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阿谢夫·巴亚特这篇写于1983年的文章，给我们提供了一幅难得的、从工厂车间内部来观察伊朗革命的图景。在各位阅读前，我想就文中呈现的几个问题稍作展开，也算我观察到的一些现象。

首先是关于伊朗革命政权本身的性质。世人常以「神权政治」一词概括它，仿佛这是某种封建遗存的复归，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我看来，伊朗教士构建起的不是落后的封建旧制度，反而是一个「神权波拿巴」性质的体系。它最鲜明的体现，就在如何处置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方式之上：

工业和制造业因在外汇和国防上的战略价值，而被赋予了不可放弃的首要地位;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保留并维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成了最有利于当局的选择。那些真正革命和民主的工人集体或与之相伴的新制度，则从根本上被排斥在外。

生产的政治，在这里体现的正是国家的政治——在所谓监护体制下就更是如此。作为家长制最坚定的主张者，伊朗神权当局绝不会容忍一群赋能且有自我管理能力的工人舒拉能顺利存在。这里的关键是统治问题，而非教义问题。

由此则引出了第二个值得关注的点：宗教环境与阶级意识之间的关系。人们常有种固有印象，仿佛神权政治之下，人人都处于宗教笼罩的愚昧状态，与一切进步毫不相干。但舒拉运动本身就以事实宣布了这个印象的根本错误。

巴列维推动的工业化将农民变为工人，用城市与工厂取代了封闭自守的乡村政治结构，不可避免地也带来了一切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的阶级矛盾。这些矛盾不仅没有因宗教环境而消失，还在粗放发展之下被放大了。宗教在这里发生了分化。在伊朗革命的过程中，各方几乎都是以宗教为名，但却各有各的口号。

人向来是灵活的，经文典籍究其根本不过是千年前写下的文字，比起写了什么，怎么诠释才更重要，所谓释经向来如此。正如文中所呈现的，同样是「伊斯兰舒拉」，工人的理解与当局的理解就截然不同。前者更加民主，而后者则必须在监管之下。

外界看到的蒙昧，源自于占据主导地位的神权政治当局，但信仰者从不等于保守者——进步派穆斯林和左翼劳动团体正是在这片土壤中针锋相对地存在着。换言之，即便在宗教情感深厚的所谓「保守地区」，矛盾同样会让激进思想扎下自己的钉子，且不必与已有的宗教情绪相抵触。

然而，文章同时也揭示了一个贯穿工人控制运动始终、却常被忽视的隐患，这里就是第三个我关注到的点：对管理的「技术主义」理解。

工人们倾向于将管理视为一种专业技能，而非权威的来源。这种理解非常直观甚至是朴素，但对运动的未来却是危害甚大。但追根究底，他们之所以具备这样的看法，本身就是「管理者」们有意对外所传达的。

管理，就其根本来说，同时具备着技术与政治的双重职能。这二者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来说，向来都是一体的。但管理者们却总是隐瞒后者，并单方面的去宣称和强调它「技术」的那一面，使它作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来源——生产的政治由此就被遮蔽了。

当管理以「科学」与「协调」之名获得全面的技术合法性时，其所伴随的生产政治也被顺带打上了合理标签。于是我们就在文中看到，工人们试图将「控制」归于自身、将「协调」交由经理，他们不仅接受了旧的霸权，还将其带到了革命的行为之中。

一旦将经理定义为「协调者」，便不得不接受其权威。只要管理层或旧的管理技术仍仅被「技术性地」理解，变革就始终是跛脚的。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发展起的组织技术，从根源上就不适用于试图超越它的工人自治组织。而那些管理者们习惯的「日常」又是科层与等级化的，对于平等的舒拉，他们从未体会过，也多半不屑于去体会。从文中给出的「管理罢工」之案例，我们便可窥见一二。尽管舒拉最终是被神权当局直接镇压而非自行瓦解，但即便顺利存留，这埋藏在「技术」中的隐患也会时刻侵蚀它赖以维生的根基。

舒拉制度的影响力不只局限在生产，还在于未来。当日常中的管理参与淬炼出了截然不同的「日常」后，人们便会会习惯这种民主的做法。试问，它会只是停留在生产场域，而不向外扩散吗?溢出是自然而然的发展结果——而这便是文末所说「舒拉的意义」所在。

