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在海德堡

我和爸爸有说不完的话题，那就是昆明。 1938年12月，我们全家随同济大学搬到了昆明。那一年，我父亲33岁，正如《神曲》的开场白所说，“正值中年”。次年8月，他从同济大学辞职，出任西南联大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一直工作到大会结束。 1946年6月，我们随着北大复员回到北平。他在昆明生活了七年半，其中七年是在联合国大会上度过的。这七年里，他在研究歌德、里尔克、杜甫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同时，在创作上也达到了高峰，思想涌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当然想念昆明。离开昆明时我刚刚十岁，在联达小学读完五年级。童年的记忆虽然支离破碎，但却是丰富而温暖的，因为它们与那个特殊的时代有关，那些我当时觉得平凡的事情，后来才发现它们不平凡。人物连在一起，所以我也想念昆明。

西南联大|图片来自网络

正如他在《昆明往事》一文中所写：“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哪个地方？’”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最甜蜜的地方在哪里？你经常生病，但病后却感觉更健康？哪里缺少鼓励你更认真学习的书籍？”教书、写作、忙碌，不觉得矛盾吗？答：“都是抗战时期的昆明。”

冯智的昆明市居民身份证

确实，那个时候的生活很艰难。记得第一次写作文时，题目是《我的家人》。当我把它带回家时，爸爸非常高兴，说：“拿给我看看。”我写道：“我家有三口人：爸爸、妈妈和我。爸爸每天早起，提着篮子去菜街买菜，然后穿上灰布长袍去上学。”下课了，他一回家就把袍子脱下来挂在墙上……”父亲一脸不好意思地说：“你写这个干什么！”你能怪我吗？这是我的客观观察，有诗为证。那时，他进出时常常喊着“我的衣服和袜子都破了洞，我不知道如何缝线”（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模仿冯的词句）颜思《喜鹊踏枝》：“寒食路百草万花，香车拴树何在？”（戏仿）。我很少吃肉，我和我的父亲总是把我们嚼过的骨头和鱼骨头拿起来再啃，因为我们连骨头都嚼不干净。 ，还说我们傻。于是，有一天，爸爸妈妈把我当做客，大人们说说笑笑的，突然站了起来。非常严肃地站起来，指着骨头当着大家的面往桌子上吐口水，说道：“把这些骨头给我妈妈拿来！你们把它们嚼得太脏了。”大人先是一愣，然后哈哈大笑，妈妈羞得满脸通红。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那盏昏暗的油灯。晚上，三个人围着被老鼠吃掉的三屉桌上唯一的光源工作。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家看《西游记》。微弱的火焰像鬼火一样跳动着，而烦人的老鼠恰好在它后面发出各种声音。我惊恐地回头一看，发现自己的身影就像一只大怪物，正朝我的头顶冲来。但当我转身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读起了金角王和银角王的故事。生活是艰苦的，贫穷和疾病，但精神却因为西南联大而丰富和健康。

冯智与姚克坤夫妇|图片来源于网络

1935年秋，父母从德国回到北平，未能找到正式工作。 1936年7月，同济大学聘我父亲为附中教授兼主任，于是他就到了同济。不久妈妈就带我去了上海。同济大学附属高级职业学校教授德语。虽然他们在这里结识了一些很好的朋友和学生，但繁琐的行政工作和复杂的人事纠纷让他的父亲感到困扰，尤其是派系斗争让他感到厌恶，因此他决心离开同济。到了西南联大，父亲进入了另一个环境。这里，文人墨客辈出，继承了北大、清华、南开的优良传统。他们思想自由，互不干涉。大家认真教学，脚踏实地进行科学研究。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也可以为抗战时期的联合国大会团结合作。他从德国回来已经四年了。可以说，他刚刚找到了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同时，他也结束了漂泊，有了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可以读书、思考。

