书中留下自己的名字。那个年月里，白色恐怖盛行，人人自危。我父母长期生活在警察监控下，曾数度遭到软禁。不得不小心谨慎。”

　　比尔说，母亲1977年过世后，他在整理遗物时，打开了母亲床头柜上的一只雕刻精美的漆盒。里面存放着的唯一物品，便是来自太行山的信函与照片。

　　我盯着这张曾被无数次地展开、叠上、又展开、又叠上、几近揉碎的信纸，悄悄地对自己说，在那寂寞无声的漫长岁月里，这个女人的内心世界，一定无比丰富、无比充实。

　　随着莉莲带往另一个世界的，也许，还有那一封封寄自太行山、如今下落不明的信件吧。多么遗憾，后世的人们，将永远无法寻找到那个被尘封的历史角落，揭开那也许是美丽、也许是忧伤的谜底了。

　　6

　　接下来，我与比尔老人接连数次会面，逐步了解到老人的无奈与心酸。

　　老人在青年时代就加入了**，和他父母亲一样，毕生致力于工人运动，曾多次遭到雇主开除，饱受失业带来的痛苦。最后，就连相濡以沫多年的妻子，也忍受不了生活的困顿，带着九岁的女儿离开了他。

　　步入晚年的比尔，贫病交加，不得不拿出珍藏了几十年的珍贵文物。当然，老人告诉我，他的心愿，是让这些文物能够存放到世界上最适宜保存它们的地方。

　　初秋时，国内有人来加拿大访问，我特意安排了比尔与来访者的会面。然而，来访者回国后，给我来信，希望我能劝说老人，免费捐赠那张合影照片。我深知此事不可行，甚至不忍心告诉老人。唉，怎么办？

　　这年深秋，中国作家代表团来加拿大交流。在火车上，因不能抽烟，大家无精打采，昏昏欲睡。无聊中，我讲述了与比尔的交往，以及受到的挫折。猛然间，几位文学专家都睁大了眼睛，纷纷鼓励我，把这个故事如实写出来。

　　我的报告文学《尺素天涯》2015年3月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后，引来了不少读者关注。有人出于公心，主动提出，想帮助可怜的比尔，但也有唯利是图者四处煽风点火，散布谣言，企图从中谋利。

　　接下来的发展跌宕起伏，横生曲折，但世上毕竟还是好人多。在中外众多有识之士的鼎力协助下，我终于克服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迎来了良好的局面。

　　2015年秋天，我为比尔·史密斯购买了机票，带着他来到北京，在9月9日那天，出席了由中国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中国出版集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暨纪念白求恩国际主义精神”的隆重大会，把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照片、白求恩写给莉莲的最后一封信，以及其他“二战”时期的珍贵文物，全部交给了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

　　第二天，我与比尔跟随着代表团全体成员，跋山涉水，驰入了太行山的深谷。在松柏常青的“抗日烈士陵园”里，大家在白求恩衣冠冢前敬献了鲜花，默默地致哀。

　　至此，莉莲与比尔母子两代人，经过长达76年的漫长等待，终于完成了他们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