神权当局当然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从一开始便重拳出击，誓将教士监护的家长制贯穿到每个领域。可讽刺的是，这也反过来消除了社会摩擦的缓冲空间，造就了当下这个缺乏矛盾承接能力、每次都得依赖暴力镇压强行硬着陆的政权。

他们或许觉得只要牢牢团结卫队，让暴力都握在自己手中，便可江山稳固。但每一次强力镇压，也意味着合法性的消耗，意味着对外大声呼喊：他们除了暴力再无其他手段可以解决问题。当经济与社会困顿持续扩大却得不到应有的舒缓时，镇压，只会成为下一次更剧烈爆发的积累。

伊朗1979年革命后的工人委员会

在这场导致巴列维政权倒台的二月武装起义前的数月，舒拉(shura，即委员会)[1] 一词，频繁的出现在各大政治派别——从伊斯兰右翼到左翼组织——的演讲与文本中。舒拉最积极的倡导者莫过于包括人民圣战者(Mojahedin)[2] 在内的左翼组织，其中“工人舒拉”是他们最为强调的核心。如今，随着伊斯兰共和国已成立四年，我们已经清楚的看到：镇压其实并不是导致舒拉失败的唯一原因，问题更在于工人能以多大程度，在社会关系的整体框架之中，成功实行其控制权。舒拉作为工人控制组织的失败，必须与对伊朗制造业特征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

革命后的社会和政治发展是如此迅速、复杂且矛盾重重，若要清晰理解，必须从工人控制运动演变的三个不同阶段展开讨论。(许多评论者误解了“舒拉”这种特殊的工人组织形式，将其等同于“苏维埃”，并期望它们扮演无产阶级政权的角色。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苏维埃的雏形或激进工会。我认为，从促使其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看，伊朗的工人舒拉更接近1917年俄国工厂委员会的特征。)第一个阶段是“自下而上的控制”，这一阶段涵盖了1979年2月起义到1979年8月对革命成就的第一波攻击之间的时期。在起义爆发前的几个月里，工人们几乎关停了所有工业机构。虽然这两到三个月的罢工极大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参与，但工人们仍未具备工作中的自我组织经验。第一阶段的特点在于企业主和高级管理人员离开后工厂出现的权力真空。工人们获得了一种新的意识，一种对工厂的强烈“占有感”，因而对工厂怀有强烈的“投入感”和“责任感”，视工厂为“我们人民财富”的一部分。

这种极度团结的感觉不仅限于工人阶级内部。在产业工人当中，其表达、目标与组织表现反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权力真空和这种“占有感”的综合因素共同导致了“工人控制”的实际体验。在此期间，工人“管理”并“经营”工厂。这种管理经营的程度在不同工厂中各不相同。巴扎尔甘 [3] 政府在初期就直接反对舒拉，声称“革命的胜利”已消除了舒拉的任务。然而，这一立场遭到了多方面的反对：复兴的左翼力量(除人民党 [4] 外)、自由派教士(如塔莱加尼 [5])以及伊斯兰右翼(贝赫什提 [6] 领导的伊斯兰共和党 [7] 派系)均表达了不同意见。此时，霍梅尼的公开态度则处于“不接受”与“不否定”之间。

这一阶段以1979年8月的首次大规模镇压浪潮告终：左翼组织遭到袭击，其总部被捣毁;政府查禁进步派报纸，垄断官方媒体，并对库尔德斯坦发动广泛军事攻击。此后，劳工运动逐渐遭受打压，反对派的舒拉和工人遭到清洗。

