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中国,比特币价格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从年初的1000美元飙升至年底的近2万美元，点燃了全民“炒币”与“挖矿”的热情，在这场狂潮中，“比特币中国”作为国内最早、最知名的比特币交易平台之一，曾站在浪潮之巅；而“挖矿”——这一比特币网络的底层支撑，则在中国找到了最肥沃的土壤，成为全球算力的绝对主导者，随着监管的重锤落下，两者的命运急转直下，留下了一段关于机遇、狂热与监管博弈的深刻记忆。

比特币中国：中国加密货币交易的开路先锋

2011年,当比特币还只是极客圈的小众实验品时，“比特币中国”（BTCC）在上海诞生，作为中国首家比特币交易平台，它早期凭借简洁的界面、稳定的交易和较低的门槛，迅速聚集了第一批国内用户，彼时，比特币价格不足1美元，但“BTCC”的出现，让普通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去中心化数字货币”的概念。

随着比特币认知度的提升,BTCC逐渐成长为全球领先的交易平台之一，高峰时占据中国比特币交易量超80%的市场份额，甚至率先推出了比特币期货、众筹等创新业务，创始人李启元的名字，也与比特币在中国的早期推广紧密相连，其命运始终与政策走向紧密缠绕：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明确比特币不是法定货币，但允许个人自由买卖，BTCC在合规调整中存活；2017年9月，监管层重拳出击，叫停所有加密货币交易平台，BTCC宣布停止交易业务，并于2018年正式关闭国内业务，将服务器迁至海外。

作为中国加密货币交易史的“活化石”，BTCC的兴衰折射出行业早期野蛮生长的活力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脆弱性。

挖矿：从“印钞游戏”到“高危行业”的蜕变

如果说交易是比特币的“窗口”，那么挖矿就是其“引擎”，比特币挖矿本质是通过计算机算力竞争，解决复杂的数学问题，从而获得记账权和比特币奖励的过程，早期，普通电脑即可参与，但随着全网算力飙升，挖矿逐渐演变为专业化、工业化的竞赛。

中国之所以成为全球挖矿中心,源于三大优势：廉价电力——尤其是四川、云南等地的水电，丰水期电价低至0.2元/度，大幅降低挖矿成本；硬件制造集群——深圳等地聚集了全球领先的矿机生产商（如比特大陆），算力迭代速度快；政策灰色地带——早期监管对挖矿态度模糊，部分地区甚至将其作为“数字经济产业”引入。

2013-2021年，中国曾贡献全球70%-80%的比特币算力，四川矿场在丰水期甚至“一机难求”，矿工们视挖矿为“数字印钞机”，投入数百万购买矿机，搭建矿场，期待比特币涨价带来的超额回报，2021年，风向突变，5月，内蒙古率先叫停挖矿；6月，国务院金融委提出“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四川、云南等水电大省清退矿场，内蒙古、青海等地跟进，短短数月，中国算力占比骤降至零。

挖矿的落幕,不仅是产业转移（算力流向哈萨克斯坦、美国等地），更标志着中国对加密货币“去金融化”定位的明确——能源消耗、金融风险与产业转型的压力，最终让这一曾经“合法”的行业沦为高危领域。

狂热背后的逻辑与反思

比特币中国与挖矿的兴衰,本质是技术理想主义、资本逐利与公共政策三方博弈的结果。

技术理想主义的驱动下，早期参与者相信比特币能挑战传统金融体系，实现“去中心化”的价值自由传递，BTCC的诞生和矿工的涌入，都带有这种理想主义色彩。

资本逐利则加速了狂热：比特币价格的暴涨让“暴富神话”四处流传，吸引大量散户入场，矿机厂商、矿场运营商、交易平台形成完整产业链，资本在各个环节疯狂套利。

而公共政策的最终介入，则暴露了行业的底层矛盾：挖矿的能源消耗（一度相当于全球中等国家用电量）、交易环节的洗钱风险、投机泡沫对金融稳定的威胁，与国家“双碳”目标、金融安全、产业升级的战略导向产生冲突，监管的“一刀切”，虽短期内重创行业，但也迫使行业反思：如何在合规框架下平衡创新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