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的琴》这部电影，我很早以前就看完了，但我一直动不了笔。这部电影是沉重的，我能从整部电影的色调和画面中看出它的痛苦与悲伤，但我还不能真正读懂它的痛苦与悲伤。我查阅了许多资料，并且花了一天时间去工厂体验了工人的生活，我才慢慢地读懂这种痛苦与悲伤，这种属于整个工人阶级的沉痛地悲伤。

　　电影的定位是喜剧。电影的主线，是下岗工人陈桂林为了留住女儿，在一群朋友的帮助下用钢铁为女儿制造一架钢琴的故事。电影的另一条线，则是老一辈工人保卫烟囱的经过。这两条线交叉进行，过程是具有喜剧色彩的，比如主线的“偷琴”，副线把烟囱设计成长颈鹿等等，但结局都是一样的，陈桂林留不住女儿，老工人留不住烟囱，但女儿不只是女儿，烟囱也不只是烟囱，这两者都指向一个更深层次的主题，即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地位是留不住的。从电影中，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工人的三种状况，电影里的有下岗前的工人和下岗后的工人，电影外是观众中的工人。本文讲逐一分析三种工人的不同特点，探究工人阶级的地位变迁。

　　下岗前的工人

　　这是筚路蓝缕的一代，这是劳动最光荣，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时代。当时的工人是企业的主人，企业无法开除工人，领导干部也不敢随意训斥工人，领导干部由工人选举，为人民服务且受人民监督。1960年鞍山市探索出了一条适合社会主义发展的企业管理方式，即鞍钢宪法。“鞍钢宪法”的内容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创新中结合”。当时的社会在极力缩小干部与工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关系。干部要参加劳动，工人也可参与工厂的管理。工人不是物化的工具，劳动也不是被异化的价值，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劳动创造的价值属于自己。工人创造的财富首先上交国家，然后再由国家统一分配。

　　工人福利就是国家分配的结果。比如，电影中，汪工住的房子，就是工人福利的一部分。分房子，不是按官大官小，而是按工龄。谁的工龄长，谁对工厂的贡献大，谁就分得最好的房子。干部分房是不占优势的，按照当时的说法，干部是要“顶天立地”的，即住一楼和顶楼。除了房子以外，工厂还建有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有医院，有学校，比如，《钢的琴》的取经地在鞍山红旗拖拉机厂，在这个地方，我们至今还能在地图上搜索到，鞍山红旗拖拉机制造厂职工医院，红旗拖拉机厂幼儿园，鞍山市立红旗拖拉机制造厂子弟小学。

　　工人阶级有地位，有尊严，生活有保障，他们从心底认为，自己是工厂的主人。在这种制度下，工人的积极性是空前地高涨，他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工业奇迹。在电影中，汪工在木骨架钢琴做不成，改做钢骨架琴时，所说的“没有敢想敢干敢拼的精神，那不是我们工人做的事”，还有陈桂林所说的，“我们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我们创造困难也要上”，这句话原话，是石油工人王进喜所说的“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两句话足以体现工人阶级艰苦奋斗，积极进取的拼搏精神和实践精神。

　　当然，除了有精神以外，工人阶级还具有组织性和斗争性。电影中，老工人保卫烟囱是以副线的形式出现的，时时穿插在陈桂林等一行人的活动中，当陈桂林一行人准备偷钢琴时，他们在饭桌上提起烟囱的年纪；当他们准备造钢琴时，在汪工的家里提起如何保卫烟囱；当他们正在造钢琴时,曾经的工人再一次聚集在工厂为保卫烟囱而努力；当他们放弃造钢琴时，工人们在不远处的山坡目睹烟囱的炸毁。烟囱对工人来说，是意义非凡的，在电影中，他们写了联名信，连淑贤的母亲和沉默寡言的陈父全都按了手印，他们重新设计了烟囱，从长颈鹿到蹦极到香炉，他们设计了十多种方案，为了保卫烟囱，保卫曾经的记忆，他们组织了最后一次的斗争，当然，结果不尽人意，当烟囱倒塌时，工人们便彻底地告别了曾经的辉煌岁月。

