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越南的现实条件下，改良主义思潮有了滋生的土壤。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与看似牢固的统治秩序，一部分人开始怀疑暴力革命的可能性，转而寄希望于制度内的渐进改良;另一部分人则干脆承认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把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当作最终目标;还有人把改良主义视为“阶段性策略”，认为只有等到阶级斗争形式发生质变时，才有可能谈论革命。

一部分人认为，当下越南的国家机器过于强大，暴力革命不可能被组织起来，因此只能通过渐进的改良来改善劳工处境，乃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种观点强调历史的渐进性，认为社会可以通过不断的制度改良与政策调整逐步走向社会主义。这种观点往往引用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新需求，导致生产关系发生变革的论述，却有意忽略了马克思所强调的阶级斗争的普遍性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它把历史的辩证运动简化为线性演进，把阶级斗争替换为单纯的“制度优化”，最终沦为一种不可实现的空中楼阁。

另一部分人则更为彻底地抛弃了革命，抛弃了共产主义，直接认为资本主义本身没有根本问题，只需在其框架内不断完善社会福利与民主制度即可，这就是“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思潮不再以共产主义为目标，而是直接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认为只要通过福利国家、议会民主与社会保障，就能实现社会公正。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认为，现代的“新”资本主义通过技术革新、全球化分工与资本积累，使得它仍然能够不断创造新的财富与物质条件，使社会整体生活水平得以提高。其次，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阶段通过福利政策、社会保障与工资提升，对工人阶级进行“收买”。这种收买并非消灭剥削，而是以部分让渡来换取工人的顺从，使他们在不进行激烈斗争的情况下也能过上相对安稳的生活，于是就可以让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被消费主义与福利幻象所笼罩。于是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者们便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可以自我调节、不断改良，从而实现社会公正与稳定。

这种观点在二战后和苏联解体后的“资本主义繁荣时期”曾经盛行。当时，各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战后重建、技术革新与美国霸权下的国际秩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福利国家的扩张、社会保障的建立以及工人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得许多人相信资本主义能够通过制度内的改良实现“全民共享”的进步。然而，这些繁荣时期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劳累过度与过度剥削的现象比比皆是。

在美国，战后“繁荣”并未消除工人斗争。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国钢铁、汽车、运输等行业的罢工频繁发生。1970年，美国邮政工人大罢工席卷全国，涉及20多万工人，迫使政府妥协。与此同时，美国工人长期处于高强度劳动环境中。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1970年代制造业工人平均每周工时超过40小时，加班普遍存在;在西欧，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中超过千万工人罢工，意大利1969年“热秋”工潮要求缩短工时、提高工资，英国1978到1979年的“冬日不满”则是工人对长期压榨的集中反抗;在日本，高速增长期的“过劳死”成为国际通用词汇。厚生劳动省数据显示，1980年代起每年都有数百起因过度加班导致的猝死案例，说明所谓“日本奇迹”的背后是工人生命健康的牺牲;在韩国，1987年全国性大罢工动员数百万工人，要求民主权利与劳动保障。即便在今天，韩国仍以“长工时社会”著称，OECD数据显示其工人年均劳动时长长期位居发达国家前列。2024年京畿道华城电池厂火灾造成23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外籍工人，这暴露了工人们在“3D工种”(脏、累、险)中的极端剥削。

这些事实表明，所谓“繁荣”并非阶级矛盾的消失，而是统治阶级在工人运动压力下的暂时妥协。福利制度与工资提升是资本主义为了维持统治所作的让渡，而非制度本身的仁慈。更重要的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从未被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彻底消灭。消费主义、民族主义、个人奋斗叙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工人，但每一次的反抗和斗争，都是工人阶级在斗争中重新认识自身处境、形成阶级意识的过程。

因此，无论在生产关系、政治领域还是思想文化领域，阶级斗争都从未停歇。社会民主主义所谓“资本主义没有问题”的立场，正是对这些持续不断的斗争现实的遮蔽与否认。

还有一些人采取折衷立场，认为改良主义道路只是“权宜之计”，在现阶段只能通过法律援助等一些方式积累力量，待到越南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或者阶级斗争形式发生质变——即目前分散的、每年数万次的自发工人斗争转化为能够直接瘫痪国家机器的力量——才开始建设领导革命。这种观点可以称为“改良阶段主义”。“改良阶段主义”看似比前两者更“革命”，因为它承认未来需要进行革命。但它的问题在于，把革命无限推迟到某个“未来时刻”，而在现实中却完全沉溺于改良主义的实践。它把法律援助等工作视为“阶段性任务”，却不把这些斗争纳入到革命的整体战略中。结果就是，等到阶级斗争形式真正发生质变时，群众的自发斗争缺乏集中领导，最终只能被胎死腹中。

