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图景的历史性建构

摘要：资本逻辑是统摄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原则。资本逻辑批判是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重心与思想内核。深谙“批判之道”的马克思借由“资本之思”逐步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解剖和实质性批判。从《莱茵报》到《巴黎手稿》，马克思在人本主义研究框架下剖析了资本在市民社会的异化表现，颠覆了资本逻辑存在的“合法性”前提;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宣言》，马克思秉承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范式，以分工和所有制为抓手，阐明了资本的生产关系本质;从《伦敦笔记》到《资本论》，马克思通过探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全面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揭露并解答了“资本之谜”及“历史之谜”。时至今日，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思想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指导着21世纪的资本主义批判事业。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必须在回归经典、厘清文本的基础上，保持清醒的革命意识和批判精神，敢于直面并破解时代难题。

作者简介：张楚媛，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外马克思主义。近年来，在《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州学刊》《东南学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等CSSCI来源期刊发表文章数篇。

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性原则和本质性规定，它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座架’”和“解开现代社会秘密的一把‘钥匙’”。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并按照自身的逻辑法则运转开来。资本逻辑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始终，资本逻辑批判是马克思科学剖析与全面省察现代社会的理论重心与思想内核。作为与旧世界彻底决裂的批判家、革命家，马克思毕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是简单停留在伦理层面的道德批判，也不是单纯沉溺于经济学领域的直观阐释，而是秉承唯物史观的分析范式，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展开的对资本和资本逻辑的历史性诠释和实质性批判。马克思对资本的研究透视和对资本逻辑批判图景的历史性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深入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反思中逐渐抓住了资本及其逻辑的布展之道，并富有针对性地展开了对它的科学批判。从《莱茵报》时期的政论文章到《资本论》,马克思的研究路向逐步从思辨哲学批判转向宗教、政治批判，再由政治批判转向经济学批判，在漫长的理论探索与现实体认中客观呈现出资本逻辑批判的视域转换进程。

一、从《莱茵报》到《巴黎手稿》:“物质利益”难题与人本主义立场的批判

纵观马克思认知和理解资本主义的全过程，在展开正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马克思曾经历了几次重要的思想转变。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对现实社会历史和结构的初步思索与考察便孕育着自身思想成长的一次关键转折。1842年初，青年马克思同家庭关系的最终破裂及谋取教职、讲坛宣传的愿望落空，触动马克思转向报刊工作，直接投身轰轰烈烈的现实政治活动。也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遭遇到“现实物质利益”的难题与窘境，其关注的焦点逐步跳出抽象理性主义的精神窠臼，真正走向“现实的大地”,对后续的资本主义理解和批判之旅起着重要奠基作用。

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站在人民理性的立场之上，通过对专制主义、等级代表制及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差异等问题的批判性阐释，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物质利益的辩护和精神自由的诉求。1842年，针对普鲁士威廉四世政府颁布的“改头换面”的新书报检查制度，马克思发起了猛烈的政论抨击，“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它披着“虚伪的自由主义”外衣，将接受检查的报刊变为“文明化的怪物”“洒上香水的畸形儿”,禁锢和侵犯着人民的精神自由权益，压制人们对真理的求索。在公然撕破普鲁士政府的伪善面孔后，马克思更是将自由的本质同出版自由联系在一起，在同省等级议会的论战中，将出版自由的问题归结为“人类精神的特权”,强调自由不是等级的自由，而是理性之光普照之下普遍又充分的“自然礼物”。自由的出版物不仅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更是人民对自我的真诚坦白与忏悔之镜。通过对出版自由至上性与合理性的辩护，马克思力图启发民众觉悟，揭发反动的封建势力。在反对林木盗窃法的斗争和为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基于经验事实和国家理性的双重理路，马克思更为直接地触及了复杂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结构，一方面关注广大贫苦人民的利益和呼声，另一方面在持续的政治批判中进一步认识到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通过对农民现实生存境遇的考察，马克思旗帜鲜明地站在劳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愤怒声讨官僚阶层对国家意志的窃取和对人民利益的强占，主张维护人民主体的财产权益，从而保障人民的普遍自由而非等级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马克思对国家和法的理性主义幻想已经受到现实的强烈冲击，现代国家到底是如黑格尔所说的“合乎理性的社会存在”,还是维护富人利益的工具?当私人利益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本由理性国家来压制的私有财产权利为何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占上风”?于是，国家理性与私人利益之间出现了所谓的逻辑断裂。而这种被马克思称为三文铜钱可买来的“下流的唯物主义”(物质利益)也从根本上动摇了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思想中唯心主义的信仰，促使马克思开始反思自身的政治立场和哲学世界观，从抽象的唯心主义立场逐步转向唯物主义立场。如马克思所说，正是在这一时期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地区农民贫苦处境的研究，推动他关注资本主义现实的理论窗口，“……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的思想进步最终使他与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彻底决裂。就此看来，“自由”“人民”“物质利益”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轨迹中的三个关键词。物质利益直接关乎人民的生存状况，为自由辩护的最终目的也在于对人民利益的捍卫。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一篇篇犀利的政论文章便已显现出他对人类命运深度关切的逻辑向度。

