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野战军，是淮海大战发起前的1948年5月9日由原晋冀鲁豫军区南征野战军和晋冀鲁豫军区的陈谢集团编组改称而来的，同时还重建了中原军区（区别于中原突围时期那个“中原军区”）。迄至淮海战役发起前，中原野战军已发展到了拥有7个步兵纵队15万余人兵力，重建的中原军区所掌握的能够独立作战的地方武装也拥有1个二级军区（豫皖苏军区）和6个三级军区（鄂豫、皖西、豫西、桐柏、江汉、陕南等军区）共20余万人的兵力——这些地方武装很多是由南下进入中原地区的原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刘邓大军）和陈谢集团派出的骨干为主编成的。[1]

　　这个“编组改称”的背景，是中共中央图略中原的大政方针。

　　这个大政方针，实际上早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拉开“战略反攻序幕”时就已开始筹措——从彼时开始，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呈“品字型”展开，先后杀入了中原大地。但是，当时这三路大军还是各自遂行军委赋予的任务，尚未完全在建制序列和战役作战上形成统一的指挥。

　　半年之后的1948年初，鄂豫皖、鄂北、豫皖苏及豫西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于是中央军委也“与时俱进”，于1948年1月2日首次提出了“三军协力”打歼灭战的意见，并拟以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在平汉路以西，汉水以北，陇海路郑州-潼关段以南广大地域，实施机动作战[2]——华东野战军西兵团一度还准备渡江作战[3]。

　　如此，统一战区统一指挥的问题也就是提上了日程。为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酝酿重建中原军区，加强中原局的领导，以刘伯承、邓小平统一指挥在这片区域作战的各路部队。为此，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的粟裕就“三军协力，统一指挥”的问题提出了两次重要建议：

　　1948年1月22日，粟裕致电军委，提出建议：

　　……我一个战略区之兵力，对当面之敌作战，则难取全胜，如待三个战略区兵力集中，则又失去战机。而敌人则利用其较我优良的运输条件和建制的临机变动，以集中或分故对付我军。但我军则因缺乏固定补给来源和足够的运输能力，又不便长期集中强大的兵团于一个地区（或方向）作战。因此，建议三军（刘邓、陈谢和我们）在今后一个时期，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式，以求能较彻底的歼灭敌人一路（我们一军如不担负打援，兵力是够用的），只要邻区能及时协同打援或箝制援敌迟进，歼敌一路是很可能的。在此区歼灭战结束，敌向此区集中，则我又分散或转至邻区，总以何区便于歼敌，即向何区集中。如此能有两三次歼灭战，则形势可能变化。管见是否有当，请示知。如认为可行，则请刘邓统一指挥。[4]

　　1月31日，粟裕再电中央军委，对三军协同作战再陈拥护之意：

　　因此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华野除叶王陶外可以三至四个纵队参战——本文作者注：“除叶王陶外”，是因为当时三个纵队准备由粟率领渡江南下），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如是则使敌人机动兵力大为减少，而我军在机动兵力的数量上，则将逐渐走向优势；同时也可因战役的胜利，取得较多的休整与提高技术的时间。如果我军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取得优势，则战局的发展可能急转直下，也将推进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5]

　　粟裕的建议与中央军委的设想是吻合的，中原战区统一指挥的酝酿也日渐成熟。

　　1948年3月23日，中央中央决定：“由中原局管辖津浦路东陇海路南包括豫、陕、鄂整个地区，统一该区党政军民一切工作之领导”，且“陈毅、邓子恢同志加入中原局”[6]——在此前，刘、邓就曾表达过请华东方面派“对土地改革和财经工作富有经验”的大员来加强中原局的工作，解决各路人马在中原作战时的“吃饭问题”。而擅长理财的邓子恢当作为一个绝好的人选，当然也就成了刘、邓向中央指名索要之士。

　　而陈毅“加入中原局”，背景稍微复杂一些。自刘邓、陈粟、陈谢三军挺进中原以来，陈粟直接指挥的华野西兵团，就一直处于与中原野战军相互配合作战的地位，而原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苏北军区则转由华东局节制。所以，华野进入中原战区的部分（西兵团），也就需要在统一领导中原地区党政军民一切工作的中原局最高领导层中，有代表性的人物，这个角色，则非陈毅莫属。就中原方面的刘、邓来说，陈毅加入中原局最高领导层，则是一件求之不得大为欢迎的事情——这将极有利于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在中原战区作战上的密切协调与配合。