因此，这三种改良主义虽然有差异，但它们殊途同归。它们都否定了革命的现实性与紧迫性，最终滑向取消主义与尾巴主义。取消主义意味着放弃革命目标，尾巴主义则意味着在现实斗争中丧失独立性，只是跟随自发运动或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尾巴。

当然，批判改良主义并不意味着否定改良斗争本身。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清楚地区分二者。改良主义是一种政治立场，它把改良当作最终目标，否定革命。而改良斗争则是工人阶级在现实条件下不可避免的斗争形式，是阶级力量积累与群众觉悟提高的重要途径。

在越南，工人阶级每天都在进行各种形式的改良斗争：工资讨要、工伤赔偿、反对超时加班、争取社会保障。这些斗争虽然是局部的、分散的，但它们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深入其中，推动这些斗争的发展，把它们与更广阔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要进行改良斗争，而在于如何进行。改良斗争要在工人日常生活的矛盾中找到切入点。事实上，改良斗争可以说是提升工人阶级意识的一个现实途径，它在客观上推动了工人对自身处境的觉醒。因为阶级意识并不是先验的灌输，而是在斗争中不断生成和深化的。改良斗争与阶级意识的形成存在辩证关系：没有斗争，意识就会停滞;而在斗争中，意识才能突破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束缚，逐步走向觉醒。

在越南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越南工人的改良斗争往往受到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渠道毫无意义。相反，利用法律援助、媒体曝光等方式，可以扩大斗争的影响力，迫使资产阶级做出让步。然而，马列毛主义者必须始终提醒群众：这些让步是暂时的，是在压力之下的妥协，而不是制度的恩赐。只有不断地斗争，才能迫使统治阶级退让。

同时，改良斗争还必须与宣传教育结合。每一次工人的争取权利，都是向群众揭示资本主义本质的课堂。通过各种形式，把个别斗争与整个阶级的命运联系起来，让工人明白，他们面对的不是某个“坏老板”，而是整个资本主义。

改良斗争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它本身能否彻底改变社会，而在于它能否成为阶级教育和组织的过程。只有这样，改良斗争才能超越改良主义的局限，成为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

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革命的爆发往往是突然的、迅速的，而革命则是长期的、艰苦的。如果没有事先的准备，革命高潮只会被浪费，最终导致失败。比如1974年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虽然推翻了独裁，但由于工人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缺乏统一的革命领导，最终被社会民主化和议会体制所吸收，未能完成深刻的社会改造。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和1969年意大利的“热秋”工人斗争，虽然一度使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危机，但由于当时的**与工会的保守立场以及缺乏革命党在群众中的领导，最终都被体制所化解。1980年代的巴勒斯坦第一次大起义展现了群众的巨大能量，但因缺乏统一的革命纲领和党组织，运动逐渐被民族主义与宗派政治所分割。2025年孟加拉国与尼泊尔的工人运动也显示出类似的矛盾：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不断爆发，却因缺乏一个成熟的群众性革命党来集中力量、制定战略，而面临被国家机器镇压或被改良主义力量收编的危险。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革命高潮的突然性与革命建设的长期性之间存在着根本矛盾，如果没有事先准备，群众的英勇斗争往往只能化为历史当中的悲壮插曲，而无法转化为真正的社会解放。

所以，我们批判改良主义并不是否定改良斗争，而是要揭示改良主义的局限性。改良主义把改良当作最终目标，否认革命的必要性;而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把改良斗争作为阶级教育和组织的手段，把它纳入革命的长期战略。至于改良主义的各种变体——无论是进化论式的幻想、社会民主主义的妥协，还是阶段主义的拖延——最终都走向取消主义和尾巴主义。而唯有在革命的领导下，改良斗争才能超越自身的局限，成为通向工人阶级解放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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