研究与创作

昆明时期是父亲一生中最缺书的时期，也是他学习最认真的时期。他自己的书籍有的留在北平，有的在长沙大火中被毁，还有的在逃亡中丢失。当他到达昆明时，一个用肥皂木箱做成的“组合书架”里只剩下了几十本书。学校图书馆的书很少，但清华大学带来了一些书。外文图书存放在外文系图书馆。都是非常好的版本，包括40卷的《歌德全集》和几部歌德作品。专着。有了这样的条件，1941年春，他开始翻译德国比德马克编辑的《歌德年表》，加上详细的注释，并在重庆出版的《图书月刊》上连续发表。他每次都借用自己需要的几本书，按照年代顺序阅读歌德的作品。虽然由于某些原因无法完整翻译年表，但我还是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歌德的作品，并参考了我随身携带的袖珍本《歌德书信日记精选》、《歌德与埃克曼对话》、还有《歌德谈话录》《精选》等，解决了很多问题。年轻时，他喜欢一些浪漫主义作家，“与歌德敬而远之”。现在他对歌德的认识和理解加深了，不仅是审美，还从中学到了一些做人的道理。

博士海德堡丰智大学证书

除了给学生讲授歌德之外，他还热心参加大会活跃的课外学术活动。曾在罗常培发起的“文史十四讲”和何琳组织的哲学汇编会上讲授《德国文学史研究》、《畜牧之魔》、《略论歌德作品》福斯特里的《人造人》。 《自然科学》、《歌德与人类教育》等，都成为他后来的歌德专着的一部分。当时联大的学术思想自由活跃，学风浓厚，着实令人着迷。教授们毫无架子，孜孜不倦地学习。他们经常和学生一起去听其他教授的讲座。文山曾不止一次地深情地向我描述哲学教授沉有定去听我父亲讲《歌德》的情景：他戴着一顶缺边的破草帽，穿着一件破旧的灰布长袍，坐在教室里。前排。那种仿佛周围无人的专注聆听的样子，让他这个刚刚进入联大大学的年轻人感到震惊。我的父亲也是如此。从他不完整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仅从1942年6月到11月，他就听了陈抗的《柏拉图年龄论》、冯文谦的《美丑》和朱自清的《宋朝》。诗意思想》等

和歌德一样，他年轻时与杜甫“敬而远之”。然而，在抗战时期和逃亡途中，他与杜甫走近了。他写道：“当我与妻子和女儿一起流浪时，我开始相信《少陵》里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无名诗的结尾血泪，假装是一个和平的人十年。”他被杜甫的诗和人深深打动，逐渐产生了写杜甫传的想法，但苦于身边没有完整的杜甫著作。 1943年的一天，我在庆云街一家老书店看到一本邱兆敖的《杜少陵诗详解》。我当时没带足够的钱，但是当我再去的时候，却被人买走了。我非常失望。巧合的是，我回到家时，联达大学的同学张士毅和周继坤来看望我。他们知道这本书是历史系同学丁明南买的。第二天一早，丁敏南就来转书了。父亲很感动，后来多次提起这件事。有了这本书，他视若珍宝，读了一遍又一遍。他把诗的主题、有关杜甫的人名、地名、事迹等分类在所用的《学生选学表》背面。这样的“卡片”制作了数百张。

1945年，他在报纸上发表《杜甫与我们的时代》和《我想怎样写传记》两篇文章。回京后，撰写《杜甫传》单篇，发表于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上。 1951年，林园主编《新观察》。在他的监督下，他的父亲重新整理了旧书。该手稿经过大量补充，于当年1月至6月发表在《新观察》上。 1952年单行本出版，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再版四五次。

他后来被公认为研究歌德、杜甫的专家。有人评价“他对歌德、杜甫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这两方面的“先锋”来自西南联盟。大开始。