　　在后来发生的南线决战期间，陈毅所担当的角色，那是具有客观上的不可替代性的！

　　此前，刘陈邓在提出“陈毅调中原”的要求时，表达了“无论陈毅同志在中原局任何职，其在华野的任职不变”的意见[7]；中共中央这次拟调陈毅到中原，粟裕也提出“华东离不开陈军长”的意见。所以，这次陈调中原局工作时，所以其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职务也予以了保留。而粟裕本人，实际上也在“加入中原局”之列（刘邓于1948年5月5日至军委电中还提出过由粟兼任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的建议[8]）。

　　中央在接受粟裕提出的“暂不过江，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主力，争取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9]的意见，并决定粟裕兵团（华野西兵团）也加入中原战场（战略上受刘邓指挥）后，粟裕也“加入了中原局”。1948年5月9日，中央军委正式划定了中原解放区的辖区：“除华中解放区现辖境地外，凡陇海以南长江以北直至川陕边区均属中原解放区。中原中央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先念、宋任穷、粟裕、李雪峰、陈赓、张际春、谢富治、刘子久十二同志为委员。在中原局下，成立豫皖苏分局，以宋任穷为分局书记”，“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宋任穷为副政委。苏北兵团仍属华东军区建制，但在作战上受华东野战军指挥。”[10]

　　1948年6月22日、23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两电中共中央，提出设立或组建中原局办事厅、财经委员会、军事小组、中原解放区行政委员会、中原军政大学和中州大学、中原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三兵团等机构组织并有关领导人选[11]。6月26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12]

　　7月2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发出通知：

　　中央及军委指定和批准中原局、中原军区组织及各军（区）如下：

　　第一，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粟裕、张际春、李雪峰、李先念、宋任穷、刘子久、陈赓、谢富治十二人为中央局委员，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并指定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雪峰、张际春六人为常委。第二，以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司令员兼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为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为第二副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邓子恢为第一副政委，张际春为第二副政委并兼政治部主任，并以刘、陈、邓、张四人组成军事指导小组，陈毅为组长。

　　第三，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仍任副司令员，陈离职期所兼军政职务由粟裕代理，宋任穷任华野第二副政委。

　　第四，中原局成立办公厅，以邓子恢为主任，李雪峰为副主任，李雪峰兼组织部长，邓子恢为宣传部长，陈克寒为副部长。

　　第五，中原局设立财经委员会，以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刘瑞龙、李一清、刘岱峰、范醒之七人为委员，邓子恢为书记，并设立财经办事处，邓子恢兼主任，刘岱峰、范醒之为副主任。

　　第六，组织豫皖苏中央分局及军区，以宋任穷、吴芝圃、粟.裕、张国华、刘瑞龙、杨一辰六人为委员，宋任穷为书记，吴芝圃为副书记，粟裕兼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为副司令员，宋兼军区政委，吴兼副政委。[13]

　　这其实就是人民解放军方面的“中原战区”的领导核心。

　　如此，整个中原战区就被置于了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之下，不仅可以指挥中原野战军，也可以指挥进入中原战区作战的华东野战军——甚至还包括配属行动的华北军区部队，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的协同与配合，也因此而进入了更高的层次。

　　华东局的陈毅、邓子恢、粟裕加强中原局，而中原局下的豫皖苏分局书记宋任穷也兼任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实际上也是在加强正筹划中的两大野战军在“逐鹿中原打大仗”上的“协力配合”。而且，此后的中野、华野都有比较密切的协同作战，中野首长指挥过配合的华野部队，华野首长也指挥过配合的中野部队，彼此间配合得也十分密切（其实这种配合解放战争以来就一直存在着）。

　　当中共中央在中原规划战区之时，国民党军最高统帅部中也在打量这片地域。

　　差不多在中共中央加强中原局领导，建立南线指挥中心的同时，国民党方面的也有富于战略眼光者把同样的问题提上了日程。1948年6月，“小诸葛”白崇禧就主张“以华中部队（指黄河长江之间的国民党军队）运动于江淮之间”，对人民解放军进行攻势防御，以巩固南京防卫。为此，也提出了“统一指挥”问题：华中只能有一个“剿总”（即一个战区），这个“剿总”的总部应该设在蚌埠，由他自己来担任指挥官。李宗仁也向蒋介石建议：“将黄淮平原划成一个战区，由白氏统一指挥，因为从战略上来说，黄淮平原……本是一个地理单位；更有陇海、平汉、津浦三铁路纵横构成一交通网，调遣部队和指挥作战均极方便。”[14]

