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1905-1993），本名冯承志。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学者、教育家。 1905年9月17日出生于河北涿州。 1916年考入北京市立第四中学。 1921年、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和德语本科班。 1927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同年毕业后，在哈尔滨市第一中学任教。 1928年在北京孔子学校任教，并任北京大学德语系助教。出版第二部诗集《北游等》，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 1930年赴德国留学。 1935年获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同济大学任教。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同济大学内迁。 1939年调任西南联大外国语言文学系德语教授。 1941年创作《索林文集》并翻译《歌德年谱》。 1942年，创作中篇历史小说《伍子胥》。 1943年开始创作《杜甫传》，并出版散文集《山水》。 1946年5月，参加进步人士组织的“李文惨案”签名活动，谴责特务人员的暴行。同年7月到北京大学西语文学系任教。 1948年，《文学杂志》开始连载《杜甫传》，出版《歌德论》。 1949年7月，出席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委员、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理事。 1950年访问苏联和东欧国家，写成散文集《东欧杂记》。 1951年完成《杜甫传》，兼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56年加入中国**，出版译着《海涅诗选》，编选《杜甫诗选》。 1958年出版《西教文集》，并参与主编《德国文学简史》。 1959年主持翻译《布莱希特选集》。 1963年出版文艺论文集《诗歌与遗产》。 1964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1978年当选为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 1980年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1987年，他被授予“大十字勋章”。 1993年2月22日因病去世，享年89岁。

冯至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学者、教育家。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沉思诗人”，他一生的文学艺术实践都致力于超越时代困境，完成对个体存在终极意义的思考，探索人生的光明道路。人类的灵魂。回顾冯至先生的一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顺应时代变迁的人生历程和对精神转型的孜孜追求。从关心现实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到崇尚严谨人生观的存在主义思想家，再到热衷于革命的共产主义同路人，他最终成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坚定建设者。从“沉思的青年”到“渴望的晚年”，冯至先生的思想演变堪称当代进步知识分子精神演变的杰出典范。

沉思的青年寻找正确的道路

冯至出生在一个没落的盐商家庭，他的生母在他幼年时就因病去世了。如此沉重的人生经历，不仅造就了冯至冷静、内敛的性格，也很早就奠定了他关注社会现实的思想倾向。这种因自身经历而产生的对社会历史规律的好奇心，在1916年进入北京四中后，被新文化运动进一步点燃。入学后，冯至开始大量阅读报刊。提倡《新青年》、《新浪潮》、《青年中国》等新文化、新文学，热切接受“五四”精神的影响。他最感兴趣的小说家是鲁迅。读完鲁迅的名著《医学》《反思》后，冯至“从此就再也没有放下过鲁迅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海贼王》、《小事》，读了一遍又一遍。”再次深受感动”（冯耀平《冯至年谱》）。

如果说他对鲁迅《一件小事》的喜爱，彰显了冯至独特的内省气质和对苍生的关怀，流露出他对“为生命”的文学观念与生俱来的偏爱，那么，在1921年考入北大之后，他的爱情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和郭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揭示了他隐藏在理性表面之下的浪漫情怀。而这种浓浓的浪漫情怀正是他走上诗人道路的内在动力。至此，“内省气质”、“平民关怀”、“浪漫主义”三个维度构成了青年诗人冯至的抒情基础。以此，他开始了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漫长探寻和诗意追问。回顾这一时期的创作，他写了绿衣邮递员（《绿衣人》）的“在这个满目疮痍的时代，他手里有多少不幸的消息”；也有邮递员剖开自己，“取出鲜红的我的心，捧在手上”。也有虔诚的信徒祈祷“有一位女神/可以舀一勺即将到来的星球”。被毁灭，用银河之水/洗刷出另一种光”（《再也忍不了》《入风》）。不满现实的阴暗，却找不到正确的道路。少年的敏感、脆弱和感伤构成了《昨日之歌》的内在基调，但善于内省的冯至显然不愿意陷入个人主义话语的狭隘世界。与具有进步思想的北大同学杨惠的结识，成为冯至转变思想的重要机会。 1924年，冯至在与杨惠的通信中表示：“我。想要改变我的生活，改变我的一切”通过谈论《少年维特之烦恼》（《致杨惠（1924年1月）》））。 1927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在杨辉的鼓励下，他自愿放弃北京康德学校的教职，前往哈尔滨，在哈尔滨第一中学担任语文教师。正是这种重新步入社会、锻炼自我的人生经历，造就了冯至长诗《北游等》中忧郁的现实主义风格。

