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60年代对马格里布和葡萄牙棚户区的铲平，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郊区社会住房的大规模拆除，法国政府和市政当局无数次驱逐并迫使有色人种工人阶级迁离家园，这一过程清晰地延续了殖民逻辑。Funambulist的长期撰稿人Hajer Ben Boubaker梳理了自1980年“维特里推土机”（Vitry bulldozer）事件以来移民工人为抵抗这类破坏所开展的各种自主斗争。

　　许多同代人对巴黎南部郊区的“维特里推土机事件”知之甚少，但它却是20世纪80年代初法国政治上的一个关键时刻。这不仅是一场以推土机为核心象征的拆除行动，更重要的是，它瞄准了一个专供移民工人居住的宿舍进行拆除。这座宿舍名为“马努奇安之家”（le foyer hostel Manouchian），以亚美尼亚移民Missak Manouchian和Mélinée Manouchian夫妇命名。Ta们曾是抵抗组织成员、**人，和MOI（移民劳工组织）的成员。MOI成立于1932年，与法国**（PCF）有联系，致力于帮助外籍工人维护自身权利，抵抗社会上乃至工会内部的潜在排外情绪。Manouchian夫妇与MOI的其他22名成员一起，被纳粹在巴黎郊外的Mont-Valérien枪决。

　　由此，“维特里推土机事件”成为移民历史中又一例象征性与物理性的暴力事件，延续了移民群体被推土机推平、其与历史的联系被抹除的谱系。

　　在法国，每年冬季有“冬歇期”规定（依据1956年的法律，节日期间禁止驱逐租户）。然而，在1980年圣诞节前夕，仍然发生了一起强制驱逐事件，受影响的是320名马里籍男性工人。他们原本居住在巴黎东南郊的Saint-Maur-des-Fossés的一处工人宿舍，因建筑过于破旧，12月21日被迁至维特里河畔的另一栋房子。然而，当时由法国**（PCF）掌控的维特里市议会（当时法共党员人数高达400万）强烈反对这次迁移。维特里市长Paul Mercier反复强调该党的新排外论调，声称有人想要通过建立外籍青年工人宿舍等方式，让移民群体定居在**控制的市镇，从而将这些市镇隔离开来并贫民窟化。12月24日，市长在数十名支持者的陪同下进入“马努奇安之家”，切断了水、电、燃气和电话供应。几分钟后，一辆推土机摧毁了宿舍的门廊，彻底阻断了工人们的进入通道。

　　在这里，推土机象征着一种摧毁移民自主权的意图。然而，这一冲突的起源远早于工人们向维特里的迁移。事实上，**掌权的维特里市政府对这些移民工人的敌意，早在“Sonacotra宿舍罢租事件”期间便已显露（该事件将在下文描述）。这一事件反映了**市政当局对移民斗争居高临下的态度，并标志着移民自主抗争进入的新转折点。在过去两年里，维特里市政府一直与“马努奇安之家”的居民对抗，这些工人正在进行一场“罢租运动”（rent strike）。要理解这场斗争，我们需要追溯移民工人宿舍的起源。事实上，移民宿舍的存在与法国的殖民历史密不可分。负责管理宿舍的国营机构SONACOTRAL（“阿尔及利亚工人住房建设国家公司”）成立于1956年，即阿尔及利亚反殖民战争最激烈的时期。成立这一机构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对阿尔及利亚籍工人进行严密监管，防止ta们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建立联系，尤其是防止FLN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工人中招募新成员并征收革命税。阿尔及利亚独立后，SONACOTRAL并未随之解散，而是继续以“SONACOTRA”的新名称运营（缩写相似，但去掉了“阿尔及利亚”），并将其人口控制策略扩展到所有移民工人群体。该机构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使用的反革命手段至今仍在延续，其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宿舍管理人员的特殊招募方式。SONACOTRA特意将宿舍管理工作交给法国军队的退役军官，并明确解释了这一决策的理由：

　　“Claudius Petit先生（时任SONACOTRA总裁）指出，将宿舍管理交由习惯于管控‘人群’的退役军人负责，有助于宿舍的良好管理，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和1968年五月风暴等敏感时期。”（Mireille Galano，《一场典型的斗争》，2002）

　　“马努奇安之家”在1980年推土机袭击后被摧毁的入口 / Michel Clément供图

　　这种军事化管理将内部规定交由各宿舍的负责人自行决定。所有宿舍的共同点是维持一种封闭管理：禁止接待访客、早晨必须整理床铺、限制居住者在宿舍管理者规定时间外进入宿舍、禁止接待女伴或任何其他女性访客。此外，宿舍管理员有权进入所有房间，并持有全部钥匙。他还拥有携带武器的权利，以“控制”宿舍的秩序。典型的宿舍模式通常是过度拥挤的集体房间，或是面积在五到九平方米之间的单人房，配备公用厨房、浴室和公共活动空间。租金极高，尤其是对于外国工人的平均收入而言。这正是法国20世纪70年代最重要的移民抗争运动之一——Sonacotra宿舍罢租运动的起点。1975年，该运动始于巴黎北郊Saint-Denis的Romain-Rolland宿舍，并于1976年扩展到整个巴黎大区及法国其他地区。罢工者的诉求众多，包括降低房租、驱逐种族歧视的管理员、承认住户委员会的合法性等等。