　　应该说，李、白二位是颇具战略眼光的。

　　当年8月间，国民党军统帅部在南京召开的“军事检讨会议上”通过的《改进指挥机构决定》中的第6条，也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根据现拟作战计划，长江以北地带应分为两战区，各置统帅一人节制之。其中，一区包括长江、黄河间之地域，另一区则包括华北及东北。每一区仍可由其统帅划分为若干作战区。[15]

　　然而，由于国民党军内部根深蒂固的封建军阀关系及由此而生出的纷争，更由于这个建议提议者的派系属性，犯着了小心眼儿的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忌讳——蒋公对野心很大的桂系总是有着很坚固的心理堤防，所以“毫不隐讳地对白崇禧明言：徐州将另设一‘剿总’，以刘峙为总司令；华中‘剿总’即设武汉，指挥江北上游部队”。

　　于是，就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中原战区辖地及指挥系统的一个月后，国民党军统帅部却将这片至关重要的区域一分为二，分划给了以刘峙为首的徐州“剿总”和以白崇禧为首的华中“剿总”：华中“剿总”拥兵35万，辖平汉路东，津浦路西，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地区，总部驻节武汉；徐州“剿总”拥兵70万，辖苏、鲁、豫、皖地区，总部驻节徐州。

　　就这么着，国共双方对同一个问题，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关于国民党军统帅部的选择，李宗仁先生曾有如下评判：

　　为指挥这一方面的战事，蒋先生曾于三十七年春（1948年）初召开战略会议，决定白崇禧兼任华中剿匪司令长官，驻节武汉，与徐州形成犄角之势。我闻此讯息，即向蒋先生建议将黄淮平原划成一个战区，由白氏统一指挥。因为在战略上说，黄淮平原西至潼关、宜昌，东达滨海岸，本是一个地理单位；更有陇海、平汉、津浦三路纵横构成一交通网，调遣部队和指挥作战均极方便。无奈蒋先生不接受这一建议。他硬要把这个战略单位分裂为“华中”、“华东”（注：应为徐州）两个剿匪总指挥部。此种分割已铸大错，而以刘峙担任更重要的华东（应为“徐州”）剿匪总司令长官，尤非其选。[16]

　　李老先生的评判相当准确精当。淮海大战期间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老先生也曾回忆，当时他也向顾祝同询及此事：

　　……“南京不少人说：‘徐州是南京的门户，不派一只虎将镇守，也应派一只狗守门嘛！怎么派一条猪呢？’”

　　顾祝同连忙解释说：“你不知道，蒋铭三（鼎文）日嫖夜赌，不理事，刘经扶虽然老实一点，还肯管事，总比蒋铭三强。”

　　这大概就是曾一度传说蒋鼎文任徐州“剿总”司令，而终于换成了刘峙的原因。[17]

　　同一个战略区域，两个截然不同的选择，一个划一了，一个划不了一，这对后来的战事发展，特别是淮海战役的战事发展，影响至大。

　　大战前夕，两军在“统一指挥”上的决策过程与结果，当然也就截然不同。

　　

注释

 

　　[1]《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㈣》第248～第24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2]《对大别山作战部署的意见（1948年1月2日子时）》，《毛泽东军事文集㈣》第360～第36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3]《中央军委关于粟裕率部渡江南进实行宽大机动任务致粟裕等电（1948年1月27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第271～第27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4]《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1948年1月22日）》，《粟裕文选㈡》第432～第43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5]《对中原战局的认识及渡河南进的方案（1948年1月31日）》，《粟裕文选㈡》第442～第44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6]《中共中央关于统一中原区党政军民一切工作之领导致中央工委并中原局电（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第271～第27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7]《刘伯承、邓小平关于中原机构人选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5月5日）》，《陈毅传》41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8]《刘伯承、邓小平关于中原机构人选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5月5日）》，《陈毅传》41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9]《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的建议（1948年4月18日）》，《粟裕文选㈡》第458～第46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10]《中央军委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境地及人选的通知（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第17册第151～第153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11]《关于中原地区党政军人事及工作问题（1948年6月26日）》注释[1]，《组织沿革·文献⑶》（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22～第423页，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12]《关于中原地区党政军人事及工作问题（1948年6月26日）》，《组织沿革·文献⑶》（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22～第423页，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13]《中原局通知（1948年7月2日）》，《中原解放区㈠》（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第93页～第4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

　　[14]《李宗仁回忆录》第66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5]《改进指挥机构决定》，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㈣》第2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16]《李宗仁回忆录》第66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7]《郭汝瑰回忆录》第28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