第二阶段从1979年9月到1981年6-7月，其劳动关系的特点是“自上而下管理”的系统性回归。政府任命了“自由派经理”推行“合理化”政策，这一措施遭到工人们的强烈反对。在人质危机爆发后，工厂里的斗争迅速升级。在一些案例中，工人们自己发起了对私人资本(特别是涉及外资的合资企业)的“野猫式”[8] 征用。这促使巴扎尔甘之后的政府转而支持建立“伊斯兰舒拉”，该机构将“平等地代表工人与管理层”，并纳入劳动部的代表。根据该方案，舒拉仅被授予咨询职能。这一时期，在伊斯兰共和党中组织起来的教士正逐步在工厂内建立起伊斯兰协会(Islamic Associations)。这些协会成为巩固教士权力的工具，既反对“自由派经理”，又反对独立的舒拉。随着政府内部各派系冲突加剧，经学式(maktabi)管理逐渐取代“自由派管理”。这种管理模式与日益强势的伊斯兰协会联手，发起了针对反对派舒拉的运动。被关闭的舒拉包括：大不里士的工具制造厂、升降机轨道厂、泵厂和压缩机厂;“吉兰省工人舒拉联盟”(涵盖3万名工人);“西德黑兰工人舒拉联盟”;阿瓦士的石油工业工人以及铁路工人的舒拉。曾经为工人集会提供免费场所的“劳动之家”，此时已成为为支持伊斯兰共和党的舒拉及伊斯兰协会的活动中心。

第三阶段始于1981年6月至7月，以总统巴尼-萨德尔 [9] 被解职和反对派势力遭大规模处决为标志。这一时期工厂的特征包括：经学式管理与伊斯兰协会的霸权、工厂的军事化、工人的名义工资受到打压(实际工资因通胀飙升早已下降)，以及政府暂时禁止组建哪怕亲政府的舒拉组织。巴尼-萨德尔政府的劳动部长穆罕默德·米尔·萨德吉(他对劳资关系持小资产阶级立场)被强硬的霍贾蒂耶派 [10] 追随者塔瓦科利取代。塔瓦科利甚至否定了“古兰经式舒拉”这一模糊概念，宣称：“伊斯兰教不承认舒拉制度;在伊斯兰教中，政府属于真主、先知和伊玛目，在他们缺席时则属于代理伊玛目。”

工厂之内

1981年4月，在原教旨主义教士与巴尼-萨德尔及自由派之间冲突日益激化之际，我访问了位于德黑兰的PM工厂——一家现代金属加工企业，以其作为一项针对15家现代工厂调研的一部分。PM工厂成立于1965年，拥有900名工人劳动力。它由伊朗的私人资本建立，对外国技术依赖相对较低。PM的工人曾在二月起义爆发前的大约六个月时决定罢工，原因是他们要求发放诺鲁孜节(伊朗新年)特别年终奖的诉求被拒。作为回应，军队包围了工厂，罢工以失败告终。但在后来席卷全国的大罢工浪潮中，工人们坚持停工直至1979年二月革命胜利。

在掌权一周后，霍梅尼命令所有工人“为了革命”复工。大部分工人回到了岗位，却发现糟糕的状况如旧：同样污浊的空气、同样的薪资、同样的监工和同样的老板。然而，此时的工人已经不同了。他们迅速对这些“照旧”的现实做出了反应。首要目标就是那些臭名昭著的旧萨瓦克(SAVAK)[11] 特务。工人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指认并调查这些案件。

关于工厂舒拉起源的大多数叙述，都将其归因于工厂出现的权力真空——企业主或经理缺席，或工人为保住岗位而采取行动。这些叙述很少注意到工人在革命进程中的意识形态转变。由整体的“革命危机”导致的生产单位权力真空，确实为这种意识形态转变的具体化提供了机遇。然而在PM工厂，工人们并非是在企业主/主管缺席时组建的舒拉，而恰恰是因为其在场。该厂的调查委员会很可能是革命后涌现的典型工作场所组织，旨在处理工厂内部的压迫与威权势力。

革命爆发约一年半后(1980年8月)，政府开始在生产单位设立“特别委员会”，其职责是“清除生产单位内部的西方势力、东方势力和被推翻的巴列维政权的特务阴谋”(依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革命委员会1980-81年关于对生产、工业、服务及农业单位进行清洗的决议)。由于工人们早已清除了残余的萨瓦克特务，这实际指向了对普通工人的自发活动和激进分子的清洗。这些“净化委员会”的成员包括省长、革命检察官、工厂管理层、劳动部的代表各一名，以及一名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

工人们于革命后立即成立的调查委员会，作为工厂委员会的雏形，其本质上是政治性的。问题围绕着工人如何行使权力而展开。舒拉的诉求并不限于反国王情绪。PM工厂的企业主试图任命一名“新”行政经理的举动——尽管初期很成功——很快便遭到激烈反对。正如一名工人所说：“那些曾经的经理现在变成了国家任命的经理!我们工人抗议道：‘这些人过去如此压迫我们，国家怎能任命他们来当我们的经理?’”另一位老工人愤慨地抱怨：“只要我们的血管里还流着血，就绝不会容忍、绝不会接受这样的压迫。”

