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半的地铁2号线,像往常一样挤满了赶早班的人，欧逸被人群裹挟着下车时，习惯性摸了摸左边的裤子口袋——空了，他心里“咯噔”一下，猛地想起那个深棕色的短款钱包：里面有刚交完房租剩下的2800块钱，身份证、社保卡，还有一张夹在卡缝里的照片——是去年和奶奶在老家院子里拍的，奶奶笑得没牙的嘴咧得很大，他蹲在旁边，手里还攥着没吃完的半根烤玉米。

钱包是在上车前丢的,欧逸记得很清楚，昨天加班到深夜十点，他走出公司大楼时，冷风卷着梧桐叶打在脸上，他路过楼下24小时便利店，进去买了瓶热咖啡，顺手把钱包从背包里拿出来，放在收银台上付钱，可能是急着赶末班车，他把咖啡揣进兜里，钱包却落在了收银台旁边的小置物架上，等他发现时，已经是在换乘站准备转1号线了——手机屏幕上，最后一条关于钱包的动态，是两小时前便利店门口的监控截图：一个穿灰色连帽衫的男人，弯腰捡走了那个深棕色的钱包。

欧逸的第一反应是慌,身份证补办要跑派出所，社保卡挂失得等一周，更别说那2800块钱——这是他这个月的生活费，扣掉房租和水电费，刚好够撑到下个月发工资，他在便利店的监控室里看了三遍录像：男人个子不高，戴着一顶黑色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他捡起钱包后，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在原地站了十几秒，手指在钱包上摩挲了一下，才揣进外套口袋，转身消失在街角。

“这钱怕是找不回来了。”保安大叔叹了口气，拍了拍欧逸的肩膀，“现在捡到钱包直接跑的人，太多了。”欧逸没说话，他想起三年前自己也在地铁上捡过一个钱包，里面有几千块现金和一张孩子的出生证明，他当时在原地等了半小时，失主是个急得掉眼泪的阿姨，拿到钱包时非要塞给他500块钱，他摆摆手拒绝了：“阿姨您拿着，给孩子买点东西。”那时候他觉得，世界还是温暖的，好人总比坏人多。

可现在,他盯着监控里那个模糊的背影，突然有点茫然，钱包里的钱不算多，但那张照片比钱重要，奶奶去年查出肺癌，手术费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欧逸辞掉老家的工作，来上海打拼，每月工资除了给自己留1000块生活费，其余全寄回去，奶奶总说：“逸逸在外面别苦了自己，想吃啥就买啥。”可他连件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买，钱包用了三年，边角都磨出了毛边，那张照片，是他每次加班到深夜时，摸出来看看的动力——他想着等过年回家，一定要带奶奶去拍套全家福，再把这张新照片和旧的叠在一起放进去。

接下来的几天,欧逸像丢了魂一样，他办了临时身份证，去银行挂失社保卡，因为没有身份证，业务员让他回去等通知，他不敢告诉奶奶钱包丢了，怕她担心，只能每天多打两个电话，说“上海挺好的，吃得饱穿得暖”，他甚至去便利店旁边的巷子里转了好几圈，希望那个男人会良心发现，把钱包扔在某个角落——垃圾桶、报刊亭、甚至是绿化带里，可什么都没有。

第五天下午,欧逸在公司加班，手机突然响了，是个陌生号码，他犹豫了一下接起来，电话那头是个低沉的男声：“是欧逸先生吗？我在便利店捡到了你的钱包。”欧逸的心猛地一跳：“您是……监控里的那个人？”男人沉默了一下，说：“我是，我那天捡到钱包，看到里面有张照片，像是我奶奶，我小时候我奶奶也总这样笑，我没忍心扔。”

原来,那个男人叫老周，是附近工地的保安，他捡到钱包后，本来想直接交给保安室，但看到照片里老人慈祥的笑容，想起了自己去世的奶奶，一时心软，把钱包带回了宿舍，他翻遍了钱包，没找到联系方式，只有身份证上的名字，他不会用智能手机，就让工友帮忙在网上查，查了三天才找到欧逸的电话。“对不起，”老周的声音有点沙哑，“我不是故意要耽误你这么久，我昨天去工地旁边的邮局，把里面的现金和证件都寄回去了，照片我没动，我怕弄坏了。”

挂了电话,欧逸的眼泪突然掉了下来，他想起老周在电话里说的“我奶奶也总这样笑”，原来，那些看似冷漠的陌生人心里，也藏着一份柔软，半小时后，快递员敲响了办公室的门——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是那个深棕色的钱包，钱分文未少，照片被小心地夹在身份证旁边，还多了一张小纸条：“小伙子，替我向你奶奶问好，祝她身体健康。”

晚上,欧逸给奶奶打电话，把钱包失而复得的事说了，奶奶在电话那头笑得像个孩子：“我就知道我逸逸运气好，肯定是做了好事，老天爷都看着呢。”欧逸看着钱包里的照片，突然觉得，丢失的何止是一个钱包？那里面藏着的，是他对家人的思念，是他对生活的期待，也是他对这个世界的一点点信任，而老周的出现，又把这些温度全都还给了他。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某个时刻丢失东西——一个钱包、一把钥匙、一张照片，甚至是一份对世界的善意，但总会有一些不期而遇的温暖，像一束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就像欧逸和他的钱包，丢失的是财物，找回的，却是比财物更珍贵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藏在生活褶皱里的，那些不灭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