带着《莱茵报》时期留给自己的理论困惑，马克思继续展开对逻辑理念的分析和对现实尘世的探索，以寻求新的出路。1843年，马克思移居巴黎，开始了第一次系统的经济学研究，正面展开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思与批判。对“市民社会”的关注是马克思开展经济学研究和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起点。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基于在克罗茨纳赫时期对英、法、美等国历史著作的研究，重点反思和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对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颠倒性误认”,并在完成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转变中实现了对“人”的本质力量的高度赞扬。在黑格尔法哲学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资本立场”得到认同，资本被看作满足需要的物与财富的抽象表现形式，而以资本为核心并基于劳动和需要建构起来的市民社会是绝对理念自我实现的一个偶然性、历史性环节，必须诉求于更具历史普遍性的精神整体，即“那理性的象形文字”(完整的国家),以解决内在的分裂和异化，促进普遍利益的实现。马克思敏锐地察觉到了黑格尔国家哲学中抽象思辨的唯心主义成分，指明了精神主体对现实主体的遮蔽与“倒置”,确立了从“物质的生活关系”出发探讨理解“法的关系”的思维理路。在他看来，黑格尔用绝对精神来规制市民社会，从根本上来说是用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元素为现实社会的政治异化进行理论附魅和思想加冕，是为资本的普遍统治穿上形而上学的外衣，旨在使“理性的再现”最终变为“资本的狡计”。

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马克思指出，政治国家的彼岸存在之意义和目的无非就是要确定它们“这些特殊领域自身的异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异化，必然导致人的本质的二重化：个人分化为经济生活中的“市民”和官僚组织国家中的“公民”。但事实上，个人在纯粹私人领域中的不平等同政治领域中所谓的“平等权利”是相背离的，公民的日常生活和政治权利都必须服从于私有财产的权利。因此，政治解放并不能实现彻底的变革和普遍的自由，唯有个人成为“类存在物”并将自身这种“固有的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人类解放是对政治解放的逻辑超越，所要实现的也是“人的高度的革命”。“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不难发现，马克思此刻言及的人类解放仍旧是以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学说为哲学前提的，“人的解放”的提出也更多的是由人本主义的价值理念所驱动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找到了哲学走向现实的物质力量和人类实现解放的主体力量——无产阶级，并由此正式完成了革命立场的转变。综观之，在《德法年鉴》时期，由于此时的马克思全部否定了黑格尔哲学方法论中思维与逻辑演绎的核心动力——绝对精神，尚未发现社会生产关系这一动力机制，所以不得不求助于抽象的人本学话语来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法和国家制度的批判，以此表明人的异化。