　　下岗后的工人

　　工人们下岗以后，集体被分裂成原子化的个人，他们散落各地，各自谋生。陈桂林和淑娴组织起了小乐队，小菊跟了卖假药的，王抗美去学校当了保安，大刘干起了杀猪的行当，季哥搞起了倒卖，快手开了个修锁的小铺子，胖头无所事事，二姐夫因为拉不下脸所以没事做。一群能够在废墟上建起钢琴的人，却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下，为温饱而奔波。所以在电影中，当陈桂林想要借钱买钢琴时，大刘左推右拒，不断打着马虎眼，胖头躲到了烟囱上，王抗美更是躲到了乡下，这并不能够说明他们自私小气，而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们是自身难保，哪还有闲钱借给陈桂林买钢琴呢？

　　然而当陈桂林要去偷钢琴和造钢琴时，这些为了防止借钱而四处躲避的昔日伙伴，却又重新站在了陈桂林的身后，倾尽全力支持他帮助他。他们在KTV中唱起了《怀念战友》，在最后一次没有被金钱异化的劳动中，他们再次享受了劳动带给他们的快乐，他们再次回到了工人阶级的身份中，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组织起来能造钢琴，分散以后却难以维持温饱，这就是他们当时的状况。

　　据统计，在1995—2002年这短短七年内，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精简了整整6千万名职工，其中最受影响的，就是东北地区。这段岁月被后来的人称为下岗潮。工人的铁饭碗被打破，工人不再是工厂的主人，终身制变成合同制，国营企业变成国有企业，工人不再享有管理权。改制后，工厂的效益日益低下，为了优化企业，便通过买断工龄的形式，让大批工人下岗。然而。这还不够，许多买断工龄的工人甚至拿不到安置费。于是女人走进红红灯区，男人拿起砍刀，全家喝下老鼠药，不知道1998年在中央电视台唱《从头到来》的刘欢，1999年在春晚舞台上说出“我不下岗谁下岗”的黄宏，有没有听见东北人民的唾骂，至今还活跃在社交帐号上为母亲张明杰喊冤的曲婉婷，在夜半时有没有看见被冻死的东北人民的冤魂。

　　随着工人地位的改变，工人的待遇也不复从前。比如说，陈桂林所居住的房子，在从前是免费分配的，而到了后来，这个房子还需要陈桂林自己出钱购买产权。学校和医院也纷纷撤点合并。在造琴时闪过的旧工厂的车间和宿舍楼，在围堵安昌业中闪过的一系列旧工厂的影子，在陈桂林指导小元练琴时闪过的工作先进者的锦旗，这些景物荒芜，破败，都在无声地告诉着人们，那个辉煌的时代已成为了过去。

　　现在的工人

　　现在的工人和以前的工人有了很大的不同，所以，现在的工人又被称作是新工人。我看完电影以后，为了感受新老工人的不同，我去邮政打了一天日结工，对新工人的分析，我将从我一天的见闻和感受入手。

　　首先是工作时长，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七点，而我们实际上是七点半就要在门口集合，中午有五十分钟的吃饭时间，具体什么时候不确定，我们当天是11；36按停了传送带，其他的线有些比我们早，有些比我们迟。传送带最迟六点五十就会停，最早可能六点二十，这个时间取决于今天货物的多少，如果多，就要晚一点，如果少，就可以早一点。我们当天货物比较少，人也少，所以在传送带旁堆积了很多货物，我们在六点半按停了传送带，然后集体加班，整理堆积的货物，整理完以后，要把拖车归位，要搞好厂房的卫生。

