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1]”，这篇文章原本是毛泽东1936年12月开始在红军大学的演讲稿，而关于西路军的这句话应该是在西路军失败清算“国焘路线”时增加进去的——因为1936年12月西路军还没有失败，而毛泽东在红军大学的就这个课题的演讲也有多次，直到1937年5月才最后定稿。

　　随着《历史的回顾》推翻了陈昌浩当年的反思与总结，毛泽东的这句话也作为“不实之辞”遭到了非议。但笔者认为，虽然这句话是否过于简单是否严谨妥当还可以继续商榷，但这句话是基于以下基本史实道出的，却也不容质疑：

　　基本史实一：张国焘欲借“打通国际”的任务让红四方面军西进河西走廊另创局面以与中央分庭抗礼，这是张国焘流亡国外后也婉转承认了的事实！

　　基本史实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之时，违背中央“先南后北”意图，欲渡而不欲战，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将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甚至还要让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破坏了中共中央“打击南敌”的计划，导致了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与河东主力被敌人隔断，宁夏战役濒临流产，河东主力被迫东移，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进退失据的被动局面，也是事实！

　　基本史实三：张国焘违背自己同意过的海打战役部署，擅调红四方面军河东部队撤离战场，致使海打战役流产，造成河东河西红军被动态势进一步加剧，也是事实！

　　基本史实四：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主要将领尚未得知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并且中央尚未明令终止宁夏战役之时，令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将行动方向左旋90度，要他们以“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地“开展新局面”，也是事实！

　　基本史实五：西路军西进后张国焘和西路军首长先是信心满满，而被敌毛炳文军西渡追尾后却大为紧张，认为西路军“太孤立”，欲置他们自己几天前还打包票要建立的根据地于不顾，还是事实！

　　正是基于上述基本史实，我们有理由设问：不把“二马”放在眼里，却总想避开国民党中央军以寻求偏安之所，不要根据地，孤注一掷依赖“远方援助”，这算不算是“被敌人吓倒”的“退却主义”？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后，又是不是在事实上使张国焘失去了继续推行“国焘路线”的最后机会？

　　当然，这句话也的确有衍生出“西路军西进是执行国焘路线”的歧义之虞。

　　而这种衍生出的歧义也的确长期发生过不小的影响，也的确是需要重新审视与检点。

　　但是，类似于“错误路线的破产”这样的说法，真的就是那么不可接受不能理解么？远的不说，就说遵义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不是也有“……机会主义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际，在第五次战争中是完全破产了[2]”的结论么？这是不是就让中央红军全体红色战士们都蒙了冤受了屈哩？这样的逻辑，说得通么？

　　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关于“西路军”的注释，或许就是受了毛泽东那句“张国焘路线的破产”而出的“疑似歧义”的影响：

　　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3]

　　这条注释的确存在问题：一、西路军西渡不完全是“张国焘命令”，西渡的本来意图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张国焘借此兜售了自己的私货，违背了中央“先南后北”的意图，以先斩后奏的方式造成了“三军竞渡”且掉头向西的既成事实，在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首长的要求和保证下，这个“既成事实”乃至相关名义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追认；二、西路军渡河不是“向青海西进”而是向甘肃西部西进；三、西路军在1936年12月也并没有“基本失败”。

　　所以，对这条注释作出修改是完全必要的。

　　1991年以后再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对这条注释作出的修改是这样的：

　　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4]

　　这个修改纠正了原注释的错误，却将个中复杂缘由简化给了中央的“指示”与“决定”，实际上同样容易衍生出“西路军西渡乃至西进完全源自中央决策”之歧义，而且将张国焘以及“徐陈”在这些“指示”与“决定”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的甚至关键性的作用完全忽视和忽略了，而这并不是一种认真严谨客观公正的治史态度。