在完成对思辨哲学的批判之后，马克思以“当前的经济事实”为出发点深入经济学内部展开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解剖。《巴黎手稿》便是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资本概念得以进入马克思的研究视野，资本逻辑批判也由此发轫。在《巴黎笔记》对萨伊、斯密和李嘉图的摘录评注中，马克思曾指出，私有制对于国民经济学来说是没有加以论证的一个经济事实，但这个事实却自然而然地成为国民经济学展开研究的理论基础。国民经济学家试图将私有财产的存在视作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发展基础，将创造价值的劳动源泉与工人的持续贫困对立看作既定的规律。马克思首先基于人本主义维度，以“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为本体论依据，对资本逻辑存在的“合法性”展开前提批判和抽象本质揭露。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作为劳动的产品与工人相对立，是与工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并支配工人的力量。工人越是进行大规模的劳动生产，他被剥夺的就越多。换言之，物质世界的增殖往往伴随着工人价值的贬值。国民经济学狭隘地关注社会经济运动所呈现出的“财富增殖”问题，忽略人的本质问题，其所倡导的劳动价值论“表面上承认人，其实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同时，马克思明确了黑格尔绝对观念中所设定的“自我意识”“抽象劳动”对国民经济学家抽象原理的哲学形而上学支撑，突破了国民政治经济学家和黑格尔哲学的意识形态藩篱。

此外，异化是资本逻辑在现实生活中的直观演绎。马克思还通过对劳动异化四种情形的全面阐释，更加直观地展开了对资本增殖属性的人道主义诘难。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逐步深入对私有制的根源追问，用“相互作用关系”“因果关系”来说明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关系，确证了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劳资关系对立的结论，逐步实现了对资本概念的哲学升华。但马克思并没有仅停留于对资本运行和异化后果的批判，而是通过一系列推断确认了资本逻辑批判的理论旨归——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进而实现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换言之，只有在扬弃私有财产的现实活动中，才能彻底挣脱资本逻辑的桎梏，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不可否认，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为马克思深化对资本主义的认知和深入开展现实经济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必须看到的是，这种异化批判从根本上讲仍旧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话语应用”,不仅异化的主体是人，而且克服异化的最终结果在于人的类本质或理想状态的实现。这种批判揭露了无产阶级被压迫被剥削的事实，但其依旧是人本主义异化范式所统摄下的伦理批判，并未指明现实革命的具体道路。因此，通观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整体历程，《巴黎手稿》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仍处于起步阶段，其重点在于抽象和理论层面的研究，而关于资本逻辑的运行机制和内在规律仍须进一步探讨和深化。

就此而论，从《莱茵报》到《巴黎手稿》,马克思将感性的人类生活研究提升到哲学批判的高度，以“自由”“生命”“生存”“类本质”等范畴为主的思维方式展开对资本社会和资本逻辑的思辨式批判。其依旧侧重于揭示反人道精神和对人本关怀的伦理式批判，难以切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质。这种批判仍然受到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方法和思考逻辑也尚未完全脱离“人的地基”,因此在所难免地会陷入人本主义立场，囿于“人的逻辑”内部来阐述问题。当然，尽管此时的马克思深受抽象分析范式的影响，难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但他基于经济学研究和客观现实出发来展开资本主义批判的致思理路及对私有财产等经济学范畴的具体分析，为后续的资本逻辑批判作了理论准备。

二、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宣言》:从物质生产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省思

随着思辨逻辑的推进和对经济学研究的深化，马克思开始意识到以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批判“国民经济学事实”所具有的抽象性与外在性，转而深入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内部来把握客观现实。1845年，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开始了第二次系统的经济学研究。在对资本主义现实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凭借对“实践”范畴的经济学判断实现了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问题式分析”的哲学超越，并确立了以“实践”来科学理解人的本质与市民社会的研究思路。以变革现实为立足点，马克思在同青年黑格尔派及“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论战中彻底实现了对“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并将批判的矛头由“世界的理论词句”转向“现实的现存世界”。在拒斥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将世界观念化”的抽象谬误过程中，马克思科学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继而确立了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的一般方法论原则。在变革哲学研究方法的过程中，马克思对资本概念的理解及对资本逻辑的批判逐步浮现出唯物史观的雏形。