在这家工厂中，推动建立舒拉的动力并非来自外界或左翼组织。工人们也缺乏可参照的历史实践或传统实践。PM工厂的大多数工人自20世纪60年代从农村地区迁入，而那些地区原本并不存在此类传统。(PM工厂工人的来源地分布如下：德黑兰市区-13%;德黑兰郊区(谢米兰、沙赫里亚尔、雷伊、瓦拉明)-3.5%;里海沿岸地区-18%;阿塞拜疆地区-19%;其余46.5%来自全国其他地区。)在国王统治时期的工厂里，尽管车间层面长期存在事实上的“工人代表”传统，但工人并不具有工厂委员会或“工人控制”的经验。由官方组织的、主要以工厂为基础的“工会”本应由工人选举产生，但实际上却常被秘密警察掌控。即使存在独立工会，也会受到国家的工厂警察机构“安全局”的严密监视。(在调查的12家工厂中，有5家的“工人代表”是萨瓦克的正式雇员;1家工厂没有任何工会领导;3家工厂的工会领导尽管并非萨瓦克特工，却也出卖工人利益;另外3家则具有斗争性并忠于普通工人利益。)因此，即便是投身于工人事业的工会成员也难以发挥作用。正因如此，在我走访的所有工厂中，工人们对“工会”都抱有极其负面的态度。

在巴列维时期，当管理层发生重大纠纷而缺乏真正的工人代表时，通常会从斗争性强的工人中非正式地推选一名代表进行谈判。(以德黑兰的地神汽车厂[Zamyad]为例：一名激进工人曾竞选厂工会的领导层。由于萨瓦克确信他会赢得选举，他连续两年在投票日被禁止进入工厂。因此，在第三年选举的前一天，他整夜藏身于工厂水箱的顶部，次日成功在厂区内参与选举并获胜。然而，他在当选后立刻被开除。)这一传统为工厂舒拉的结构形成奠定了基础。尽管在该工厂中，舒拉创建的主要推动力是意识形态。在革命中发展出的那种强烈的“对旧秩序的憎恨”以及工人对自身劳动的所有权意识并未停留在纯观念层面。工人们所体验的权威领域在过去由资本所绝对掌控。这一运动面临的根本局限在于：国家权力的反工人阶级导向、经济结构束缚、工人群体的缺乏防备，以及他们虽具斗争精神却缺乏社会主义自觉的决心。尽管如此，工人在此阶段的努力仍可被定性为"具有社会主义导向"。

舒拉的职能

PM工厂的舒拉在章程中明确规定：“舒拉的职能是干预工厂一切事务，如采购、销售、定价及原材料订单。”他们确实全面介入了工厂的事务。尽管这些工人并未直接建立起旨在对抗资本主义关系的“苏维埃”，但他们在生产环节体验到一种舒拉的思想和实践，这已对资本的支配地位构成了威胁。

工人们关于舒拉的理念与其实际职能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这些舒拉组织从未承认过政府设定的法定形式。(1980年8月，劳动部的规定仅授权舒拉咨询职能，但此类规定无法真正约束劳工-管理层关系。当工人占据优势时，其行动往往远超法律限制;而当管理层得势时，便会压制舒拉，甚至阻止选举进行。)舒拉的实际实践直接取决于生产单位内部各势力的平衡。伊斯兰国家对于生产单位中的各势力有着多样的、有时互相矛盾的效应。工人控制的模式与程度不仅因工厂而异，也在同一工厂内随不同时期发生变化。(工人的控制程度不能仅仅在工人的要求和实践上被简单评估，而应当放诸工作场所中各势力平衡的语境之中，将以下几个因素也纳入考虑进来：该产业在市场中的位置，劳动过程的实质，以及就工作的组织和劳动力的组织而言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起初，PM工厂的工人组建了调查委员会，专门审查与旧政权有牵连的人员(包括工人和管理层)。之后，在拒绝厂方任命的新经理的“成立工会”的主张之后，工人们选举产生了由12人组成的舒拉。然而，当这个舒拉提出制定岗位分类标准时，工业部便将其解散。(岗位分类能明确工人的职责范围，例如电工不能被随意调去做铸造工作。缺乏分类标准会使雇主对工作场所拥有不受质疑的权力，并以“未妥善完成工作”为由解雇工人活动家。这通常是工人组织起来后的最初诉求之一。)与此同时，舒拉联系了财务部门，要求获取工厂财务状况的信息。舒拉发现并阻止了企业主从工厂账户中转出约76万美元的企图。在1979年3月下旬，工厂发放了年终奖金。工人们组建起第二个临时舒拉，管理层由国家指派。工人则从厂内选举出另外三位管理者(其中两位是工程师)加入对舒拉负责的执行委员会。根据PM工厂舒拉的章程草案规定：“舒拉将定期派遣代表进入董事会视为自身的任务，以掌握工厂所有事务信息，并直接介入采购、销售、定价及(原材料)订单环节。”

