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钟爱吸烟

　　毛泽东钟爱吸烟且烟瘾很大，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在他留存的诸多影视、图片、文字中，从青年到老年，有不少手夹一支小小卷烟凝神思考的资料。

　　烟龄长。毛泽东是从哪年开始吸烟，至今未见文字记载，他自己也未曾公开讲过。早在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湘潭等5县考察时，当地群众用土产“叶子烟”招待他，他和群众打成一片，常常是边吸烟边和群众聊天。据美国作家R.特里尔撰写的《毛泽东传》，“毛至少有六十年的抽烟历史。可能任何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都不如毛抽掉的卷烟多。他说：我们工作太辛苦，不能不抽。”1974年，出于对健康的考虑，毛泽东开始戒烟。在人生的最后两年里，再也没有和烟打过交道。

　　烟瘾大。尤其是他在专注思考、神经高度紧张的时候，常常把烟、茶当作“神经缓冲剂”，烟的消耗更加放量。据说在延安窑洞里写《论持久战》时，他是一根接着一根，一天可以抽五六十根。在解放战争时期指挥三大战役时，作为我军最高指挥员，毛泽东每天神经高度紧张，寝食不安，就靠抽烟来提神。作战室里每天都是烟雾弥漫，让不抽烟的周恩来可吃了不少苦。

　　品牌多。南征北战时期，毛泽东吸的烟主要是农民自种自晒的“生烟”，也吸国民党军的“进贡烟”。国民党“送”来的香烟，牌子各异，五花八门，毛泽东都一一“品尝”过。新中国诞生后，工作更加繁重，烟是必不可少的陪伴。他每年要巡视各地、开会、调查、访问等，就花钱购买当地的特产烟，如一次去武汉，听说湖北生产一种“珞珈山”牌香烟，烟味很好，价钱又便宜，他就要随从人员帮他买了几条，吸后果然不错，又买了几条随身带到韶山，给家乡人抽。据他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后来回忆，“主席抽烟呢，他有这么几个过程，在那里我也听他们说过，他是什么烟都抽，后来进城以后抽过‘三五’的，后来抽过‘中华’、‘熊猫’的，一直到了1969年以后呢，他又改了，改了就是抽雪茄烟。”。就连毛主席自己也曾对人说，“我是吃百家饭，抽百家烟”。

　　与烟相伴，原因不少。一是习惯。他曾对保健医生说：“烟，我吸进去的并不多，大半是在手中燃烧掉的。没有香烟在手上，或吸上几口，在思考问题时，总觉得缺少点什么。有了香烟在手，就好像补充了这个不足。”二是需要。提神醒脑固然是一个方面，而递烟更承载了他与群众接近、沟通、交流的重要的交际功能。1930年10月，毛泽东在新余市罗坊镇里做调查，找到当地8位农民进行座谈。他以求知若渴的学生心态，采取恭敬老师的态度开展调查，亲自为8位农民倒茶、递烟。在他看来，这些举动是“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农民们敞开心扉，与他详谈。他根据调查所掌握的资料，整理并写下了著名的《兴国调查》。

　　这不是毛泽东第一次给群众递烟，在他看来，递烟能拉近彼此关系、传递真挚情意，早已成为一种日常行为。1958年，毛泽东视察许昌烟区。在快要离开襄县时，襄县三里沟乡副乡长周天顺、秘书赵福申看到毛主席辛苦流汗的样子，特意从二里外的地方采摘两个新瓜，想让主席解渴。毛泽东用手拍了拍，称赞道：“这瓜真大，谢谢，谢谢！”为了表达他的谢意，他与周天顺、赵福申一一握手，并拿出卷烟让他们抽。

　　毛泽东爱烟，张弛有度，如果有需要时，他可以做到极致的克制。1945年，蒋介石迫于国际舆论压力和国内民众希望和平的意愿，不得不作出姿态，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会谈。尽管国共矛盾尖锐、危机重重，为了实现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内和平，实现和平、民主的建国目标，毛泽东不顾自身安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前往重庆进行谈判。令人惊诧的是，烟不离手的他，在和蒋介石谈判时，却始终未吸一支烟。事后，蒋介石对其秘书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据说每天要抽一听(五十支装)。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绝不抽一支烟，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忍常人所不能忍，方可为常人所不能为。正是因为毛泽东把民族、人民装在胸中，在重庆谈判方能做到“不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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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2号烟的往事

　　正像吴连登回忆中那样，毛主席在1969年，改抽了雪茄烟。

　　之所以改抽雪茄，据说与李先念的一次递烟有关。虽然毛主席总是递烟给别人，但在开会时一般没人给主席递烟。那一年，毛主席在会客室召集领导们开会，坐在旁边的李先念抽着雪茄烟。毛主席眼巴巴地看着，于是李先念那天给了主席一根。主席接过来，说：“先念啊，你抽这么好的烟，也不告诉我。”