如果说杨辉是冯至现实生活中的引路人，那么里尔克就是冯至精神生活中的引路人。 1931年，当时在海德堡读书的冯至写信给杨辉，说他不仅在《里尔克全集》中看到了自己理想的诗文，而且通过里尔克的提醒，认识到植物拥有“不骄不躁，经受风雪，享受阳光，春天开花，秋天结果，坚实繁盛，不浮夸，不羞耻” （《致杨惠（1931年4月10日）》）。这个字确实是现代知识。他为他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进一步树立了自己“耐心、努力”的生活态度。毫无疑问，里尔克的出现是冯至精神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方面，里尔克促使冯至反思自己的精英主义倾向，认识到只有努力、诚实地工作，才能帮助苦难的祖国；另一方面，他让冯至开始预言“俄罗斯将出现一个新的神”。关注日益强大的红色苏联，相信“伟大的文明就在未来。——我们的东方”虽然我们北方的邻居现在很急，但我想更多的纠纷将会是我们北方的邻居所以我想，当我可以的时候，我会从宗教和思想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风雪大国”（《致杨辉》（10月13日）） 1931）”）。

1935年9月，获得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冯至从德国回到上海。回国当晚，好友杨辉见到他时，告诫他：“别做梦了，睁开眼睛看看现实，这里有多少人？”战斗、流血、死亡”（冯耀平《冯至年谱》）。9月6日，冯至与杨辉、姚克坤再次拜访鲁迅。在内山书店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冯至进一步加深了对现实的理解。与鲁迅交流德国的情况以及国内文坛的现状 如果说冯志尚年轻时还有沉思和幻想的空间的话，现在在日本云雾缭绕的上海。法西斯主义、战争预感迫使他面对现实的重压1937年，八一十三事变前夕，在同济大学任教的冯至坚持乘坐快艇离开吴淞回到住处。冯至以这种果断的态度结束了他悠闲求知的青年时代，开始了他漂泊求索的中年时期。

一段令人心酸的中年史

1937年9月，冯志贤随同济大学及其附属中学迁往浙江金华。年底，他继续随学校撤退到江西。 1938年夏，随同济大学内迁的冯至因同情进步学生而与杨辉一起遭到迫害。 1939年暑假，他辞去同济大学教职，出任西南联大外国语言文学系德语教授。在西南联大的七年，是冯至创作和学术生涯的巅峰时期。生存的艰辛和战时的动荡造就了他中年时期独特的心境。在他看来，这场国战将“荣耀与屈辱、高贵与卑鄙、英勇牺牲与放荡……矛盾的事迹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兴奋与沮丧、快乐与彷徨”（《我与十四行诗的关系》）。现实的沉重压力和自身的无力，让很多知识分子选择了逃避现实。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逃跑，而且破坏。冯至深知，追求极端的个人利益，最终只能导致个人和国家的衰落。因此，他对这种行为及其给抗战大局带来的损害一直深恶痛绝。个人应该如何面对困难时期？冯至终于接触到了他在海德堡大学期间接触到的存在主义。

冯至所阐述的存在主义既保留了原有的观念特征，又闪耀着特殊的时代色彩。他指出：“人生中最困难的课题需要最庄严的精神行动——决策”。 “决定”在今天具有普遍意义——对个人如此，对国家亦如此。当战争使死亡常态化时，无论你是谁，“想活，就需要做出决定；不想活，就需要做出决定”。 （《决定》）在他看来，在战争造成的物质与精神双重困境中，唯有“决定”才是个体走向美好与自由的唯一出路——生命意义的崇高体现在《论的决定”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冯至强调的是一种坦然面对生死、“接受”生活的态度。他认为个体生命的局限性造就了生命的意义；只有认真、认真，才能不辜负自己的人生，从而坦然地面对死亡。毫无疑问，冯至的思想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他其实“希望通过对人的存在的拷问，唤醒每个人追求真实存在的意识、勇气和良知，以达到将个人存在转化为现实的目的”。自觉实现民族群体的自觉和复兴”（谢志熙《生命的延续——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正是抱着这样的理念，冯至为抗战困境中的知识分子开了一剂“药方”——“工作等待”。在冯至心目中，“工作与等待”具有双重内涵：“工作”意味着积极的生存态度，不逃避应该承担的责任，也意味着道路的选择和“决定”；“工作”意味着积极的生存态度，不逃避应该承担的责任，也意味着道路的选择和“决定”； “等待”意味着个体“对孤独和孤独的自觉承诺”。在他眼里，“工作与等待”是一种“内向外向”的态度，既注重现实又不失长远的生存态度。 “外向”强调与现实的联系。知识分子要敢于面对现实，有道德责任，通过与外界的交流吸收现实的养分，积累行动经验； “内向”强调将外部经验“内化”为自己的智慧，追求一种含蓄、冷静的理性思维气质，同时也强调对自己“志向”的坚持。冯至认为，这种生存态度可以重新调和抗战时期紧张的“个人与群体”、“长远与当下”的矛盾，重塑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