同时，他还阅读了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诗歌和书信、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日记、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个人著作。他受到这些阅读的启发并影响了他的写作。他们都或多或少有影响力。他翻译了他们的诗歌、书信和语录，并写了散文，向他们介绍中国的现实。闻一多读了他介绍克尔凯郭尔的文章《时代批判》，大加赞赏。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一起住在靛蓝巷的教工宿舍。两人开始讨论这篇文章。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他所写的有关尼采、里尔克的文章以及他们的诗歌和书信的译文现已收入他们的论文集和他们的文集，其中一些已重印。尤其是里尔克，对他父亲的创作和生活影响更大：他以极其认真的态度思考、经历、工作和生活。

在此期间，他在学术研究取得成就的同时，在创作上也达到了高峰。自1930年代以来，他已经多年没有写新诗了，但突然在1941年，他像敞开大门的湖一样，一年内写出了27首十四行诗，并将诗集《十四行诗》提交给了主办的明天论坛。陈占元着.桂林出版。他不再只是一个“抒情诗人”，而是成为“一个从敏锐的感情出发，在日常境界中体悟微妙哲理的诗人”（朱自清）。这本诗集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李光田评价说：“他是一位沉思的诗人，他默默地观察、体悟，在日常的印象中证实自己在宇宙和人生中所经历的一切，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看到了真正的诗和哲学。”（《诗·沉思——论冯至》）。朱自清在《新诗杂记》“诗与哲”一节中说：“闻一多先生说，我们的新诗似乎充满了年轻人，也必有一些中年人。冯先生的诗集大概也算是中年了。”我父亲在这里成功地运用了西方十四行诗，朱自清在同书的“诗的形式”部分评论道：“这部诗集可以说奠定了中国十四行诗的基础，使人们一直怀疑这首诗的人是谁。”相信中国诗歌也相信无诗和十四行（或上来）值得继续发展；其他外国诗歌风格也将融入中国诗歌。这既是模仿，又是创造。 ，最终它将成为我们自己的。”今年8月，杨振声将散文集《风景》交给重庆民族出版社出版。称为《十四行集》的姊妹卷。他平静地用简单的文字记录了一些最常见的事情。风景、小人物、一草一木，引发了他的感受和思考。 1942年春至1943年秋，完成中篇小说《伍子胥》。他将传统伍子胥故事的复仇主题转变为关注人类生存状况的启蒙主题，将历史故事转变为现代诗意哲学小说。抗战胜利后，这三本书被收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书》，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重印。他们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至今仍经常被人们评选和提及，认为他们“……在诗歌、散文、小说三个领域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他们呈现出一种沉思的状态”。在20世纪40年代，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之林中，他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个’”（钱立群《20世纪中国人》）。小说读者》）。