临时舒拉还调查了企业主与旧政权的关系——这是所有工人都极度关切的问题。当7人组成的“民选”舒拉取代“临时”舒拉后，舒拉与董事会(甚至是由工人自己选出)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

当我实地走访该工厂时，它正由工人们“控制”。管理层已经罢工了25天，他们的缺席为工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他们得以进行讨论、规划并管理工厂。当时舒拉与管理的核心冲突集中在雇佣与解雇的控制权上。这些“控制的边界”既未在政府法规中明确，也未在工人起草的舒拉章程草案中界定。临时政府此前已宣布工人干预此类事务为非法，并组建“特别部队”以“阻止罢工委员会和舒拉干涉管理事务”。

或许令人意外的是，在我走访PM工厂时，工人们与舒拉似乎都没有对管理层的缺席感到开心，工人们对舒拉的基本理解，表面上可能类似于工会——代表工人与管理层谈判。然而，舒拉的实际职能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车间代表委员会”的法定权利与任务。这些工人将工厂的所有问题视为自己的问题。几乎所有受访的工人都将舒拉视为工厂中唯一的责任主体，认为通过这一机构能够让工人行使权力、质询那些不久前还在工厂统治他们的人。正如一名工人所说：“我们组建并推选这个舒拉，是为了让它对工厂负责、解决事务和问题。我们建立舒拉是为了我们的革命......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领导机构完全与我们的舒拉不相符合。”

工人们对于工厂事务展现出极强的责任感，舒拉就是他们强烈希望全面控制生产和分配组织的现实表达。在某种程度上，管理层代表着他们实现控制的障碍，但对于协调运作来说依然是必要的。工人对管理持有高度的“技术主义”理解——他们并不将其视为权力与权威的来源，而更多看作一种专业技能。

工人当时似乎非常希望舒拉能获得合法地位。在调研期间，工人总体上可分为政权支持者与“幻灭者”两类。我的观察是，到1981年中，大多数工人都已在不同程度上感到幻灭。

政权支持者主要由三类群体组成。第一类是在国家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如革命卫队、伊斯兰共和党或劳工之家)中被授予社会角色与意识形态角色的人。他们可能从这类“特权”地位中受益，主要活跃于工厂的伊斯兰协会，并有意识地支持现政权。第二类工人与政权存在紧密的意识形态连结，其近亲属通常任职于国家行政机关或新的“革命机关”中。这类工人构成了伊斯兰协会内活跃分子与同情者的一部分。第三类工人将国家视为被压迫者利益的保护者。官方对“压迫者”的公开反对，使工人阶级中最落后的那部分人倾向于将政权(尤其是霍梅尼)视为自身利益的守护者。这类工人在公开场合支持政权，但在实践中却持相反态度。例如，一名工人宣称：“舒拉必须是伊斯兰式的，必须得到法律承认。”我问：“它的任务是什么?”他回答：“它必须坚决对抗董事会之类的机构，必须干预一切事务，必须管理工厂。”这名工人相信伊斯兰舒拉的理念，却反对政府推行的舒拉方案，尤其反对国家指派的经理人。持类似观点的工人也强调政府承认舒拉的重要性。他们接受了政府关于舒拉的决议，但并不完全认同“舒拉必须干预一切”的主张。当我问Akbar，如果舒拉不被国家承认，工人将作何反应时，他谨慎地回答：“如果他们不承认我们舒拉的权利，那就会出现怠工和破坏。如果他们宣布舒拉非法，工人们绝不会放他们进来。如果他们解散舒拉，他们自己就得下台。”