分工和所有制是马克思开启社会批判工作的重要抓手,也是马克思在唯物史观视域下展开资本逻辑批判的基础性研究范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首先以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实现了对前期“人本逻辑”的根本改造。“现实的人”与物质生产或劳动本质上一致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依托主体实践观，马克思以生产逻辑为分析范式展开了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变动考察，继而对现代私有制社会进行本质批判。分工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最为直观的体现，“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而分工的日益扩大化、精细化反过来也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分工的各个不同阶段不仅对应着所有制发展的不同形式，而且还具备生产关系的属性，“……决定个人在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从“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到“现代私有制社会”,马克思首次将资本主义社会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中进行历史性确认。相比于前三种所有制形式，“现代私有制社会”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本质概括，表现为“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当然，在马克思看来，此时的分工是一种强制性和奴役性的分工，所有制也是一种基于分配不公正的“奴役性”所有制，因为即使是在最初的家庭中也潜藏着“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并且只要分工是自然形成的，劳动就始终作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压迫和奴役着个人。因此，分工表征着一种社会分化和分裂，它的意义在于产生了无偿占有和支配他人劳动的私有制及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个人在社会中不得不隶属阶级并被强制规定自身的活动方式与范围。而在现代私有制社会，由于旧有的等级秩序不复存在，个人受分工制约及异己力量支配的情况更甚，成为一种“偶然性”存在。而分工自身所蕴含的内在矛盾也导致国家这一“虚幻共同体”的出现。当私人特殊利益同社会共同利益发生矛盾与冲突时，国家便从社会关系共同体中衍化而来，编造出关于阶级统治思想的秩序与体系，成为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和地位的精神力量，成为被统治阶级生存和发展新的桎梏。马克思还借助分工范畴的演变阐明了现代资本的历史形成过程：城乡分离下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商业兴起与工场手工业发展下的“商业资本”——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形成中的“工业资本”。在对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逐步确立主导地位、构建新的世界历史的肯定性描述中，马克思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在经济运动的客观趋势中确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根据，道出了建立共产主义的未来可能。简言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前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的历史考察，指认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的质性规定——资本的统治，并对后资本主义社会时期进行科学预测，打破了资本统治“天生合理、永恒存在”的所有制铁律，实现了对资本逻辑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是马克思直接论战的对象。直面蒲鲁东“可笑的哲学”和“荒谬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运用新的科学世界观展开了对资产阶级经济思维范式的历史性审视和彻底性批驳。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蒲鲁东将“分工、信用和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看作非历史的先验范畴，继而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作天然合理的论证。作为黑格尔的代言人，蒲鲁东用逻辑范畴来解释一切经济范畴，并坚持“观念顺序”或“思想次序”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将“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看作抽象的“无人身的理性”和纯粹公式运动的化身,从而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泥潭。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经济学研究的唯心主义基础，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社会的经济关系及其抽象反映的经济范畴，并非永恒不变的特性和不可怀疑的前提，而是“暂时的和历史的”。在对经济范畴的唯物主义理解中，马克思指认了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全部历史的基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人们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也在同时形成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而这些关系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谋生方式的变革而改变。蒲鲁东看到了生产出来的“麻布和亚麻”,也非常明白这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的，但却无法理解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也是人们生产的，也就无法透视观念和范畴不过是一定经济关系的抽象反映。究其根源，蒲鲁东没有从现实历史本身的运动中考察社会存在，其理论只是在为资本逻辑进行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辩护。在廓清蒲鲁东错误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从经济和阶级内在关联方面呈现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成、发展和历史趋势，揭示了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内在对抗性质。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天然的，它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改造而成的新世界，是一定历史阶段“特定生产构序和经济关系赋型的产物”。在资产阶级得势以后，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社会分工不仅产生了“特长和专业”,也产生了“职业的痴呆”,从而加剧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根本性竞争和对抗。因此，被压迫阶级要实现自身的解放，必然要在发展过程中创造出一个新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这个联合体是“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不难发现，马克思已经开始从社会关系层面来探寻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按照马克思的论述，面对19世纪40年代末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切近地考察一下资产阶级的生存及其阶级统治和工人的奴役地位所依为基础的经济关系本身”,是适逢其时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便是马克思在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一般理论框架基础上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科学理解和批判的首次正面阐述。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是马克思在此书中展开全部分析的逻辑基础。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将工人界定为“雇佣工人”,将劳动这个关键性范畴指认为“作为谋生手段的雇佣劳动”。围绕“什么是工资”这一问题，马克思深刻地看到，为了获取必需的生活资料，工人“自愿”地将自身的生命活动卖给资本家，但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并不是其全部劳动的报酬，只是为“一定的劳动付出而偿付的一笔货币”,也即工资。在明晰工资问题的基础上，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简单的物的范畴”的理解，并从生产关系维度分析界定了资本范畴：“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更为明确来讲，对资本的理解不应当只就资本作为物质实体来看，而是必须将其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关系中加以考察。正如“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资本不仅具备作为物质实体的“天然属性”,还具备作为“一定生产关系”的社会属性。马克思将研究视野从分配领域和交换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将目光聚焦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而挖掘出作为资本概念本质性规定的“生产关系”,其内核在于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这种关系看似是平等的交互过程，但实际上蕴含着内在的经济剥削和奴役。因为，资本家从工人那里拿到的“贵重的再生产力量”,不仅可以获得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力，还能补偿对工人生活资料的支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保存下来并增殖。而资本的迅速增加和规模扩展带来的是更加激烈的产业竞争与横跨在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巨大鸿沟，劳动也越来越成为依附资本的奴隶。马克思虽然以资本为标识初步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剥削实质，指认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截然对立，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和批判，但处于19世纪40年代末的他并未形成系统完备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无法从深层次上阐明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内在根源。

