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宗教和愚昧封建的东西，本质都是一种麻痹无产阶级失去政权后的**，不管是东汉的神学，都是无产阶级失去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再也无法管理自己的生活，只能接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奴役。在这时，统治阶级所编造出来的那套愚昧宣传，是为了使得无产阶级失去斗争的意识，变成了他们秩序下的奴隶。只有先锋队把群众组织起来，使得群众看到胜利的可能性，让无产阶级再次成为政权的主人翁，才能真正破除这种愚昧洗脑。

　　有产阶级在争夺政权的时期是要主张务实精神的，否则就没有实际的力量在阶级斗争中战胜落后的统治阶级。但是有产阶级一经夺取统治地位，就立刻要大肆宣扬封建迷信，用不切实际的“唾手可得”的美好幻想去麻痹群众，毒害现实的解放斗争和革命的社会实践。其目的当然是为了阻碍想要继续革命的无产阶级，以维护现存的统治秩序和本阶级的利益。真正的具有彻底革命性的阶级，只有已经觉醒了的自主自为的无产阶级，因为它是“劳动的阶级”，是不断的通过社会实践得到新认识的第一线。

　　谶纬神学是历史上一种玄学思潮。这两种思潮都是对超自然异能的迷信，谶纬神学即占卜八卦。这两种思潮，一个发生在古代，却有着相似的社会背景——反动政治路线复辟，豪强剥削阶级集团横行，社会危机加深。这些历史现象十分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

　　要明白这些唯心主义思潮兴起的原因，就必须清楚其社会背景。 在春秋末年到西汉前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旧的奴隶制度在奴隶起义的反复冲击下分崩离析，也就是孔子所谓“礼崩乐坏”，新兴地主阶级作为先进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孔孟和李悝商鞅的两条路线、赵高和秦始皇的两条路线、项羽和刘邦的两条路线，这些连绵不绝的路线斗争描摹出了这个时期复辟与反复辟的长期阶级战争的全貌。一直到西汉前期，刘邦等新兴地主阶级还在为完善封建制度不断地推行革新政策，对奴隶主阶级实行专政。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是不把占卜迷信这些虚假的东西放在心上的。 例如汉文帝刘恒反对儒家的“天命论”和厚葬丧礼，他说：“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前汉书·文帝纪》）他认为有生必有死，死是天下万物的自然现象。他下令在他死后，不要“厚葬”、“重服”，不要禁婚、禁酒肉等。再例如贾谊认为万物都是由天地的作用自然产生的，没有什么神和造物主，他说：“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前汉书·贾谊列传》）这些唯物主义思想在西汉前期占据了社会统治地位。

　　西汉经过吴楚七国之乱以后，奴隶制复辟的严重时刻已经过去，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基本矛盾日益加深，社会主要矛盾就发生了变化。 法家的唯物主义思想，赤裸裸地主张地主阶级专政，阶级面目很鲜明，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地主阶级政治的需要，相较之下，儒家的唯心主义思想比较虚伪，更利于地主阶级进行欺骗宣传，于是逐渐成为了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汉武帝身上就能看到这种过渡时期地主阶级的两面性。汉武帝一边采纳儒生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另一边又“以法制驭下”。到了西汉后期，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越来越重，豪强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已经结合成一体，肆意吞并土地，社会危机，政治动荡。汉代的统治者们本来就以这些豪强地主为政权基础，根本没必要也没能力限制他们兼并土地，最终就遭到豪强大地主们的反噬。豪强大地主启用大量儒生作为他们的喉舌，唯心主义思想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 在这种背景下，王莽最终作为豪强大地主和工商奴隶主的总代表篡夺了政权，全面打出儒家旗号，他为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大搞“托古改制”，甚至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承认奴隶合法化，甚至宣布恢复周朝的井田制。王莽的疯狂复辟行为引起了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王莽政权。

　　东汉是在镇压绿林、赤眉农民起义中建立起来的。 当时农民运动泥沙俱下，许多破落贵族混进来篡夺运动领导权。因为农民自发性的局限性，他们以为自己受到压迫仅仅是因为王莽篡汉，而原汉室政权则是好的，他们怀念西汉前期那种开明繁荣的社会，于是一些刘氏后族就利用这一点，打着“复高祖之业”的旗号实行复辟倒退行为，这也算是一种古代的修正主义。当时，刘玄篡夺了绿林军的领导权，他在占领长安后，封旧贵族为王，形成旧贵族集团统治，并杀害了绿林军主要将领申屠建、陈牧等人。坚持继续革命的赤眉军攻入长安，绞杀了刘玄。后来刘秀又勾结王莽的地方官，纠集武装数万人，接连镇压了赤眉等农民军，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以失败告终。