冯智、姚克坤及女儿冯耀萍参观昆明大观园

活跃的文艺生活

1939年暑假结束后，父亲刚到西南联大，人生地不熟。他只知道认真上课，认真批改作业。过了一段时间，他开始结交更多的朋友。

首先，中文系的杨振声教授、朱自清教授、罗昌培教授都是他的北大院长。当他进入北大时，他们都已经毕业了，但他们都很关心他，给了他很多帮助和鼓励。随后，李光田、卞之琳也来到联大大学任教。他们都是北大的学生，但他们入学时父亲已经毕业了。他们三人都学过外国文学，都是诗人。当时他们都三十多岁了。他们经常来我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卞之琳则不同。他父亲的所有朋友都穿着长袍，但他总是穿着棕色西装，戴着金丝眼镜。我觉得他特别有活力。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可能很“酷”。他经常坐在桌边，用父亲从德国带回来的打字机打字。原来，当时他和闻一多正在协助英国教授白英编辑《中国现代诗选》。他从来没有注意过我，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他说话。李广田则不同。他穿着长袍，黝黑的脸上始终挂着真诚的微笑。他的女儿李秀和我年纪差不多，所以他见到我总是和我说话，互相传递消息。信息。我曾经养过一只兔子，但我不记得它是联达大学的同学送给我的。李修对此很感兴趣，甚至还有点羡慕。有一次，李叔叔高兴地走过来，对我说：“你看李秀多有趣，她问我‘凤姐养了兔子，为什么不做一件兔毛大衣呢？’”她高兴极了，可以表达她的喜悦。有时，他会带着李秀，我们两个“独生女”（当时我还没有妹妹）和玩伴在院子里“疯狂”，而大人们则在屋里聊天。分享您的个人创作并互相启发。有一段时间，大约在1943年底或1944年春天，杨振声建议互相认识的朋友每周聚会一次，交换信息。地点是我家，钱居街经街堂巷。他们每周都有固定的时间聚在一起，谈论文学艺术问题和一些轶事。参加每次聚会的有杨振声、闻一多、温家驷、朱自清、沉从文、孙玉堂、卞之琳、李光田等。这样的聚会已经不知道举办过多少次了。有人从重庆来，对他的父亲说：“我在重庆听说你们那里文艺很盛行，一时还挺繁华的。”这种氛围无疑催生了他父亲的创作，比如《伍子胥》。 1920年代末，父亲第一次读到里尔克的散文诗《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时，就萌生了用这种体裁来写伍子胥故事的想法。他设想写一部浪漫小说。一首丰富多彩的散文诗，却从未开始。这时，卞之琳给他看了自己翻译的《旗手》手稿，这让他又想起了伍子胥，他一时兴起写了这部小说。但时代变了，作者的心情也不再是以前的样子了。他形象中的伍子胥不再带有浪漫色彩，而是成为了一个真正在现实中经过锤炼的人。小说反映了一些现代中国人的痛苦。

图片来自网络

他们还有一个朋友，就是来自桂林的陈占元。我父亲的《十四行诗集》、卞之琳的《吊唁信集》、《十年诗集》等都是明天社出版的。这个明天社其实就是陈占元本人，委托稿件、编辑、找地方印刷、校对。 ，全部是他自己出版的，同时他还在做研究和翻译工作。他还与李光田、卞之琳、我父亲等编辑出版了文学刊物《明天文艺》，其中首次发表了《伍子胥》的一些章节。不幸的是，由于桂林被日军轰炸疏散人口，该刊只出版了四期，随后停刊。 。当时，昆明聚集了一批有识之士，不仅在大会上，其中包括我父亲的许多密友，比如当时在云南大学任教授的陈奎，中法大学教授，翟立林，同济大学毕业生。他们经常和他谈论政治形势和社会现象。在陈奎的介绍下，我的父母第一次阅读了《新华日报》。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给了他很多帮助。

渐渐地，父亲认识了他的一些同学，有的上过他的课，有的没有上过他的课。 1940年10月1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为在东庆文艺社鲁迅逝世四周年之际发表演讲，联络人为元芳、杜云勰。”这是他与学生社团接触的开始。后有“东青社刘备思、王铁尘、姜瑞熙邀请志林、光田、余到福照街大红楼吃饭”等记载。冬青社原本是大会成立初期宣扬进步思想最活跃的社会团体。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该团体停止活动，许多骨干成员下乡。但冬青社仍然坚持文艺领域的工作，联合了一大批联合组织。大学生中的文学爱好者。从此，他经常参加学生的文艺活动，五四运动和鲁迅逝世纪念日期间举行的每次聚会他都出席。 1944年5月4日，他与闻一多、朱自清、卞之琳、沉从文等人应邀参加纪念“五四”的文艺晚会。被特务打断，8日继续进行。会上，他作了题为《新文艺中诗歌的未来》的演讲；这件事在很多人的回忆录中都被提及。是林远向父亲要了更多的手稿。林远也是社团的一员。皖南事变后，下乡一段时间，回来整理文艺杂志《文居》，出版《文居系列》；该刊物走出联合国大学，走进社会。林远是整理稿件的能手。他经常来我家和他父亲讨论他的出版计划。我父亲在他的期刊上发表了散文、诗歌、小说和译作。后来林园在回忆录中写道：“发表文章最多的是冯至”。他们后来成了朋友，父亲继续为他编辑的期刊撰稿，直到林远去世。我的父亲非常难过。

