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当比特币价格首次突破1000美元时，中国四川一座水电站旁的厂房里，数千台嗡嗡作响的ASIC矿机正昼夜不停地运转，将丰沛的水电转化为“挖矿”的算力，彼时，中国凭借廉价的电力、完整的产业链和庞大的算力规模，成为全球比特币挖矿的绝对中心，“中国挖矿”一度是比特币网络稳定与发展的代名词，十年间，这场依托于“比特”与“电力”的狂欢，却在政策、技术与市场的多重博弈中，从高光走向沉寂，最终在2021年的监管风暴中彻底落幕，回顾比特币中国挖矿的兴衰，不仅是一部产业变迁史，更折射出数字经济时代下技术、资本与国家治理的复杂互动。

崛起：政策默许与资源禀赋下的“挖矿热”

比特币挖矿的本质是通过高性能计算机（矿机）进行哈希运算，争夺记账权并获得比特币奖励，其核心成本在于电力——矿机功耗巨大，一台主流矿机每日电费可达数十美元，而中国恰好拥有破解这一成本密码的“钥匙”：丰富的水电、火电资源，以及地方政府在特定时期对“新经济”的宽松态度。

水电资源成为中国挖矿的第一引擎，四川、云南等西南省份拥有丰富的水电，尤其在丰水期，电价低至每度0.3元，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矿场主”们纷纷涌入，将矿场建在水电站旁，甚至直接与电厂签订“直供电”协议，形成“水电挖矿”的独特模式，2016-2017年，四川的比特币算力占全球的50%以上，云南、新疆、内蒙古等地也成为挖矿重镇。

政策环境的默许助推了热潮，早期，比特币被视为“互联网金融创新”，地方政府将其视为吸引投资、拉动GDP的新兴产业，部分地区甚至出台税收优惠、土地支持等政策，中国完整的电子产业链（如矿机生产商比特大陆、嘉楠科技）降低了矿机采购和维护成本，进一步巩固了“中国挖矿”的竞争优势。

到2020年，中国比特币算力一度占据全球的70%-80%，矿工、矿场主、矿机生产商、交易所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比特币的价格也在这一时期屡创新高，挖矿成为“一本万利”的暴利行业。

争议：能源消耗、金融风险与监管转向

比特币挖矿的“繁荣”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争议。能源消耗是最直接的靶子，据剑桥大学比特币耗电指数显示，2021年全球比特币挖矿年耗电量约为1300亿度，超过阿根廷全国用电量，而中国一度贡献了其中近70%的耗电量，尤其在丰水期过后，部分矿场转向火电，加剧了碳排放，与“双碳”目标背道而驰。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金融风险，比特币挖矿与加密货币交易紧密相连，而加密货币市场的波动性、投机性，使其成为洗钱、非法集资、资本外流的温床，2021年，中国央行等多部委明确指出，比特币“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挖矿和交易活动被定性为“金融乱象”。

算力垄断与资源错配也引发担忧，大型矿场凭借规模优势垄断算力，中小矿工逐渐被边缘化；而部分地区为吸引挖矿项目，不惜以高能耗、低效用的方式消耗电力，挤压了其他产业的用电空间。

这些争议最终推动了监管政策的急转弯，2021年5月，中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提出“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内蒙古率先清理关停虚拟货币“挖矿”项目；9月，四川、云南等水电大省全面叫停挖矿；10月，央行等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比特币挖矿在中国彻底失去生存空间。

落幕：产业外迁与历史遗产

监管风暴下，中国比特币挖矿产业迅速瓦解，据行业数据，2021年下半年，中国比特币算力从全球占比70%以上骤降至0，数百万台矿机被紧急转卖或关机，矿工们或转战海外，或彻底离开行业。

“挖矿热”的退潮，却意外催生了全球挖矿格局的重构，哈萨克斯坦、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凭借低廉电力和宽松政策，成为新的算力聚集地，美国依靠页岩气发电和可再生能源，迅速崛起为全球最大比特币挖矿国；而哈萨克斯坦则因电价低廉，吸引了大量中国矿场迁入。

中国挖矿的“遗产”并未完全消失，中国在矿机研发、芯片设计领域的积累（如比特大陆的蚂蚁矿机、嘉楠科技的阿瓦隆矿机）仍具全球竞争力，这些矿机被运往海外继续“挖矿”；部分技术人才转向区块链底层技术研发、Web3等领域,推动了中国数字经济的新探索。

比特币中国挖矿的兴衰，是一场技术理想主义与现实治理逻辑碰撞的结果，它曾让中国在比特币网络中拥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也因能源消耗、金融风险等问题被监管叫停，这场“狂飙突进”的产业实验，留下的不仅是废弃的矿场和过时的矿机，更值得反思的是：如何在鼓励技术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找到平衡？如何让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国家战略、社会利益同频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