　　东汉政权实际上是王莽政权的延续，汉光武帝刘秀一上台就推行儒家路线。东汉以豪强大地主为政权支柱，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就是东汉朝中两大主要的豪强大地主集团，它们反复地争权夺利， 刘秀一上台，就以“度田”为名号霸占农民起义中农民们夺回的土地，又以“放免奴婢”为名号释放世家大族的家属，通过“察举”和“征辟”的途径提拔大量世家大族的知识分子（儒士）。

　　谶纬神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谶”是指“上天”降下来的预言，是预告吉凶的隐语，用图象把它表现出来，也叫“图谶”；“纬”原指自然现象，就是用神秘主义去解释儒家的经典，把经学神学化，就叫做“纬书”。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确立了神学化了的谶纬为东汉的正统思想。刘秀的孙子汉章帝刘炟召开了白虎观会议，这个会议全面巩固了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会上，儒家门徒把自然现象和社会问题硬扯在一起，说什么“天道莫不成于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师”，并且和儒家“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思想结合在一起，成为了谶纬之学。当时也有桓潭、王充等唯物主义者揭露“天人感应”根本是忽悠人的，结果都被打压被贬。白虎观会议以后，广大农民不仅受政权、族权和夫权的束缚，而且加上神权，这就构成了维护整个封建统治的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绳索。”（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此，古代民间的迷信思想的统治地位就一直持续到了近代。

　　谶纬之学这样的迷信思想之所以能够在民间被接受，就指向了一个社会事实：人民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开展社会活动。 辩证唯物主义者从来认为，人对于的物质世界的正确认识是来自于实践的。毛主席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实践论》）新兴地主阶级在其进步时期之所以能够产生唯物主义认识，也是因为他们进行了社会变革。而要开展广泛的社会变革，就必须要有权力，没有权力就不能实现广泛开展活动的愿望，就不可能对事物发展的规律有全面的认识。 列宁说：“分散状态压制着人们，使他们‘好像是坐井观天’，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向谁去学习，不知道怎样获得经验，怎样满足广泛开展活动的愿望。”（《怎么办？》）也正是这个道理。底层人民虽然时刻用劳动改造着世界，但这却不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来进行的，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所从事劳动的意义，也就是劳动被异化了。他们对于事物规律的认识就只能任凭统治阶级灌输，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也就很容易地在他们头脑中占据统治地位。

　　在社会危机加深的时候，玄学迷信是十分有利于统治的，因为它使人民深陷于虚幻的、超脱的解放，而忘记在现实中去为追求真正的解放而斗争。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开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开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的批判的胚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东汉时期豪强大地主肆意搜刮民脂民膏，全国遍地都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人民任由地主宰割，这正为谶纬迷信的兴起提供了条件。越是阶级矛盾尖锐的地方，世家大族们越是把自己装点得道貌岸然，越是讲各种虚伪的“天道”。

　　一些资产阶级自由派常常污蔑说，气功热的“历史根源”是大跃进期间“人定胜天”的思想，是群众大革命期间的“民科习气”。的确，毛主席说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然而这一到了修正主义者手里就变了味道，变成了“人体的潜能是无限的”，这显然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马列毛主义者从来认为，不是生物人的潜能是无限的，而是社会人的潜能是无限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劳动人民的力量，来自于组织，来自于阶级，来自于社会化大生产。 人的能动性是活的力量，而人体本身只是物，只是死的力量。在活的力量下，一切物质规律都是终要被认识的，都是可以被驾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人民必然要建立了一张扎根在物质变革第一线的群众科研网络，把人的能动性探到物质世界每一根神经上。只有在这个层面上，人体才会有无限的“潜能”可以挖掘，这只是同无产阶级驾驭其余一切物质规律一样，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古代的谶纬神学，在近现代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下被砸烂了，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邪教也必将被新的革命浪潮所冲击瓦解。群众一旦组织起来，立马就会行动起来，封建迷信立马就会势如破竹一般地破除。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中描述了这样的景象：“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现在，职业革命家的任务就是要去赋予群众实施开展这种变革的物质力量，这也就是组织。职业革命家组织的融工工作，不只是为群众带去唯物主义的理论，更重要的是为群众带去组织。 那时，群众遇到现实的不顺就不会再去求神拜佛，而是去向职业革命家控诉，去号召“兄弟伙”打倒那些害人精，变革那些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正如毛主席比喻的那样，要把扫把伸过去扫一扫。要实现这一点，革命家组织必须建立起铁打的组织，不断地大力提高自己的自觉性、首创精神和毅力，并成为群众坚强的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