《**宣言》是马克思继《雇佣劳动与资本》之后展开资本逻辑批判的纲领性表达。马克思在生产分析的基础上，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批判对象，从“资产阶级即资本”的意义上，科学指明了资本逻辑历史效应的二重性和超越资本逻辑的必然性。得益于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方式的变革，伴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殖民贸易的进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及机器大工业的革新，现代资产阶级逐步登上政治舞台，资本也逐步确立了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地位。马克思高度肯定了资本逻辑本身所蕴含的积极进步因素，以历史的眼光强调资产阶级所起到的“非常革命”的作用。它破坏了封建的、宗法的社会关系，代之以赤裸裸、冷冰冰的“纯粹金钱关系”;推动着生产的不断变革和素被尊崇的观念的消除;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以创造世界性的生产和消费;迫使一切民族接受与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创造出一个按自己意愿所打造的“新世界”。但排除资本解放生产力的历史功绩，资本逻辑在统治和主导现代世界的同时也不断地施展着自身的淫威。宣称“自由原则”“自由意志”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非但没有使直接生产者获取更为丰富的劳动财富，反而导致对工人阶级更深层次的剥削和奴役，从而加大贫富差距，造成“生产过剩的瘟疫”。而以资本为表现形式的私有财产不仅实现了对市民社会的全面统治，还“吞噬了家庭和国家”。马克思通过阐释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揭露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性关系及其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当社会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甚至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容易陷入混乱。这种混乱的态势也会顺势锻造出置资产阶级于死地的主体力量——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工人不仅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获取崭新的革命武器，而且逐步凝聚“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伴随着这种“公认”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资产阶级无力抵抗无产阶级的日益扩大，其自身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也必然被无情摧毁，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宣言》,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生产逻辑角度对资本逻辑的所有制、社会效应和历史本质进行批判，目的是恰当表明现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本质、阶级分化及异己力量对人的统治，进而破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恒存在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的客观趋势。