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冯至于1941年创作了不朽的《十四行诗集》。在诗集的开篇，他肯定了自己的“接受”哲学——“我们准备深深地接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中突然出现/彗星的出现和强风的突然兴起。” （《我们准备好了》）而在1942年写的中篇历史小说《伍子胥》中，冯至无意重演伍子胥复仇的传奇故事。他只摘录了伍子胥离开熟悉的家乡，前往吴国为父兄报仇的人生历程。至于为何主动“祛魅”伍子胥的传说，冯至曾解释道：“抗战初期，我在内地几个城市穿梭时，有时会抬头看看伍子胥的传说。飞翔的飞机，想着想着，我重写了伍子胥的计划，但伍子胥却在我的想象中逐渐脱去了他浪漫的外衣，成为了一个真正在现实中得到磨炼的人，这就像我的青春梦想被经历部分填充了一样。老实说，其中一些已经被经验驱散了。” （《伍子胥·后记》）对伍子胥心理变迁的集中分析，实际上落实了他一直关心的问题——个人应该如何面对动荡的时代。生存得有意义，而伍子胥“在衰中坚守，在衰中克服”的人格特质（《伍子胥·后记》）无疑是冯至所向往的生活态度。除了用“决定”来激发自己存在的意识、良心和勇气之外，冯至还引用了里尔克“生活在黑暗中，独自努力”的名言，赞扬了那些在战争中“尽管时代的艰辛，黑暗中的努力。” （“工作与等待”）。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只有坚守“一边工作一边等待”的信念，才能克服当前的困难，在战时和战后帮助中国。

1943年，冯至的研究兴趣开始转向杜甫。从西南联大学生丁明南那里购买了邱兆敖的《杜少陵诗译注》后，他开始逐一研究杜诗，开始撰写《杜甫传》。冯至之所以对杜甫如此热衷，是因为在他看来，杜甫所写的《诗史》也是“我们的命运”——“抗战以来，没有人不直接或间接地尝到了日本侵略者给中国带来的后果。”人造成的痛苦这时，我打开了杜诗，读了起来。因为我的亲身经历，所以我能更深刻地理解它。杜诗中句句都是真：“三官”、“三别”都是描述征兵之苦的词。最受称赞的事……‘幸存今日之事，闻一时真情‘民’，是流亡者的心境； “广州有数万间房屋……”读此，谁不感杜甫的博大；贫富差距过大所造成的不公正，就在于“无高贵无悲伤，无富贵无悲”。这两句话到底有多丰富呢？ “失权、混乱、死亡”是战时缺乏组织力量的国家必然的命运。杜甫不仅是唐人的代言人，似乎也是我们现代人的代言人。”（《杜甫与我们时代》）

对“人民诗人”的热烈赞扬，清楚地表明了冯至的思想与中国**的政治主张的进一步结合。一方面是对人民伟大力量的更深认识，另一方面是对国民党政府过度征用和倒行逆施的深恶痛绝，抗战胜利后，它把“收受”变成了“抢劫”——“在仇恨中，我深深地体会到‘用外国武器杀害自己的同胞是最卑鄙的行径’。” （《郊外听到飞机声的印象》）冯至逐渐认识到，在世界黑暗、黄色的时刻，个人已经无法依靠存在主义的“决定”来拯救。国家和民族。他在纪念抗战死难者的文章中指出：“我们这个组织力量薄弱、失去立体感的民族，长期以来没有建造雄伟的长城，也没有创造像龙门、云岗这样的雕刻建筑，现在让这些逝去的人像石像一样矗立在我们面前，这尊石像可以安抚我们混乱的心情，指明我们未来的方向。” （《追忆逝者》）不难看出，他已经决心冲破狭隘的个人主义。坚定地向集体主义旗帜前进。

此后，冯至越来越多地参与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主运动。他积极为《生活导报》、《独立周刊》等进步报刊撰写各种随笔、论文和随笔，以笔为枪，为昆明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贡献力量。 1945年12月，他亲自参加了纪念在震惊全国的昆明“12月1日”惨案中牺牲的四位烈士的仪式，并专门为四位烈士写了一首《呼唤灵魂》诗。这首诗后来被刻在遇难者的灵前。 1946年5月，西南联大宣布复员。在重庆等待返回北平的冯至得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屠杀民主人士，制造了“李文惨案”。他和大批进步人士组织签名抗议，愤怒声讨特工。暴行。 1948年7月4日，冯至在清华大学最后一次见到朱自清。朱自清是一位至死不屈的民主斗士，有着“对恶势力绝不姑息”的高尚品格，“他的言行始终支持新文学艺术，支持新中国发展走向光明未来”（《缅怀朱自清先生”）他的勇敢举动，显然进一步坚定了冯至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认同，加深了他对人民伟大力量的信念。