工人的不安全感

工人还不得不同长期形成的心态作斗争——这种心态源于巴列维时期对一切独立组织活动的渗透与镇压。这种状况催生出“提防同事”“不要相信任何人”“每个人都可能是密探”的普遍态度。新政权通过在军队、学校、机关，尤其是工厂的伊斯兰协会重现了这种氛围(尽管效果较弱)。开除与逮捕的浪潮加剧了不安全的氛围。 当我在舒拉办公室进行访谈的过程中，一位成员坦率地告诉我：“请理解，我认为如果您与每个人单独交谈——不让其他人在场——相比和一群人谈话会得到更好的结果。您去过车间，但工人们或许在那里、在这里、在任何地方都无法说出实话。正因如此，我告诉您我拒绝接受访谈。”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工人在反对政权的做法时仍频繁援引政权及其意识形态。这种策略可追溯至巴列维时期：1976年，Chit-i Jahan纺织厂的罢工工人曾手持国王画像与士兵对峙;在伊朗国家汽车厂(Talbot)的一次罢工中，工人们以高呼“国王万岁”的方式打断管理层的讲话。如今，这一传统演变为呼喊“以霍梅尼伊玛目之名”“以真主之名”或将现政权描述为“革命的”。

在国营的地神工厂，1981年3月，在舒拉提取资金为工人发放年终奖金之后发生了严重冲突，部分舒拉成员被捕。工人们为换取舒拉成员获释，最终撤回了诉求。我走访地神厂当天，霍梅尼伊玛目和总检察长的代表亲赴工厂，试图平定这场纠纷。工人们与代表们激烈争论后，一名阿塞拜疆族工人起身宣告：“我们已经推翻了国王的政权，我们同样有能力推翻其他任何政权。”此刻，工人们开始鼓掌!那位工人立即制止道：“兄弟们，请念大赞辞(Takbir)!”(鼓掌被视为非伊斯兰的赞美形式，已被呼唤“真主至大”大赞辞取代。因此，鼓掌实际上成为一种集体表达反对、独立于政权的象征性行动。)

管理层的角色

在PM工厂围绕雇佣与解雇权发生冲突后，管理层宣布罢工。工人们发现自己难以维持工厂正常运转。技术工人Asgar愤怒地抱怨道：“自革命以来，我们一直努力让这家工厂维持下去，但我们失败了……这些人却坐在总部办公室里!……工程师本该留在工厂工作。”

在复杂的经济体系中，生产协调是不可或缺的。但这仅仅是管理工作的一部分。在所有阶级分化的社会中，管理的第二项职能是行使权威与权力。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这构成了管理工作的主要方面。

实际上，这两种职能相互依存、彼此强化。PM工厂的工人决心对生产与分配过程实施完全掌控，展现出强烈的决策意愿和主导工厂事务的诉求。然而在实践中，他们难以实现这一目标，最终选择委派三名代表进入董事会。即便如此，实现工人控制的实质变革仍未推进——工人们试图将“控制”职能归于自身，而将“协调”交由经理负责!在实践层面，一旦工人将经理定义为“协调者”，就不得不接受其权威和控制。这种矛盾在Akbar愤怒的言辞中显现：“资本家不让我们的舒拉运作。[舒拉成员] 想工作，我们至今已组建过七个舒拉。[经理] 现在怒气冲冲地离开，跑到上面去拖延我们的进度。他们想让我们停工，想逼我们罢工。就是这样。他们去上面，是因为要瓦解舒拉......就算这个舒拉被解散，我们会再建一个，他们也一定会再次摧毁它，因为权力在他们手里。”