三、从《伦敦笔记》到《资本论》:聚焦于剩余价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1848年革命的失败促使马克思开始反思和把握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结构和生产方式，这一反思和探索过程也与马克思开展第三次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直接相关。在抵达伦敦之后，马克思经由货币理论反思，借助政治经济学批判逐步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批判和实质性解剖，继而实现了从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的理论考察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科学分析这一成功转变。在深化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与批判中，马克思确证了现代社会是资本逻辑全面布展和现实主宰的世界。

《伦敦笔记》是马克思全面透彻地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开始，也是后续马克思撰写《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理论基础。马克思首先围绕货币、信用和危机等主题进行理论突破。面对频繁爆发的社会经济危机，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界试图从流通领域来解读其产生的根源并找寻解决办法。以琼斯、威廉·克莱等人为代表的“通货原理”派奉行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认为作为流通手段的金属货币与作为支付手段的信用货币是一回事，其观点在1847年经济危机中已被证实错误;以图克、富拉顿为代表的“银行理论”派在划分货币不同职能的基础上，强调“价格提高对货币流通量的决定性作用”。在马克思看来，“银行理论”派仅仅从“量”或形式层面来区分货币职能，这种划分存在致命缺陷，他们不能从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发展角度来理解货币职能的本质转变，而是将资本简单定义为“能够生息的货币”,从而将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缺乏资本”。按照马克思的思路，信用货币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才能实现自身之价值，货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内在矛盾。基于对货币数量论的反思，马克思初步搭建起再生产理论，并指认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不只源于生产自身的“不合比例发展”,更应归因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而对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思考，也促使马克思开始重新考察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内在冲突。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李嘉图混淆了“价值与交换价值”“利润与剩余价值”及“价值与生产价格”,抽象掉了经济范畴所蕴含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导致其劳动价值论本身就存在着“价值规律同劳动和资本的交换规律之间的矛盾”及“价值规律同生产价格规律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在加深对财富和价值范畴区别理解的基础上，明确界定了“价值余额”的生产来源问题，揭示了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秘密。“资产阶级的财富和资产阶级全部生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满足需要”,要增加这种交换价值，离不开工人阶级的生产劳动。此时的马克思虽尚未明确区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也没有把价值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来，但这为后续确立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而在第10—13本笔记中，马克思对当时流行的各种工资基金理论及农业生产中地租理论的研究进展，也推动着马克思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剩余价值转化形式的深入理解与把握。

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在《资本论》中完成了成熟、系统和最集中的表达。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的《资本论》,实际上是一部关于资本逻辑批判的理论成果。马克思紧抓“资本逻辑批判”这条核心理论线索，全面细致地剖析了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明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在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继而科学呈现了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从“生产过程”到“流通过程”再到“资本生产的总过程”,《资本论》的理论逻辑由本质、抽象达至表象、具体，逐步对应探讨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实现问题及具体分配问题，从总体上批判性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作规律——生产的最终目的在于“不顾工人死活地使资本价值增殖”。这也正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的灵魂所在。