　　1977年，Sonacotra宿舍罢工协调委员会转变为“斗争宿舍委员会”，将所有由Sonacotra以外的其他机构管理的抗争宿舍联合起来。这一协调组织坚持自治原则，以避免被工会、政党、极左团体或由原籍国设立的监控移民工人的组织所收编。该委员会旨在协调斗争，并提出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以对抗法国**（PCF）及其附属工会CGT试图控制运动的行动。Mustapha Cherchari是移民斗争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曾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驻巴黎成员。他曾在1961年10月17日大屠杀中侥幸生还，亲眼目睹了阿尔及利亚人被抛入塞纳河“像石头一样沉入水底”。他与塞内加尔活动家Assane Ba一起发起了Sonacotra宿舍罢工。Cherchari与阿拉伯工人运动（MTA）和巴勒斯坦委员会关系密切，并积极推动体面住房的议题。受到FLN的启发，他建立了一个包含一个核心和七个委员会（“宣传”、“信息”、“技术”、“文化”、“支持”、“管理”和“控制”）的组织架构，以协调全国范围内约三万名罢工者的行动。

　　正是这一史无前例的运动激起了**人的敌意，ta们很难接受移民自主斗争的想法，尤其是当法国**正在利用法国工人和外国工人之间的对立时。

　　市政当局一直小心翼翼地反对“马努奇安之家”居民罢工的问题，甚至还宣布了拆除市内的另外两处宿舍的计划。当法院在1979年11月下令关闭该宿舍时，市长Paul Mercieca及该地区的党组织积极推动用法国工人取代宿舍中的阿尔及利亚和葡萄牙居民。

　　推土机摧毁宿舍门廊的画面在法国媒体上广泛传播。相关报道超过百篇，其中有许多文章批评了这种驱逐方式，尽管这在针对移民人口的住房政策中相当常见。强行拆除移民和贫困人口的住处至今仍然是常态，尤其是在被认为是左翼的市政当局所管辖的地区，这些地区通常聚集着大量移民社区。面对这样的情况，受这些城市政策影响的当地居民提出了“回归权”的诉求。1984年，巴黎第18区的社会党市长宣布对Goutte d'Or（也称 Barbès）南部地区进行“改造”。该区几十年来一直是移民聚居地，尤其是来自马格里布地区的移民。市政府官方的目标是清理被认为“不适宜居住”的建筑，市长办公室下令拆除243座建筑中的126座，即相关地区近一半的建筑物。只有60座建筑符合不拆除、仅进行翻新的标准，最终彻底改变了该区的面貌。对于居民和激进团体来说，这项计划更像是一种“剥夺所有权”的行为，而非政府提供补助支持住房翻新的一项政策。该项目被秘密推进，在未与居民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便由巴黎市议会投票通过。

　　巴黎地区的移民社区长期面临威胁，20世纪以来，该地区一直在经历士绅化（gentrification）进程。早在1960年，巴黎警察局长Maurice Papon便宣布关闭巴黎第五区60多家廉价旅馆，蓄意搜捕阿尔及利亚人，同时，媒体也借此机会制造本地居民安全问题与移民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的影响延续至今。当时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后来在巴黎其他街区也被采用的程序，特别是对目标地区虚假的重新安置承诺——尽管1958年“重建第五区”的规划报告早已建议将移民群体驱逐出该区，甚至更广泛地驱逐出整个巴黎市。面对与推土机的强制拆除抗衡的困难，居民采取了“回归权”策略，以维护受影响社区居民的居住权。在Goutte d'Or的案例中，这场斗争已持续多年，其中一个核心诉求便是确保所有因拆迁而失去住房的居民都能获得安置。其中一种行动方式便是“百人呼吁”（Appel des 100），这是一种如今已被公众遗忘的表达方式，由100名面临威胁的居民联合撰写信件，表达ta们的诉求以及对社区的热爱。这些使用多种语言书写的信件，见证了该街区多元的居民背景，也反映了ta们的人生经历和居住在此地的历史。一封由一位年长女性书写的信件，描述了她的家族如何与巴黎历史性政治事件交织在一起，例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

　　“我的姨祖母们曾告诉我，那时候的街区还能在街上转圈儿跑，蒙马特高地（Butte Montmartre）真的很陡峭，她们小时候会和父亲一起攀爬到山顶，在‘磨坊餐厅’（Moulin de la Galette）吃点心。公社时期，她们住在地下室，因为街道上爆发了战斗……后来，我母亲就在Goutte d'Or街上的这栋楼里长大，而我现在仍住在这里。”