　　这些修改，实际上源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的表态。

　　最早提出重新审视西路军失败成因问题的是1980年12月2日一篇署名“竹郁”的文章《西路军疑》，“竹郁”实名朱玉，曾任原西路军一位主帅的秘书（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也是原西路军主帅之一徐向前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的主要编撰者，他因此而查阅过当时还属党内机密的一些原始文献和电报，《西路军疑》就是他对当年的历史结论提出的置疑。本书讨论过的《历史的回顾》中关于西路军部分的主要观点，实际上都是源自于这篇《西路军疑》。而就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几个月前的1980年5月，徐向前本人对中共中央政治局1937年3月31日决议中关于西路军问题的结论还仍然表示认同和拥护：“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失败，是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造成的。但广大指战员是十分英勇的，是好的”[5]。

　　而许多历史亲历者和当事人态度的变化，都源自于这篇《西路军疑》。

　　笔者认为：朱玉等人的西路军治史工作至少存在着两大问题：

　　一、在排除“主观故意”的前提下，他们查阅判读电报有囫囵吞枣不求甚解之嫌，缺乏对相关史料全面系统地关联分析，只热衷于摘取对自己观点有利的部分予以解读与发挥。

　　二、他们后来为李先念、徐向前、陈云提供的52份原始文献文电，是有选择性的，也遗漏了诸多不利自己立论的重要文电——据笔者掌握的情况，至少“遗漏”了100多件重要历史文电/文献。

　　这或许也是此间乃至此后翻历史旧案作惊世文章的浮躁学风的影响所致，而那些被选择性遗漏了的重要历史文电，只要查阅判读认真细致，他们是不可能看不到的。更何况，这些文电很快就得以公开刊印出版，公诸于世。

　　然而，也就是他们这篇依据不充分、欠完整、不合理的文章，在没有展开充分学术讨论的情况下，很快报送给了中共中央当时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

　　因为邓小平在西路军那个历史时期并不在中共中央决策层，对当时的决策过程情况并不清楚，所以又把这篇文章批给了作为历史当事人的李先念和当年处在中央决策层的陈云。

　　1981年11月22日，陈云与李先念谈西路军问题时说：“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1982年2月27日下午，陈云在住所内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后，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即《西路军疑》）。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谈话中陈云还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6]。

　　笔者认为：陈云当年虽然在那个历史时期位于中共中央决策层，但西路军西渡乃至西进期间他在苏联，对此间的决策过程中的复杂情况缺乏全面系统和清晣的了解，又未参加1937年3月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以，才有了“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之语。而他仅从他人提供的52份电报就发表倾向性意见，显然也有操切之嫌，这可能也与改革开放后急于解决以往历史遗留问题的心情有关。

　　同年8月14日，当年曾为西路军主帅之一的徐向前就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几个重要问题与党史学者廖盖隆等谈话，其中谈到了西路军问题。徐向前也表达了与《历史的回顾》同样的论点与论据[7]。

　　笔者认为：徐向前曾是西路军主帅之一，是当局中人，他个人不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历史结论（他自己也多次表示拥护）的意见，是需要充分证据来证实或证伪的，不能轻易地不顾其他主帅的结论而片面采信。

　　同年11月9日，当年西路军的高级指挥员李先念撰写了关于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写的谈话要点，也谈及了西路军问题，表达了与徐向前相似的看法[8]。

　　笔者认为：李先念是西路军高级将领，但不是主要领导人，也不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对高层决策的酝酿形成过程及其当间的分歧，并不清楚，清楚的只是自己那个局部。而仅凭朱玉提供的那些电报，也难以对那段历史作出全面清晣的判断。

　　更为重要的是，朱玉等提供给徐向前、李先念的历史电报，是经过刻意选择的！

　　1983年1月5日，陈云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送来的电报已看过了，可以送小平同志。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

　　笔者认为：陈云的这个表态有过于轻率之嫌。至少，“打通国际”的设想的确是中央在过草地之前提出过，但并没有“决定”——更没有决定“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当时他已转赴上海，并没有参加过自两河口、芦花、沙窝、毛尔盖、俄界等一系列讨论中国革命形势及红军战略方向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国际援助的“二百门炮”也与共产国际方面提出的援助清单不能互洽（“二百门炮”是个什么概念？）；把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也有失之简单且“回避问题”之嫌。