管理层和工业部深知工人在技术层面的弱势，也清楚他们无法通过工作场所自主运营来提出“无产阶级解决方案”以化解危机。因此，他们的策略是通过瘫痪生产来击垮工人。“自由派经理”则试图利用其在技术分工中的关键作用，瓦解工人的权威。技能与经验在以前的德国、俄国和英国工人控制运动的成败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熟练工人往往站在这些运动的第一线。技能是工人挑战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能力的一个因素，尽管它更容易催生“行会意识”而非阶级意识。虽然PM工厂的工程师被推选为全体工人实现“进攻性控制”的载体，他们实际上却发挥了相反的作用。在PM这样拥有900名劳动力的工厂里，工程师群体本身掌握着社会与技术层面的双重权威，因而实质上参与了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工人们委派工程师，本是为了能使自己掌握技术权力。然而这一做法在实践中同时导致了舒拉的溃败。非熟练或半熟练工人群体仅能行使一种消极的经济权力——即停止生产。这固然是一种决定性的集体力量，但要实现对工人控制的持续再生产与维系，则必须夺取政治权力。

革命后的伊朗，新政权动用了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手段来抵制工人的攻势。工厂的“伊斯兰化”始于“自上而下管理”的第二阶段，由经学派总理拉贾伊和伊斯兰共和党发起，旨在从政治与意识形态上全面控制产业工作场所。拉贾伊在伊斯兰舒拉成员大会上这样表达他的担忧：“特别是传播着不同意识形态影响的工厂里，大家要提高警惕。具体细节我不多说，但我见过人民党的人也在做礼拜。兄弟姐妹们，我亲眼见过——一个‘佩卡尔’(Paykar) [12] 的成员担任领拜人，身后还跟着一些穆斯林。出于意识形态的权宜考虑，你们务必要保持警觉。这问题根子很深。”

这项举措有三个明确目标：首要目标是清除左翼力量;其次是削弱独立舒拉组织;第三是清理那些反对教士“非理性”干预工厂事务的“自由派”经理。国家与伊斯兰共和党通过伊斯兰协会组织，试图彻底改变工厂和办公场所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氛围。他们推行强制集体礼拜，并长期派遣毛拉进驻生产单位。在扎格罗斯工厂(Zagros)，我曾参加厂内“清真寺”举行的集体礼拜。全厂700名工人中，到场工人不足20人且多为长者，其余工人或在工厂院子里踢“足球”，或聚在一起闲聊。但从那时起(1981年春季)，参加集体礼拜成为了工厂与机关的强制性要求。

当局还派遣战争伤残人员进入工厂，尤其是在年末工人要求发放“利润分成”奖金期间。国家持续灌输“劳动是宗教义务”的意识形态，正如霍梅尼所言：“劳动本身就是为了真主而进行的圣战;真主会回报这种圣战——你们(工人)在工厂这座堡垒里进行的劳动圣战。”然而这类意识形态号召似乎收效甚微。在Azmayesh工厂，霍梅尼那句名言“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廉价甜瓜，而是为了伊斯兰”被工人们愤怒地嘲笑：“他们说我们革命不是为了经济改善!那我们到底为了什么?”一位Azmayesh工厂的工人问道，“他们说为了伊斯兰!可伊斯兰又意味着什么?我们革命就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

由于高通胀(40-90%)、直接降薪、高失业率(约20%)以及至少590家产能规模在10-1000人的生产单位停工，工人购买力严重恶化，并没有为这种工作意识形态的发展留下多少物质基础。当局的主要替代手段是暴力与镇压。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伊战争爆发前、大学关闭后首先袭击了工厂。革命卫队与工人间的流血冲突并不少见。

为了对抗工人的激进性，当局在伊斯兰革命卫队、巴斯基[13] 以及伊斯兰革命圣战者组织 [14] 中设立了专门的劳动部门。这些组织试图在工厂建立自己的分支机构，并对“可靠”工人进行军事训练。此外，多家工厂还部署了由革命卫队指挥的常驻军事警卫，这在汽车制造厂和石油工业中尤为显著。

面对当局的压制，工人的回应包括破坏生产、消极怠工、浪费物料，乃至扣押管理人员和示威游行。一份1979-1980年的官方报告显示，当时工业产能利用率仅达58.3%。同一报告指出，约40%的浪费源于产业纠纷。根据我对1980-1981年若干生产单位的调研，工人的激进性与经济状况之间存在关联。

