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华东两个野战军在不同方向的作战发起后，国民党军方面的情况也继续在发生变化，决心游疑难定和内部纷争，国民党军向徐蚌线收缩兵力的决心和意图五心不定，乱象丛生。

　　徐州“剿总”刘峙判断：“四方共匪汇徐州”意在夺取徐州，深恐“徐州陷落”的他决定将兵力收缩于徐州附近以图应对，其措置为：

　　㈠令李弥兵团改向徐州东北大湖、荆山铺、茅村车站地区集结；令黄百韬兵团集结于徐州东南徐山村、潘塘、六铺圩地区。以上两兵团“各以有力一部占领阵地，阻断匪军，以主力集结适当位置，机动击破来犯之匪”。

　　㈡令邱清泉兵团仍位于徐州以西黄口地区，对付华东野战军从鲁西南向徐州前进的6个纵队（注：实为两个纵队）。

　　㈢令孙元良兵团主力（两个军）由蒙城地区“即兼程向宿县、符离集间地区集结”，务于10日前到达待命。第四绥靖区刘汝明“即以主力守备怀远、一部在定远、凤阳地区布防，并担任淮南路蚌埠、水家湖段护路”。孙元良兵团之第九十九军留守蚌埠。“剿总”直辖的第九十六军集结临淮关担任守备。

　　㈣第七十二军“应即加强徐州守备”。[1]

　　11月10日晨，蒋介石得悉华东野战军主力大举南下，黄百韬兵团处境危殆以及徐州“剿总”所作出的措置后，当下表示异议，“决令窑湾陈章六十三军与黄百韬兵团在原地防守，并令邱清泉兵团向东转进，先击破运河西岸陈毅匪部之主力”。据时任国民党军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将军回忆，蒋介石还以“戍灰防揮督電”对徐州“剿总”下达了指示：

　　㈠本应内线作战之原则，集中全力，先求运河以西徐州以东之匪而夹击之。为求决定性的胜利，宜尽百般手段，迟滞阻击由西东窜之共军第三、八、十三纵队越过津浦南段参加其主力军之作战。[2]

　　㈡黄百韬兵团之第六十三军应在原位置固守待援，其余各军不应再向后撤，尤应协同邱兵团夹击运河以西、徐州以东之共军。

　　㈢邱清泉兵团应以主力转用于徐州以东，协同黄兵团作战。

　　㈣李弥兵团应抽出一个军参加攻击。

　　㈤徐州守备部队应坚工固守，支持各方面对共军之攻击，形成战场之坚固支撑点，以利决战。

　　㈥孙元良兵团应即推进至夹沟、符离集地区（注：宿县以北）阻击共军之第三、八、十三纵队之东窜，并维护交通。

　　㈦刘汝明部即集结于固镇、宿县维护铁路交通，并清剿铁路两侧共军。[3]

　　然而刘峙毕竟身其境，面对猝然临头的压力心中揣揣，遂于当日22时向最高统帅电陈利害：“徐州以西之共军，尚有强大力量，企图为牵制邱兵团，策应东兵团之作战。我军作战基本方针，应采取攻势防御，先巩固徐州，以及有力部队行有限目标之机动攻击，策应黄百韬兵团作战，俾争取时间，然后集中兵力，击破一面之共军。”而蒋介石在次日午时的复电中却对此议严厉驳回：“所呈之作战方针过于消极，务宜遵照戍灰防挥督电所示方针，集中全力迅速击破运河以西之共军，以免第七兵团先被击破”。[4]

　　——蒋介石割舍不这么大一块家当！

　　要说蒋介石的确是瞎指挥帮倒忙，黄百韬已成瓮中之鳖，南下的华东野战军对其已取包围态势，这个时候还想让他与邱清泉东西对进，那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勉为其难的事情！虽然这个举措中的邱清泉兵团从徐西调往徐东，也使正发起徐蚌线作战的中原野战军难以再对其实施直接牵制，但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却是灾难性也是很难逆转的：正在徐西陇海段进击且欲粘住邱清泉的华野三、广两纵和中野四纵，用不着在这条线上再使劲儿了。[5]因刘汝明已转运蚌埠打不着了，孙元良却正从宿县北进中，于是正进击徐蚌线的中原野战军主力的选择也变得更加简单：直扑宿县，逮住孙元良，“斩断敌人中枢”！

　　虽然打仗向来滑头的孙元良如同以往一样溜得快，根本没去搭理刘峙那个“推进至夹沟、符离集地区（注：宿县以北）阻击共军之第三、八、十三纵队之东窜，并维护交通”[6]，而是很快就缩进徐州附近，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紧赶慢赶，到了没有逮住他的大头——11月13日14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告中央军委及华东野战军首长等：“昨（十二）夜最后查明孙元良昨（十二）日辰时前主力已通过夹沟，刻正在三堡、徐州间，其一二四师及四十一军军直乘我主力尚来赶到时，分散多路向东北溃逃，仅歼四十一军军直，缴汽车七十余辆，山炮十余门，弹药颇多。我四纵正追歼中，我已控制闵贤、夹沟至宿县地区。”[7]