　　第二是工作强度，据旁边的工友说，当天的货物其实并不多，在上午的时候大家彼此配合，互相帮助，我们偶尔还能停下来喝口水，吃点东西。但到了下午，我们开始手忙脚乱。这种日结的工作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像我这样在传送带旁分拣快递，把传送带上的货物放到身后的网车中去，还有一种是负责拉车，就是把装满货物的网车拉开，即使换上空的网车，他们还需要把装满货物的网车腾空。当天，因为接近过年，货物少了很多，所以网格长就少招了拉车的人。所以下午的时候，没人换车，我们就只能自己换车，后面甚至无车可换，所以我们的货物慢慢地就堆积在了过道上，工作量增加了许多。在下班集合的时候，我看了一眼传送机的机头，机头上有一个黑色的屏幕，我看见上面写着额定效率110袋，效率134件/人/小时。

　　第三是工友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普通工人和网格长之间的关系，在没有工作失误时，还是比较融洽的。因为我是新人，所以网格长将我安排到了传送带的后面，后面的工作相对简单些。在货物不是很多的时候，网格长过来巡查，工友们还能和他们开开玩笑。但是当货物堆积在地上，甚至人都没法站脚时，网格长就开始骂骂咧咧，指责我们为什么不自己换车，不过我们线上这几位网格长还是比较和蔼，之前我打夜班时，“干不了就滚”的那位网格长要凶悍得多。当然因为货物堆积的缘故，我们加了一点班，网格长在集合时又骂了我们一顿。然后是工友与工友之间的关系，总体来说是比较融洽的。在工作时，我们互相帮忙，后面我忙不过来时，都是周围的工友在帮忙。当然，其实也有一些小插曲，比如我发现没人换车后，我非常气愤，甚至怀疑拉车的人根本没有在干活。但是对面的大哥告诉我，不是他们没有干活，而是他们也干不完。他还教我，货物堆积起来以后我怎么“偷懒”。当我这边的货物已经堆积得站不住脚以后，那位负责拉车的工友终于来了，他朝我笑了一下，劝诫我不要太着急，“别这么拼命硬干，又不加钱，又不加人。”

　　第四是薪资，像我这样的分拣日结工，干一天是140元，拉车是160元。其他的老手是天天都来上班，他们一个月加上全勤奖和餐补，大概是5000元左右。

　　第五是人员结构，据我观察，在这个厂区里，底层工人40~50岁的人居多，且他们的学历一般不高，大部分是初中水平。也有些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的学历稍微高一点，可能是高中和大专。网格长基本上是30至40岁，有一部分是50岁的，但是20~30岁的没有见到。

　　第六是下班生活，分拣快递基本不提供宿舍，所以工人们下班以后就是各自回家，所以工人们在下班后就分散了，原子化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没有安全措施（手套也不发），没有保障，没有尊严（可以随意被老板或线长辱骂），工作报酬和付出严重不相符......这是我感受的现状。和老工人相比，现在的工人已经不再是主人，而是一件市场上的商品，他们的地位，和待遇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们的斗争性和阶级性,在以经济建设为纲的语境中也退化了许多。

　　其实，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工人发生了两次巨大的改变，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工人一跃成为了国家的主人，第二次是国企改制后，新中国的工人从社会主流沦为了社会的边缘。在电影中，无论是造钢琴还是保烟囱，我们都可以看作是工人阶级最后的斗争和努力，但是他们还是失败了，没有留住小元，没有保住烟囱，于是他们在静默中参加了自己的葬礼。然而葬礼后就意味着新生，哭泣过后我们终将清醒，从电影到现实，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一定会迎来第三次巨大的改变。

　　【老师点评】

　　本文通过对电影《钢的琴》的评析，论述了下岗前的工人，下岗后的工人和现在的工人，尤其是“现在的工人”一节，用自已打工体验的经验生动而深刻揭示了“新中国工人阶级”从国家主人到沦为资本家工具的历史变迁，观点鲜明，结构严谨，语言精准，是一篇形式与内容结合得颇为完美的影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