任何民主组织——包括以舒拉或传统工会为形式的工人组织——只要获得自由生存的空间，就必然催生反对政权的群众动员。民主的实现程度，归根结底取决于国家和/或资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容纳并规制它的能力。霍梅尼政权与巴列维王朝一样，本质上缺乏这种能力。由于缺失维系舒拉这类群众组织的物质基础，如今的伊朗社会难以将阶级冲突纳入制度化轨道。这解释了为何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经济或民主要求，也极易引发工人与国家的直接对抗——在占工业体系70%的国有部门中尤其如此。这种对抗不断将斗争推向政治层面，迫使霍梅尼政权越来越依赖暴力作为唯一的手段。

舒拉的意义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它作为持久阶级斗争的机构，使任何形式的民主的存在成为可能。对于那些宣称致力于在霍梅尼之后的社会建立民主的组织(例如“全国抵抗委员会”)，我们有理由质询：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他们为推进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现有手段做出了哪些实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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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此处的“委员会”对应英文的council和俄文的совет，是一种群众自我组织形式，其常见特点为自下而上选举代表、代表可被随时撤换。另一种“委员会”则对应英文的committee，常指负责特定事务的多人机构。两种“委员会”含义不同，且在中文阅读里易被混淆。本文将伊朗1979年革命中由群众建立的“council”统一译为“舒拉”，而将“committee”译为“委员会”。

[2] 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MEK)是成立于1965年的左翼伊斯兰组织，在巴列维王朝时期曾进行武装斗争。1979年革命后MEK与霍梅尼派政权发生分歧，在遭到镇压后实施了多起针对当局领导层的炸弹袭击，并在两伊战争中与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合作。后期MEK转变为海外流亡异议组织，组建了“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

[3] 迈赫迪·巴扎尔甘(Mehdi Bazargan)，伊朗民主派政治人物，1979年2月被霍梅尼任命为革命后的首任总理。同年11月因反对占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而辞职。

[4] 伊朗人民党(又音译为图德党)是一个亲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巴列维王朝时期该党奉行温和的合法斗争路线，1979年革命中人民党支持霍梅尼当局，但自1982年起遭到了残酷镇压。此后该党主要在海外活动。

[5] 马哈茂德·塔莱加尼(Mahmoud Taleghani)，伊朗神学家、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民主派人士，以对伊斯兰教的左翼阐释而闻名。1979年革命期间曾担任伊斯兰革命委员会主席。同年9月9日去世。

[6] 穆罕默德·贝赫什提(Mohammad Beheshti)，伊朗法学家、宗教学者，被认为是伊朗革命后霍梅尼派政权的二号人物，是新宪法以及伊斯兰共和国行政结构的主要设计者。1981年6月28日，贝赫什提在伊斯兰共和党总部爆炸案中被人民圣战者组织暗杀。

[7] 伊斯兰共和党(IRP)是1979年革命期间由霍梅尼派组建的政党。

[8] 指未经工会领导层授权的自发行动。

[9] 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Abolhassan Banisadr)，革命前同时参与摩萨台派的“伊朗民族阵线”与霍梅尼派组织。1980年2月在霍梅尼派支持下当选革命后的伊朗第一任总统。1981年6月因反对霍梅尼派对反对者的弹压被议会弹劾罢免，此后流亡法国，2021年去世。

[10] 指“霍贾蒂耶协会”(Hojjatie Society)，传统主义的什叶派宗教组织，曾参与对巴哈伊信仰者的迫害。伊朗1979年革命中与霍梅尼派结盟。

[11] 即国家情报与安全局，巴列维王朝时期的秘密警察组织，因广泛监视、镇压和酷刑而臭名昭著。

[12] 全称“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组织”，早期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圣战者”，是从人民圣战者中分裂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无神论派别，曾在巴列维王朝时期和伊斯兰共和国时期进行激进武装斗争，遭遇了残酷的镇压和处决。1983年该组织停止活动。

[13] 即“被压迫者动员组织”(Basij-i Mostazafin)，是一个准军事志愿民兵组织，作为革命卫队的一个分支。它是内部安全、执法、道德警务和捍卫政权的辅助力量。

[14] 伊斯兰革命圣战者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Mojahedin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成立于1979年，由7个此前与巴列维王朝作战的地下伊斯兰准军事和民间组织合并而成，大多数成员都曾是人民圣战者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与执政的伊斯兰共和党结成联盟，被赋予了一部分权力。

原作者｜阿谢夫·巴亚特

译者｜豌豆

转载自｜公众号 北叙利亚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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