　　当然，这也可能是年代久远记忆有误所致。

　　还应指出，没有亲历过“草地分裂”，没有亲历过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后一系列战略行动，没有参加过自两河口、芦花、沙窝、毛尔盖、俄界等一系列讨论中国革命形势及红军战略方向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没有参加1937年3月清算“张国焘路线”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陈云，几十年后将建立在误判中国革命形势基础上以“退却路线”为本质特征的“张国焘路线”，仅仅归结为“分裂路线”、“另立中央”，不仅欠确切，而且还或多或少影响了他老人家“要把这件事搞清楚”的初衷。

　　同年2月25日，李先念撰写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报送中央各位领导人传阅，文后还附上了朱玉等提供的有关西路军的52份电报。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受到他人选择性提供的史料的误导，但李先念在这个《说明》的最后，仍然表达了不失冷静和节制的意见：

　　过去中央只批判张国焘和批评陈昌浩同志，不仅没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责任，而且还充分肯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精神，这是很正确的。但是，有些文章、著作、讲话和文件，对西路军的历史评述不当，如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西路军和西渡黄河，西路军是在张国焘错误路线驱使下向新疆方向前进的，西路军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等等。这些说法，可能是由于没有占有大量史料等原因造成的，是可以理解的。我自己四十多年来对有些情况也确实不清楚。现在，许多情况比较清楚了，就应该按照历史事实改过来。这样做，更有利于团结。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忙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西路军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历史问题了，不应该公开争论。我写的这个材料不发表，如果中央认为合适，是否可将此材料存中央档案馆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供研究西路军历史的同志参考，以便今后在讲西路军历史的时候，能注意到中央当时的指示，尽可能符合历史事实。总之，在这件事件上，也要体现中央一再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9]

　　3月8日，陈云给李先念同志复信：“先念同志，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10]”

　　存档备考，这应该还是个正确的处置——看来陈云对这个问题也并没有多少自信。

　　据悉，叶剑英只是在李先念的这个“说明”上划了个圈，表示“已阅”。

　　3月12日，李先念接到这封信后，又给邓小平写信：

　　小平同志：

　　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

　　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曾将竹郁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不够了解，四十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本不清楚。近一些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批示。

　　李先念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二日[11]

　　3月22日，邓小平对李先念来信作出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12]。

　　如果仅仅是存档备考，那也应该是合适的处置——这类复杂历史遗留问题，应该是党史研究部门依据已有的文献史料作出全面系统的考量后才能厘清，然后还应由中共中央就此问题以正式决议的方式作出结论，而不是仅凭个别人的一纸文章和几位历史当事人带有纠结心态的倾向性意见来下断言。

　　而且，陈云的意见也好，邓小平的批示也好，主要是针对“西路军是不是执行国焘路线”的问题而言的，并不是对西路军西渡乃至西进过程中所有问题的全面清理，且不说他们的意见是否合适，就算是正确无误的，那也只是问题之一部分，远不足以用作对西路军战略决策和指挥过程进行“全面清算”之“一票决定权”。

　　然而，陈云的意见也好，邓小平的批示也好，都被人有意无意作出了无度引伸与发挥。

　　

注释

 

　　[1]《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军事文集㈠》第71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第2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附录二：〈毛泽东选集〉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12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4]《附录二：〈毛泽东选集〉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12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5]《郭春福秘书电话传达徐向前部长的几点指示（大意）（1980年5月23日上午8时）》，《红西路军在青海有关情况调查材料汇编（第五集）》第664页，青海民族学院政治系中共党史教研组，1980年6月印刷。

　　[6]《陈云关于西路军的几次谈话（1981年11月至1983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226～第22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7]《徐向前关于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几个重要问题的谈话（1982年8月14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233～24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8]李先念《西渡黄河与西路军》，《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249～25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9]《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1983年2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26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10]《陈云对李先念同志〈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的一封信（1983年3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270～第27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11]《李先念给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1983年3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27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12]《邓小平对李先念同志〈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的批示（1983年3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27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