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马克思首先将商品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起始范畴，从这种“特定社会的财富形式”本身出发来透视其内在所蕴含的价值关系及资本关系的可能性。在对商品交换的具体分析中，马克思确证了商品自然形式与价值形式的统一及决定这一客观抽象形式的形成根源：作用于特定自然物质并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和耗费人类生理学意义上的劳动力而创造价值的“抽象的人类劳动”。当抽象劳动生产商品的交换价值在流通运动中发展时，便实现了“一般价值形式向货币”的过渡。随着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流通的发展，货币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为资本。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只是为资本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条件，并不代表着已经完全具备资本诞生的历史条件。在对资本起源的历史追踪中，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历史前提——“劳动力成为商品”。在劳动力市场上，资本以独特的感召力驱使劳动者和货币占有者发生关系，双方依据所谓的“等价交换”原则进行劳动力买卖，由此使得价值增殖具有现实可能性。这种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标志着“……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它将丧失生产、生活资料的“自由工人”转化为雇佣工人，使资本家获取对工人劳动力及其成果的支配权、占有权，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雇佣劳动的出现。这种雇佣劳动是“生产商品和使用价值”的一般劳动与“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特殊劳动的统一。因为工人不仅要在必要劳动时间内生产出自己劳动力的等价额，也要无偿为资本家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创造“增值额”。也正因此，马克思确证了资本获利的“原生形态”也即剩余价值本身的真实来源，并将其定义为雇佣工人在超额劳动时间内为生产资料所有者所创造的超过原预付资本的价值增殖。在整个劳动过程中，作为资本灵魂化身的资本家不仅占据生产中的“纯粹个人地位”,而且占据强大的社会地位。他们或通过延长工作日，或通过提高生产率、降低劳动力价值等方式，不断加大对剩余劳动的占有，进而实现更大程度上的价值增殖。而价值增殖不仅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现实结果，也是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和实现积累的重要源泉。为了确保资本能够攫取源源不断的利润，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资本家在无偿占有生产物质财富的基础上，将一部分剩余产品作为新的实物要素投入新一轮的生产过程中，从而实现了剩余产品向资本的转化。伴随着资本的持续积累和生产的加速扩大，马克思窥探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核心要旨——“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在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支配下，资本占有和掌控剩余价值变得理所当然、合理有据，工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也似乎是一种必然结果。可以说，雇佣关系是资本主义实现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的“金钥匙”。

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运动是永不停歇的。从资本的整个运动过程来看，资本的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是统一不可分离的。在确认剩余价值由雇佣劳动创造这一事实的基础上，马克思从资本运动的角度来整体把握和考察资本的流通过程，客观呈现出剩余价值的实现条件。以资本运动为对象，马克思首先考察了产业资本在现实运动中所经历的三种形态变化和采取的三种职能形式，并就此作出细致说明：货币资本的循环(G-W…P…W′-G′)必须历经购买(G-W)、生产(P)和售卖(W-G)三个阶段。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资本要实现循环，必须“以雇佣工人阶级的社会规模的存在”为前提，在购买阶段即获得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占有权，为榨取剩余价值准备条件;在生产阶段则通过生产资料与“作为生产资本的人的存在形式”的劳动力的结合创造价值与剩余价值;在售卖阶段则实现商品形式向货币形式的转化，只不过此过程的W′是历经生产已经增殖的资本的价值承担者，表现为W与w的总和。相应的，当商品资本完成转化并以货币的形式存在，G′则表现为原预付资本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总和，即G′=G g。由此看来，货币资本表现为“能够生出货币的货币”。生产资本的循环(P…W′-G′-W…P)代表着生产资本周期性或反复性地执行职能，表示为增殖价值或者剩余价值的周期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性质是由价值增殖决定的，这不仅要求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更要求实现剩余价值的资本转化，即“资本积累”。由P到P′的变化过程表明，“资本的生产过程是用相同的或增大的生产资本(即积累)来进行的再生产过程”,其核心动机和终极目的仍旧是价值增殖。商品资本的循环(W′-G′-W…P…W′)从一开始便包括着生产消费(包含价值增殖)和个人消费，因此不仅表现为货币资本循环和生产资本循环，更表现为它们的前提存在。当资本主义再生产按照扩大规模的形式进行，终点的W′应表现为W″。就此看来，三种资本的循环具备一个共同点：价值增殖是循环的决定性动机，亦是最终目的。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指明，产业资本运动的过程本身就是三种资本循环形式的统一，统一的实现要求三种资本的职能形式做到“空间上的并存”和“时间上的继起”。在不断的循环运动中，产业资本相继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最后又恢复到原来的形式。简言之，循环的最终目的是以货币的形式回到出发点，从而促使价值增殖。因此，在生产领域中得以产生的剩余价值必须在流通过程中才能得以实现，剩余价值的再投资或持续实现也离不开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相互统一。

