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正与“追踪”个人并约束行为的方向相结合

有人警告称，监视基础设施、数字身份证明与可编程货币正相互交织，形成一种“控制网格”。提出这一主张的是曾涉足华尔街与华盛顿的金融界人士凯瑟琳·奥斯汀·菲茨。

菲茨的核心观点聚焦于“可编程货币”。这种货币形式仅在满足特定条件时才能完成支付，其用途、限额和使用期限均可通过代码进行限制。她指出，可编程货币使得一直以来操控货币政策的银行家们，如今也能控制财政政策，实质上可能取代立法机关。

这番言论在中央行数字货币、私人稳定币以及资产代币化日益普及的背景下，引发了更广泛的争论。一方面，货币数字化有望带来支付便利与成本节约；另一方面，人们也日益担忧，如果建立起能够“实时”控制交易条件的架构，金融隐私和个人经济自主权或将受到削弱。

菲茨将“地方层级的监控基础设施”的扩散视为控制网络的第二支柱。她提到，美国许多社区正以纳税人负担为代价，签订合同在社区各处安装摄像头、追踪车辆牌照并存储相关数据。

这类系统虽以预防犯罪和加强治安的名义引入，但如果数据存储期限、对外部机构共享的范围以及私营企业的访问权限等未得到明确规范，则可能引发隐私侵犯和公民权利受损的争议。尤其当技术在地方政府层级普及，居民切身感受到的“实质性监控”范围可能迅速扩大。

另一争议焦点在于监控技术与武器系统结合的速度。菲茨认为，用于追踪和识别个人的监控系统，不仅正与现有武器整合，最终更可能走向与自主武器系统融合的方向。

尽管将监视、识别与响应整合为一个系统，在公共安全领域可能有助于快速应对，但一旦出现技术错误、误识别或存在偏差的数据，侵犯人权的风险将大增，且控制与责任主体会变得模糊不清，伦理争议不可避免。

菲茨认为，人工智能正被开发为“运营”控制网络的核心引擎，而不仅是简单的自动化工具。她表示，人工智能擅长追踪那些可用数学表达的事物，而金融交易和空间移动恰恰是高度数学化的，因此对构建用于管理这些数据的数字控制网络非常有用。

她所描绘的控制网络的三大支柱是可编程货币、数字身份系统以及地方硬件监控设备。这三者结合，可将个人的支付、移动和行为数据整合进一个互联系统，在此过程中，人工智能将负责对海量数据进行实时分类、判断和预警。

她指出，无论央行是直接引入央行数字货币，还是利用私人稳定币和资产代币，其意图都是在为“能够实质上实时控制个人金融交易的世界”做准备。她将此比作社会信用体系。

这一点与加密行业长期推崇的“抗审查性”理念直接冲突。鉴于比特币等公有区块链生态本就源于降低中央控制风险的构想，央行数字货币、数字身份与生物信息相结合的模式，一直是市场上敏感的话题。

菲茨强调，生物识别信息在数字身份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人脸、指纹、虹膜等生物特征识别虽能提高身份验证的准确性，但一旦泄露便无法重新颁发，且与其他数据结合时，极易导致对个人的监控。

当支付认证、门禁控制、公共服务获取等日常功能都整合进数字身份系统时，便利性或许会提升。反之，系统的运营主体是公共机构、私营企业还是二者结合，将决定数据控制权的归属，用户同意的实质性也成为争论焦点。

菲茨认为，若央行试图将现金使用量削减至近乎为零，与其直接禁止，不如通过制定密集的法规与规则来“引导”社会朝该方向发展。具体方式包括使现金使用变得麻烦，同时扩大以数字支付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和激励措施。

无现金社会固然可以提出遏制逃税、犯罪资金等政策目标，但同时也伴随着排斥金融可获得性较低的群体、支付数据过度积累、系统故障时社会风险扩大等副作用。

菲茨主张，金融系统“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已从银行家控制货币政策的世界，逐步过渡到他们在多个层面也能控制财政政策的世界”。监管加强、支付网络数字化、基于数据的信用评估以及代币化资产的扩散，都可能加速这一趋势。

归根结底，此番争论的核心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谁”来设计规则，以及控制权以“何种方式”行使。监控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数字身份和可编程货币之间的联系越紧密，对个人隐私和经济自主权的影响就越大。在宏观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货币形态与支付结构的演变，预计将成为未来加密市场的重要议题。

随着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和资产代币化的普及，争论的本质将不是技术，而是“设计权限”。当支付被附加条件、数字身份与生物信息垄断认证、地方监控设施与人工智能对其进行实时运营时——个人的金融隐私和经济自主权，可能不再是一种可选项，而是由既定的规则所左右。

当下需要的并非恐慌，而是洞察结构的能力。我们必须理解数字化带来的权力转移与风险，并建立起坚实的认知框架。

关键在于培养自身判断“谁能以何种条件控制我的资金”的能力。在这个控制日益增强的时代，我们需要依靠数据与对结构的剖析来确立行动的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