西南联大|图片来自网络

在此期间，他写下了大部分散文。 1946年，他重印《山水》时，在《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三十一年以来（即1942年）……我很少写《山水》这样的文字了。当时的城市，在后方，不合理的事情已成为常态，合理的事情也已成为例外。 看到成群结队的士兵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因为官员的腐败、辛劳的工人与疾病和饥饿作斗争。每天都很冷，但放荡和无耻似乎主宰了一切。我的写作兴趣也转移了，我开始写一些关于眼前现实的文章，这在当时的小周刊上成为一种时尚。一篇又一篇的文章被发表和撰写，直到 1945 年 8 月 10 日，它似乎已经结束了。”散文发表于《生活导报》、《春秋导报》、《自由论坛》、《独立周刊》等小型刊物。内容和风格与他以前的文章不同。在这些文章中，他主张认真工作，反对对社会事物漠不关心的“差不多”态度；他主张讲真话，反对当局和报纸的空话；他主张中国人应该正视自己的弱点，反对用“自慰”，国外也有人用它来自慰。他认为人与人之间是不断的“问答”，只有提问和回答。人生到了一定阶段，就需要认真抉择，而不断的犹豫是继承优良传统的最大痛苦，一切都要有个限度，而限度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 ; 等其中一些文章今天读起来仍然很有意义，但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收集到，很多都丢失了。

图片来自网络

随着他的文学艺术生活更加活跃，他有了更多的年轻朋友。他们经常来谈论诗文，开阔了他的视野，启发了他。当时在联合国大学担任助理教师的杨周涵和穆丹来到了这里。他们后来都非常成功。不幸的是，穆丹过早去世，杨周翰也先于父亲去世。他的父亲非常抱歉。杜云勰后来参军去了印度，他继续写诗。父亲送来的，发表在《生活文艺》上，正在听父亲德语课、写诗的郑敏，经常给父亲看自己的作业。父亲对她说：“这里面有诗，你可以写下来，但这是一条充满坎坷的路。”我选了他的几首诗寄给陈占元，陈占元发表在《明天文艺》上。他们都是《九叶集》的作者。他们现在都是著名的诗人，而且还在写着自己独特风格的诗歌。

1944年4月成立新诗社，1945年3月成立联合国大会文学社。父亲支持他们，积极参加他们的活动，还经常带着我一起去。记得有一天晚上，几个年轻人来接我父亲参加活动。大家有说有笑，将走在前面的父亲团团围住。沈吉平（文山）把我拉到了后面。那时他才18岁，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还是个大孩子，但那时的他已经是一个年轻的诗人了。天很黑，路也很凹凸不平。他大概是觉得我走得太慢了，所以就把我抱了起来。也不知道到了哪里，只见新诗社导师一朵叔叔坐在一张带扶手的大椅子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椅子上覆盖着一张虎皮。曾经见过这样的事情，真是太新奇了。父亲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其他人或蹲或坐在前面，聚精会神地听叔叔说的话。昏暗的灯光映照着一张张年轻而兴奋的脸庞，那场景仿佛就在眼前。我也和爸爸一起去参加月光派对。小树林里，月光下，大家坐在草地上，讨论问题，吟诵诗词。后来，文山给我写了一面锦旗：“节节春城花开，岭南河北相聚天涯。玫瑰框诗月，雄伟漫天惊”。黄昏时的乌鸦。”这是他为纪念这段友谊而写给父亲的一首诗。诗。特别令我高兴的是，他最后还有一段话：“1944年，闻一多、冯至、姚平等先生参加西南联大新诗社中秋诗歌朗诵会。”但我作为一个失败者参与其中，却感到非常羞愧。那时我只知道开心地享用姑姑给我的花生糊和其他糖果，这在当时是不容易看到的。联大文学艺术社青年诗人苗红应征入伍，于日本投降前夕去世。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文艺社的同学为他出版了一本《苗红遗诗》，收录了他的诗22首。李光田为之作序，其父为之作后记。这体现了当时联大师生之间的真挚友谊。