　　没逮住孙元良的大头，但宿县却在11月15日一夜之间轻松易手。

　　宿县本是徐蚌线上的战略要点，这个时候却没有多少守军——只有一个师的正规军和交警十六总队、三总队各一部。11月初四绥区刘汝明部车运蚌埠途经徐州时，徐州“剿总”司令刘峙曾面告刘汝明，无论如何一定要留下一个师占领和守备宿县，将原担任守备任务的第二十五军第一四八师替换下来归还黄百韬兵团的建制。刘汝明当面满口答应，实际上却阳奉阴违， 上了火车就奔蚌埠而去，途经宿县时也根本没留下一兵一卒——撤到蚌埠后面对徐州“剿总”战地视察官李以劻还振振有辞：“他们老是想宰割我这点部队，如果要派一个师出击，我这个兵团还什么作战力量？真是岂有此理。”[8]

　　刘汝明这个“杂牌”不管，孙元良这个“嫡系”也懒得管。宿县差不多就成了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一个弃儿：迄至城破之时，守军只有原属黄百韬兵团的第二十五军陈士章部的第一四八师和交警第十六、第三总队一部1.2万余人。受领攻占宿县任务的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13日拂晓抵近城郊完成包围，15日17时发起总攻，16日凌晨3时就解决了战斗。而原拟诱歼蚌埠出援的刘汝明部的中央军委恰好于此时电示刘陈邓：“如宿县尚未攻克，似宜推迟一二天攻击。”[9]

　　结果中央军委话音还未落地，宿县就已入刘陈邓囊中。

　　虽然没能诱歼刘汝明，但宿县“沦入共匪之手”的效果，对国民党军来说更要命，更具震撼效果！徐蚌战场的“中枢”被打断，对于顺利实现了人民解放军统帅部“以宿县为中心控制整个徐蚌线”的意图，“徐州被孤立”也就成了“共匪”们能够摆在桌面上来说道的既定事实！

　　至此，人民解放军将淮海战役演变成南线战略大决战的条件和时机，得以成熟。

注释

　　[1]转引自《震撼世界的大决战》第149～第1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另据国民党军史政局编撰的《国民革命战史·戡乱战史·总检讨》称，黄百韬兵团于1948年11月10日到达碾庄后，接到徐州“剿总”电令：“以碾庄为核心，行内线作战，待援军到达，与匪决战”；《国民革命战史·戡乱战史·总检讨》第132页，[台]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75年编译；《刘峙回忆录》称：“……黄兵团且战且退，而陆续渡过运河，本拟于十日继续西退，又奉国防部令固守碾庄待援。”——《刘峙回忆录》第165页，[台]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国七十一年一月出版。

　　[2]国民党军统帅部这时尚未发现中原野战军将发起徐蚌线作战，得来的情报也是有误的：华东野战军在徐西的部队是三纵和两广纵队，第八、第十纵队都参加了陇海路作战，并不在徐西。

　　[3]转引自时任国民党军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军统帅部的争吵和决策》，《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军将领的回忆）》第57页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948年11月1日记录为：“早课后研讨徐州战局，决令窑湾陈章六十三军与黄百韬兵团在原地防守，并令邱清泉兵团向东转进，先击破运河西岸陈毅匪部之主力。遂手书致前方将领函十通，指示作战方略，激勉鼓励，反复叮嘱，一气呵成……”，《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7册（民国三十七年十月至十一月）第414页，[台]国史馆2016年9月出版。

　　[4]转引自时任国民党军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军统帅部的争吵和决策》，《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军将领的回忆）》第57页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

　　[5]11月14日、15日，根据军委和粟裕建议，华东野战军三、广两纵转用于徐东。

　　[6]这也是一笔糊涂账：时任国民党军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回忆，孙元良兵团得到的任务是徐宿线上夹沟-符离集之间“阻击东窜共军”，而时任徐州“剿总”少将参军兼战地视察官的李以劻及原孙元良部参谋长熊顺义等参人则众口一辞地称第十六兵团在这天接到的命令是“迅速集结徐州以南的三堡地区待命”——国民党军史政编译局所撰《戡乱战史》采信了这个说法。不过，也有可能存在“朝令夕改”的情况，即：这两个命令都存在，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而已。

　　[7]《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关于已查明孙元良部主力已通过夹河致中央军委并粟裕、陈士榘、张震、邓子恢、李达电（1948年11月13日14时）》，黄玉章：《淮海战役的运筹谋划》第102～第103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8] 李以劻：《《淮海战役南线国民党军增援北线经过》》，《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军将领的回忆）》第464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9]《关于推迟攻击宿县切断固镇蚌埠间联系（1948年11月16日3时）》，《毛泽东军事文集㈤》第22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