　　此后毛主席便独独钟情雪茄。而这款雪茄的产地，正是当时的四川什邡卷烟厂。

　　1964年，什邡卷烟厂接到两个重大任务。一是要挑选政治合格、技术过硬、有经验的工人给中央领导卷烟；二是要研制雪茄配方特供给中央领导。经过认真研究，该厂的范国荣、黄炳福、刘宗贵、姜跃秀入选，同时，厂里还研制出了35个配方，样品试制成功之后送交北京。

　　在这35个样品中，其中的1、2、13、33号成为选定产品，部分领导选定的是13号烟，毛主席选定的是2号烟。

　　“毛主席选的是中淡味的，食指粗的中号雪茄。雪茄的制作技术要求特别严格，首先要选上好的烟叶，先进行粗加工，去烟梗；为了增加湿度，要拿越南桂皮、曲酒蒸；然后用特级花茶漂，这个环节中具体操作要根据烟味的不同而变化。之后是晾晒、卷制，最后放在烘箱里烘干，10支一包装进烟盒，要派专人送上去。”范国荣回忆道。

　　1971年，受“九一三”事件影响，为了确保毛主席吸食雪茄的安全，中央办公厅决定将卷制组举迁至北京。基于不搞对外牌号、便于内部称呼联络等因素，迁移到北京后的生产小组对内便称为“132”小组。范国荣等4人，正是“132”小组的重要成员。

　　“132”小组的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生产原料依旧由什邡提供，每个月生产15条—20条烟。

　　1976年，毛主席与世长辞。又过了两年，“132”小组也停止了生产。

　　虽然“132”小组和2号烟的故事已经谢幕，但雪茄的传奇仍在什邡继续书写。如今，什邡已成为“中国雪茄之都”，雪茄成了这座城市最鲜明的地标、印记。

　　重视烟草产业力量

　　烟叶自明代传入我国后，烟草业渐成产业之势。在我国经济版图中，烟草行业既是国家的重要税收来源，更是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毛泽东关于烟草业的思考中，“一篇时评”、“一语评价”、“一纸批示”、“一次考察”，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一篇时评。青年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烟草税对于主权国家的重要意义。1923年8月28日，《申报》披露了“阁议，英美公使抗议加征地方纸烟捐，结果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的消息。在西方列强以机制纸烟大肆抢占中国市场的背景下，“停止征收纸烟税”，意味着将国家财富拱手送人。愤懑于英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中华主权的肆意蹂躏、不耻于当时北京政府的丧权辱国、腐败无能，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的毛泽东在看到这一消息后，当即在第二天出版的我党机关报《向导》周报上发表了题为《纸烟税》的文章。在这篇时评中，他尖锐地指出，“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再请四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以尖锐犀利的文字，愤怒抨击西方列强对我国财富的掠夺，怒斥当局的奴颜媚骨。

　　一语评价。毛泽东也注意到卷烟生产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在我党建立革命区后，为满足苏区的军需民用，增加苏区的财政收入，发展革命根据地的烟草业成为很多苏区优先考虑的办法。1933年8月，当时中央工农政府在瑞金召开的“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做出了“苏区恢复烟丝加工”的决定。历经重重困难，在苏区军民的大力支持下，烟丝加工产业迅速恢复，烟草生产合作社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并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办的第一家卷烟厂——利民烟厂。

　　在苏区成立的诸多烟厂中，其中，由新四军第二师在安徽天长创办的新群烟草公司，发展尤为引人注目。1942年，新群烟草公司成立。新四军二师通过多方关系，冒着生命危险费尽周折，解决了卷烟机、专业师傅、原料、配方等关键问题，生产的“飞马”牌香烟因为价格实惠、品质好，一出厂就深受好评，广大军民交口称赞，越传越广，声誉迅速提高，不仅缓和了市场供应状况，更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1943年秋天，陈毅接到任务回到延安开会，特意给中央的领导捎去了几条新四军自己生产的“飞马”香烟。毛泽东抽着烟，缓缓说道：“‘飞马’牌烟为抗战和根据地建设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堪称是‘任劳任怨的大功臣’。现在几乎都要成‘烟草界的领军者’了！”毛泽东的这番评价，展现了苏区卷烟业对推动革命、发展经济的重大作用。

　　一纸批示。毛泽东深知卷烟业对新中国财政税收和经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关注国内卷烟业发展状况。

　　1950年初，他向国家食品工业部部长杨立三等人“抱怨”国产香烟质量不够好：现在做的纸烟质量总比外国人制造的要差，要拿点好烟招待外宾，但纸烟两面没有中国字，都是外文，很不好。要一种较好的烟出来，不用一个外国字。

　　毛泽东的这番“抱怨”，指出的正是当时卷烟业中外资及民营企业占据行业主流的困局。以上海为例，当时上海作为卷烟业的全国生产销售中心，共有烟厂112家，国营有中华一家，有颐中、花旗两家外资企业，其余皆为私营企业。

　　1950年11月20日，毛泽东通过杨尚昆向食品工业部询问国营香烟的质量。第二天，食品工业部副部长宋裕和就向毛主席呈交了部长杨立三关于全国卷烟行业概况的报告。随报告提交的还有请毛主席试抽的几条“飞马”烟。

