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0月25日，陈云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作财经工作报告

“文革”中，陈云受到冲击，一度被迫离京到江西“蹲点”，可他却将其作为极好的读书学习的机会。据沈鸿介绍：“他利用靠边站的几年时间，不仅看完了《列宁全集》十月革命以后的几卷，而且读了三遍《资本论》。”

从沈鸿的介绍可以看出陈云对马克思的代表作《资本论》的高度重视。在商务印书馆时，陈云就读过《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知晓了《资本论》的主要内容。在延安时，陈云说：“在世界上有过一个马克思，著了《资本论》，讲了许多英国问题。”

陈云从1944年开始在延安主持边区的财经工作，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主持东北的财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是对新中国影响重大的一位财经领导人。陈云主持财经工作取得的卓越成就，与学习《资本论》打下的经济理论基础密切相关。

怎样学习像《资本论》这样的经济理论巨著呢?陈云的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和抓要点。

陈云反对从理论出发，脱离实际，搞教条主义。同样，学习《资本论》也要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学习中批评“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陈云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时就提出：“头一条，是从延安出发还是从上海出发，或者从伦敦出发?”“我们是从《资本论》出发呢，还是从《政治经济学》出发?”马克思讲的《资本论》的理论诞生地在伦敦，从《资本论》出发就是从伦敦出发。莫斯科学者列昂节夫运用《资本论》的理论结合苏联的事情写了一本《政治经济学》。从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出发，就是从莫斯科出发。从上海出发，就是从当时中国经济带有西方经济学色彩的地方出发。陈云回答：“我们不要那些洋的，要那些土气的，要向土的学习，向自己的历史学习，向自己的经验学习。我们要从土的出发，从延安出发，不从伦敦出发，不从上海出发。”陈云认为，“实际第一，书本第二。我们的同志喜欢书本子，讲的和实际不对头。我们一定要实际第一”。

陈云强调从延安的实际出发，不从伦敦、莫斯科、上海出发，但并不是否定理论的作用，而是要求理论联系实际。陈云在党的七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有一条是“讲本行”，就是讲财经工作是他的本行，要研究怎样搞好这个本行。这个“本”与《资本论》中的“本”有相通的地方，那就是《资本论》中研究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离不开新机器、新技术的运用。陈云在这个本行上将《资本论》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与中国生产工具落后的实际结合起来，提出“同志们一到城市里面，千万不要把机器搞坏了，那时候机器是我们恢复经济的本钱”。这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指出：“陈云同志讲不要打烂机器，搞大工业我们相当生疏，为什么这次大会提出不要打烂机器这样一条呢?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知识。”中国要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不保护好、发展好机器，就难以实现这一发展目标。这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开始时，陈云要继承发展中华民族历史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传统的目的所在。

对于工业化，陈云认为“提高机械制造的力量是我们的紧迫任务”，“经济建设的根本是工业，工业化就是机械化”。陈云指出：“工业很复杂，但是也可以看得简单，它是由各种机器组成。简单地说，‘地下’‘机器’几个字就可以包括。‘地下’是矿藏、炼材，然后就放到机床上加工，成为各种机械。”“‘机器’决定‘地下’，‘地下’的一切东西又决定‘机器’。挖掘和冶炼都是机器来完成的。所以，机器制造业是整个工业的神经中枢。”将工业看成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将机器制造看成根本中的根本，这是将马克思生产力是根本的理论联系中国机器制造业落后的实际得出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认识。

陈云联系财经工作学习《资本论》，另一个重要方法是抓要点，反对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他曾说：“马克思的《资本论》讲了很多东西，但是他说明的要点是什么?主要说明剩余价值是从哪里来的。”这表明陈云读《资本论》第一卷，抓住了剩余价值规律这个要点。

20世纪50年代，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工作时，反复强调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又提出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陈云指出：“计划工作的规则：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就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他强调要处理好吃饭与建设的关系：“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建设，国家才有希望。”这表明陈云读《资本论》第二卷，抓住了社会资本再生产两大部类之间平衡规律这个要点。第一部类内部如“地下”与“机器”制造有一个平衡问题，第二部类内部如吃穿用也有一个平衡问题，但最重要的是两大部类之间即建设与民生的平衡问题。

改革开放中同外国资本家打交道，陈云提出必须清醒地看到他们是资本家。“他们做买卖所得的利润，绝对不会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利润率。有些机器看来似乎利润低，但是同另外一些机器或费用合起来的利润，绝不会低于平均利润率。世界上没有一个愿做低于平均利润率的资本家。如果低于平均利润率，他为什么不把钱存入银行稳拿利息?为什么要搞冒险的投资呢?”这表明陈云读《资本论》第三卷，抓住了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平均利润率规律这个要点。

总起来看，陈云认为“《资本论》是分析资本主义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是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与生产关系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也就是说，马克思虽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有过设想，但《资本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不是分析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社会主义怎么搞，要重视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和各国的具体实际。改革开放开始时，陈云就指出：“60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忽视市场调节，使“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另一后果是，同志们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即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这些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观点，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对后来中国**人认识计划、市场都是方法，走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与以上认识相联系，陈云在领导财经工作时，不仅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抓要点，而且重视向实践学习、向专家学习。

向实践学习，做好调查研究。陈云在延安抓党建工作和主持边区财经工作时就重视这一条。他管全国财经工作时指出：“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陈云财经工作做得好，秘诀就是调查研究。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夸奖陈云懂经济，“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

向专家学习，做到在行通行。陈云指出：“一切在经济和技术部门中服务的党员，必须向非党的和党内的专家学习。”他在由中央组织部部长转做边区财经工作后指出：“做财政工作，就必须下决心，学会业务，否则一辈子受气。”他担任中财委主任后，面对不熟悉的国际贸易和金融问题，就向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讨教。他说：“有一天，晚上10点钟，我还拖住章乃器先生给我上课，讲讲外汇问题。”

重温陈云学习之道，活到老学到老，重视打好文化基础、哲学基础、专业理论基础，这对我们搞好今天的学习，以上进的脚步走向未来，无疑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原载《党史博览》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