剩余价值在被生产和实现以后，所面临的是在整个资产阶级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重点对此问题作出了解答。不同于前两卷在“资本一般”的意义上进行的考察，马克思在本卷中所揭示和说明的是“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这些具体形式是资本在现实运动中的特殊表现。在马克思看来，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范畴，只能以利润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者们的研究从来没有超过利润、利息、地租等概念，也不能从这些剩余价值的具体转化形式中抽象出一个专门的、一般的经济范畴，从而没有触及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和本质。马克思由此将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当作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关键钥匙，在对李嘉图、斯密等人经济成果的批判理解中，以剩余价值这一独立范畴而非具体派生形态为着眼点展开分析。通过对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及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格转化为生产价格等转化机制的重点阐述，马克思道出利润的真正性质及其起源被掩盖的事实。一般利润率会随着社会总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趋向下降，从而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产生威胁——导致人口过剩、生产过剩、投机、危机和资本过剩。从根本上来看，这种趋势同资本无止境追求价值增殖的内在本质是相互矛盾的。这也恰恰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所特有的限制。它不是绝对的、永恒的，而只是同物质生产条件的一定发展时期相适应的、暂时的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还进一步探讨了利润的具体分割问题，阐明了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向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的转化、货币资本向生息资本的转化及农业发展中的地租问题。资本主义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参与剩余价值瓜分的主要实现形式，体现着大土地所有者、租佃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共同剥削关系。在对庸俗政治经济学三位一体公式，即“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的批判分析中，马克思确证了上述各种收入根本来源于雇佣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决定性作用，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必然会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瓦解，或向更高级的生产方式过渡。

从《伦敦笔记》到《资本论》,马克思借助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武器，聚焦剩余价值理论，逐步揭开了资本主义剥削劳动的种种假象，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真实本质，掀开了资本逻辑的神秘面纱。换言之，不仅剩余价值的生产起源、实现形式及其转化形式在《资本论》中得到了详尽阐明，而且资本主义社会对抗关系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命运也得以最终确证，进而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四、结语

资本逻辑批判不仅是马克思立足社会现实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查审，更是一种引领工人阶级前进、具有实践价值取向性的批判。这种批判是“自我建构”与“外在解构”的相互统一，既在批判中实现了马克思自身经济学体系的建构，又在反思中将“批判的武器”运用到实践领域，借以摧毁现实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抛开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形而上学的片面思维方式，坚持以历史的、批判的和辩证的眼光，深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部，通过对资本范畴的微观解剖，以更加实证化的方式展现出资本逻辑在现代社会的布展之道，并窥探到了资本自身所包含的矛盾的、不平衡的发展秩序及资本逻辑走向自掘坟墓、自我毁灭的未来道路，昭示了私有制支配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和暂时性。因而，这项工作是批判性与革命性、否定性与开创性的辩证统一。它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同时，蕴含着对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的无止境探索。概言之，批判的目的并不在于单纯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而在于“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逻辑的批判)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蕴含着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伟大抱负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自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以来，资本就作为核心动力驱使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资本的这种特殊地位决定着它必然伴随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态势。相比于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21世纪的资本主义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呈现出翻天覆地的变化态势与运行特点。这些“新变化”彰显出资本主义“饮鸩止渴”的自救能力，也在某种程度上暗示着资本主义发展难以抵抗的历史宿命。然而，马克思主义始终是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长河中来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及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作为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彻底、最严厉、最全面的批判”[27],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焕发出巨大的真理威力和强烈的理论穿透力。正因如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思想为理论指导，破解当代新型资本样态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解析其背后的生成与运行逻辑，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重要任务。当代马克思主义工作者必须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主义的经典分析中去，在固守根本、厘清本源的基础上，汲取原鉴、反思历史、对接和透视当代现实，从根源上破除资本逻辑的现实宰制，以确证人类未来发展前景，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和完善。

注释从略

论文原载于： 张楚媛.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图景的历史性建构[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6(04):19-28.DOI:10.13484/j.cnki.ndxbzsb.2024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