　　当时新群烟草公司的部分工人跟着第三野战军一起到了上海，他们把“飞马”牌香烟的品牌和独特工艺也带到上海卷烟厂。这几条“飞马”烟是上海华东公营飞马烟公司生产的。

　　报告中写道：昨经杨秘书长尚昆同志转奉钧谕嘱，提高纸烟质量并完全用我国文字为标记，除俟制烟工业管理局成立后，作有系统的研究外，查华东公营飞马烟公司在质量上过去是、现在仍是我公营烟草公司较好的生产品，现由宋裕和同志送呈几条请试尝之，我已函该公司设法加以提高。

　　看到完全采用我国文字的、国营企业生产的“飞马”烟，并在试抽后，毛主席非常满意。于是，他亲笔题写了批示：所有党政人员一律不要用外国及外商的纸烟，亦最好不吸私营纸烟。

　　批示寥寥数语，成为新中国卷烟业格局巨变的前奏。此后，国营卷烟成为改造方向。

　　1952年，上海卷烟工业公私比重发生逆转。私营企业的产量比重从1951年的72%降至1952年的24%，卷烟工业成为全市私营企业比例下降最快的行业之一，卷烟行业几乎是在短短一两年间率先迎来了全面改造。1955年底，上海的私营卷烟企业悉数被接收或进行了公私合营。

　　“国营烟厂是人民的烟厂，人民应该吸自己的香烟”，这是当时上海国营中华烟草公司喊出了新的广告口号，却揭示了烟草业未来的发展格局，它应当是服从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行业。

　　一次考察。随着我国的“一五”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毛主席和党中央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大规模经济建设上来，开始思考和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探索构建中国农村比较理想的社会组织模式时，一些地方的农村成立“公社”的做法让毛主席很感兴趣。1958年8月，他决定亲自到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农村看看。

　　1958年8月6日，在河南新乡视察过七里营人民公社后，根据河南省委主要领导人的建议，毛主席决定到以烟叶闻名于世的许昌农村看看。

　　许昌地处中原腹地，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十分适宜烟叶种植，是当时全国的三大烤烟产区之一。许昌烤烟盛名四扬，曾有文章称：“中国烤烟在河南，襄城（隶属许昌）烟叶甲河南，所产烟质，为全国冠。”

　　对此，毛泽东早有耳闻。他把视察地点选在了烟叶种植面积最大的襄县。

　　1958年8月7日，毛泽东的视察车队来到襄城县。他头戴草帽，上穿白衬衣，下着灰色制服裤，脚穿一双半旧皮鞋，健步走向烟田。只见烟株高大，烟叶宽厚，碧绿透黄，叶片上的露珠在朝阳照射下，莹莹闪光，滚滚欲滴。

　　他向烟农仔细询问了烟叶的品种及管理状况后，若有所思地问：“你们的烟叶好，还是山东潍县的烟叶好，比较了没有？”跟随在毛泽东身旁的许昌专区领导回答说：“人们都说这两个地方的烟叶好，不过我们没有做过比较。”毛泽东说：“有比较才有鉴别啊！”跟随者赶紧介绍：“现在全国12个省的考研会议在我们这里召开，他们都说这里的烟叶长得不错。”好像得到了答案，毛泽东终于满意地说：“在你们这里开会，你们的烟叶一定不错。”

　　随后，毛泽东登上田间的一处高梗，举目四望，只见烟田连片，烟叶肥硕，如同烟林，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他不禁发出由衷赞叹：“你们这里成了‘烟叶王国’了！”

　　随后，视察车队顺着襄县至禹县的公路行驶时，在小张庄村进行了短暂休息。休息时，毛泽东指着不远处的两座烟叶炕房问：“那冒烟的高房子就是炕烟房吧？”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提出进炕房看看。在场的干部劝阻说：“炕房里温度太高，还是别进去了吧。”毛泽东没有听从建议。

　　走近炕房，正在里面干活的烟叶“土专家”梁运祥听说毛主席来了，赶紧丢下手中工具，光着脊梁就朝外走，恰好与主席在门口相遇。

　　他还没来得及洗两手的泥巴，毛主席已经伸过来手和他紧紧地握手了。梁运祥发现自己手上的泥巴粘到主席手上，顿时露出尴尬的神色，毛泽东却说：“没关系，没关系。”

　　在梁运祥引领下，毛泽东来到另一个炕房跟前。里面的大火已经烧了三天三夜，炕房温度有60摄氏度。毛主席不顾陪同者的劝阻，进去认真地看了一番。走出炕房后，主席的脸上渗满了汗珠。他一边擦汗一边说：“应该让吸烟的人都来这里看一看。”

　　手上粘着泥土，心中装着百姓疾苦。毛主席在烟叶生产考察中的点点滴滴，令随行人员无不动容。而毛主席“烟叶王国”的评价，给这个豫中小城带来了无限荣耀，也造就了那个年代“言烟叶必称河南”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