战争胜利了

1945年8月10日晚上，我已经躺在床上了。我的邻居（家里有收音机）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我兴奋极了，双腿上下敲击木板，发出很大的声音。爸爸打着伞就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跑又撞地回来了，叫我赶紧穿上衣服，拉着我往外面跑。越走越热闹，锣鼓喧天，熙熙攘攘。我们来到一个小茶馆或餐馆，它位于岔路口。坐在二楼的窗户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前面的两条街道。此时，街道上挤满了欣喜若狂的人群。一会儿是舞狮者过来，一会儿是赛船者过来。我简直头晕目眩。我一生中从未见过如此热闹的场面。只是听父亲讲述小时候家乡涿州隆重的过年场面，常常让我羡慕不已。我当时想，盛大的庆祝活动也不过如此。

西南联大校训|图片来自网络

胜利了，父亲高兴极了。他每天进进出出，一手挽着背后的袍裙，另一只手敲着。他的脚步非常快，以至于他要跳起来，他一直高呼杜福的“剑”。突然有传言说吉贝（Jibei）被收集了……”他读诗歌和书籍时，他确实是“疯狂的”。 bo）“似乎从他的嘴里爆发出来，最后一句话“我会去到”这三个单词“ Xiang ”以很长的音调演唱。我从未见过他如此兴奋，但我感到我感到就像我能理解他的当时的心情，从那时起，这首诗就牢牢地刻在我心中。

不幸的是，美好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 Kai-Shek倾向于发动内战，他父亲的心再次变得沉重。当时，他与**没有接触，也不了解该党的政策，但他是一个正直而真诚的人。面对对与错的主要问题，他只认为对日本的抵抗战争必须持续到最后。无论面对哪种逆境，都不会动摇。整个人民的抵抗战争必须加强统一。任何建立分裂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也是国家的罪人。多年来，在学校的教学中，他深刻意识到进步的学生是雄心勃勃的，而反动的学生则偷偷摸摸，做阴暗的事情，因此他总是与进步的学生在一起。他目前写的大多数论文围绕两个问题旋转：首先，不要与内战作斗争；其次，永远不要容忍敌人和木偶。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的发展与人们的希望完全相反。在控制的地区，反对内战的民主运动在任何地方都受到压制。 1945年底，发生了“ 12月1日”的悲剧，震惊了中国和外国。悲伤和愤怒在他的胸口酝酿。当他一个清晨醒来时，他脱口而出了一首诗。他立即将其写在一张纸上，并将其发送给四个烈士的灵魂。这是熟悉的歌曲“称呼灵魂 - 表现为死者的死”。 “去世前的同学”。他通常通过仔细考虑每个单词和句子来撰写诗歌，然后反复修改它们。只有这首诗一口气从他的嘴里出来，没有任何改变。在暴风雨的黑暗中，他从烈士的嘴里呼吸出来：

“不要给我们回电，

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让我们一起打电话 -

正义，很快回来！

自由，快速回来！

光，快速回来！ ”

当时，音乐家Zhao Feng甚至将其创作成一首歌，并在他的同学中演唱。后来，这首诗被Zhao 复制，并刻在四个烈士的纪念碑上。随着他的内心，它将永远留在昆明。

的的“森林农场茅草屋”

像杜福一样，狂喜之后是无助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返回家园。然后，他读了另一首诗：“我在山上的家在哪里？雪笼罩着蓝色的大门，马停止前进。”因此，我当时还记住这两首诗，但我不知道作者是谁，上下句子是什么。

1946年5月4日，西南相关大学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并结束了。我们的家人还于6月初离开库明。但是，我们来的时候有三个人，但是当我们返回时，我们是四个。在今年第一个月球的第一天，我的姐姐冯诞生了。她把昆明中的“明”一词带回了我们，昆明将永远与我们同在。 。

冯

2002年7月在北京

（注意：为了纪念西南联合大学成立70周年而写的，它被包括在西南相关大学的70周年纪念活动中，“我心中的西南联合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