此时的冯至不再是一个游离于时代浪潮之外的沉思个体。回顾“五四”时期他的坎坷历程——“如今我已经走了二十多年/却经历了无数的错误和失误”。我们分手了/我已经离开20多年了/我见过/无数的死亡和杀戮...今天的平原和天空/然后/等待新的前景。”（“当时... - A中年男子讲述五四运动后的岁月》）经历了无数次的思想斗争和道路选择，冯至现在已经成熟了。我坚信，只有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才是整个国家唯一的可能和国家那些为新中国的建立英勇战斗、牺牲的革命爱国人士，是他在抗战风雨飘摇的时期所铭记的民族栋梁的现实写照—— ”澄清粉，如果混乱能够过去，他们努力的结晶将转化为世界的福祉。那时，他们可能会在晚上出去，触摸他们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就像‘一个人’一样。”巨大的'” （《工作与工作》。等待”）。

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同年2月，在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任教的冯智参加了欢迎解放军入城的阅兵式。 7月2日至19日，作为北京代表团副团长出席全国文联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文学工作者协会理事。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冯至真诚地谈到了自己心态的变化：“从现在开始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对整个新社会的负责，就像每一块砖瓦都是对整栋大楼负责一样。此时，我意识到一种从未如此明显的严肃性：一切知识分子的狭隘习惯都必须在人民面前被洗刷掉。 ！” （《写在文学代表大会之前》）至此，冯至终于突破了个人主义的“狭隘”。 “凯奇”完成了从爱国沉思者到人民民主革命同路人的身心转变。

渴望书写晚年新篇章

生活在瞬息万变的20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冯至无时无刻感受到各种“新与变化”。 1950年，他随中国人民代表团，用70天的时间访问了苏联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东欧国家。在后来出版的散文集《东欧杂记》中，他记录了各国风土人情，歌颂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 1951年6月，他终于完成了《杜甫传》的写作。毛泽东称赞这部传记是“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冯至以“人民的需要”为宗旨，重新发现了杜甫的人文哲学在中华民族精神史上树立了独特的高标准的原因。冯至认为，杜甫的诗之所以被后人视为“诗史”，是因为“杜甫的诗反映现实，能如此深刻，主要是因为他观察事物，一切都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在冯至看来，杜甫之所以还能保持深刻的乐观精神和永不言败的毅力。逃离是因为，“这种乐观来自于他经历过的国家灾难、人民的苦难和个人的经历”。在悲剧中锻造出来的，痛苦越深，爱国爱民的感情就越真”（《杜甫传》）。

值得注意的是，对杜甫“民性”的推崇，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冯至的自我期待。描写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变迁现已成为他诗歌的主要内容。在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诗集《西郊集》中，他从西郊的建设场景中看到了祖国从首都到边疆/万千工人手中/变成幸福之地的转变。天堂”（“我们的西郊”）。他在鞍钢高炉旁体会到“人锤炼钢/又被钢锤炼/社会主义新人/不断出现在这里”（《唱响鞍钢》）。面对勘察队的足迹，他坚信“这只是伟大事业的开始/黄河已经向我们投降了”（《勘察队》）。他在祖国各地的所见所闻使他确信“我们正在做一项前人从未做过的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6年，被**人的毅力和人民改变世界的力量所折服的冯至，于6月22日，以52岁高龄正式加入中国**，完成了他的征程。从一个革命同路人到一个共产主义建设者。

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无论面临怎样的现实处境，冯至始终竭尽全力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贡献。一方面，他以杜甫研究为起点，积极推动古代文学遗产的创造性转化。编选《杜甫诗选》，出版文学散文集《诗与遗产》。另一方面，不断推动德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主持翻译《布莱希特作品选》，编译出版《德国文学简史》、《海涅诗选》和《德国文学简史》。 《德国，冬天的童话》和专着《论歌德》。由于冯至对中德文化交流的杰出贡献，他于1985年和1987年分别被授予“格林兄弟文学奖”和“大十字勋章”。 1993年2月22日，冯至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他在遗嘱中这样表达了他对国家和民族最后的、真挚的热爱——“希望与我有血缘关系的子孙后代诚实做人，认真做事，不欺世盗名，不危害自然，努力做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卢彦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