　　对于该区居民来说，“移民聚居区”被刻意针对的事实毋庸置疑。这里长期以来是巴黎市中心的重要移民社区，坐落于蒙马特山脚下。为了正当化大规模拆迁政策，巴黎市政府及政客们毫不犹豫地使用“贫民窟”和“治安问题”等言论。居民们的抗争形式多种多样，包括邀请专家证明该街区的“建筑价值”，以及在城市改造计划宣布时，商家集体罢市抗议。尽管这些运动未能阻止推土机改变社区结构，但至少迫使政府建造了800套社会住房。尽管争取“回归”Goutte d'Or的斗争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目标并未完全实现：仅40%的被拆迁居民得以在原社区内重新安置，另有20%被安置在同一行政区的其他地段，而剩余的居民则不得不搬迁至巴黎的其他区。

　　推土机政治之后，炸药政治（dynamiting politics）随之而来，特别在新世纪初。其最早的实践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1983年6月9日，20公斤炸药在几秒钟内爆破摧毁了四千吨混凝土，三座十五层高的大楼轰然倒塌。这一幕发生在里昂东郊Les Minguettes社区的Monmousseau片区，该地是法国移民和郊区居民自主动员的核心地区。1983年“反对种族主义与争取平等大游行”（Marche pour l'égalité et contre le racisme）正是从这一社区开始的，这是一场全国范围内反对警察种族暴力的和平游行。在激进媒体机构 IM'média 拍摄的纪录片《Minguettes 1983 – 社会和平还是镇压？》中，有一段采访显示，社区居民正在动员反对拆迁。片中还有其他居民批评市政府拆除大楼而非进行翻修并降低租金的做法，而当地工厂的工人们也加入了抗议，指出工厂里有许多工人急需住房。在另一幕中，一名年轻男子在面对采访时，被问及对大楼被拆除的看法。他望向这座大楼，似乎对拆除后社区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Ta们要把它拆掉，我们听说ta们会建一个公园什么的……其实ta们应该留下它。”当记者问他：“你觉得ta们（政客们）应该在Les Minguettes做些什么改变？”这一次，这位年轻人毫不犹豫地回答：“Ta们应该换掉警察局。”

　　1983年6月9日，Vénissieux当地Les Minguettes社区的住宅楼被拆除的场景 / 来源：Le Progrès newspaper

　　然而，2000年代标志着爆破政治的转折点。2000年5月，《巴黎竞赛》（Paris Match）杂志发布了一张特别的法国地图，名为“爆炸地图”（Explosive Map），用炸弹图标标示出所有被政府新城市政策列为目标的郊区社会住房区。同年，政府宣布在未来20年内拆除20万至30万套社会住房，并建议每年爆破1.5万套。2004年，La Courneuve标志性的“4000城”（Cité des 4000）中的Ravel和Presov两栋楼被炸毁，记者现场拍摄了爆破过程。爆炸让一些居民回忆起了其他往事：一位阿尔及利亚妇女在接受IM'média采访时表示，这场爆破让她想起了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法国军队对平民房屋的轰炸。

　　因此，推土机成为了一种常规手段，被当局用来针对被视为“不受欢迎”的工人阶级和外来移民群体，也被用于摧毁那些孕育文化或政治自主性的空间，即使这些空间事实上也是被隔离的。

　　如今，以城市政策的名义反复针对工人宿舍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

　　例如，为了巴黎2024年奥运会的奥运村建设，当局拆除了位于Saint-Ouen（巴黎北郊的一座城市，过去15年来经历了大规模的士绅化）的一座工人宿舍。286名马里工人多年来一直居住在那里。奥运村的建设完成了对这一历史性工人阶级社区的中产化进程的最后一步。又例如，在ADEF宿舍，租户们最后才得知建筑将被拆除，而此前管理方曾承诺进行修缮。建筑最终被拆除后，市政府将居民安置到Montreuil，但居住条件极其恶劣，延续了殖民时期住房政策的脉络：每间18平方米的房间住两人，每月租金高达447欧元，且无法申请住房补助。居民们的核心诉求之一是“回归权”（right to return）。然而，奥运村的所有房产都被出售，排除了让ta们返回奥运会开发过程中建造的新建筑的可能性。此外，规划中的两座新住宅价格过于昂贵，且居住模式完全不同——从原本带有多个卧室和大型公共区域的公寓，变成了狭小的15平方米单间，而整个楼内仅有一个20平方米的公共客厅，这种户型设计完全背离了居民们原有的生活方式。由于无法从新的基础设施中受益，居民们一直在抗争，希望能回到ta们生活多年的街区和城市。

　　面对这种“尘埃政治”（politics of dust），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我们必须通过自我组织进行抵抗。尽管我们并非总能与推土机和炸药抗衡，但“回归权”仍应作为一项核心原则。历史往往给予我们启示：当Monmousseau街区的第一座大楼即将被拆除时，一些当地居民占领了大楼，拒绝离开，直到当局释放因警民冲突被捕的同伴。面对追求热点的法国媒体的镜头，居民们在建筑上涂写“释放卡梅尔”（Libérez Kamel）的字样。Kamel是三名在Les Minguettes抗议警察暴力者的绝食者之一，而这场抗议最终引发了“平等与反对种族主义大游行”。在这一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身体与空间的交汇，这是“回归政治”的一种表达（politics of return），即争取自由生活在自己家园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