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默许存在”到“全面禁止”

以太坊挖矿在中国的合法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国家对虚拟货币监管政策的调整经历了显著变化，回顾时间线，可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探索阶段（2015-2017年）：默许与灰色地带
以太坊2015年诞生后，凭借智能合约功能迅速成为全球第二大虚拟货币，彼时，中国对虚拟货币挖矿的监管尚未明确，部分地区（如内蒙古、四川、云南等能源丰富区）因电力成本低，吸引了大量矿场入驻，挖矿被视为“区块链产业的基础设施”，甚至被部分地方政府视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探索方向，处于事实上的“默许”状态，但缺乏明确法律支撑。

整顿规范阶段（2017-2021年）：限制与风险提示
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首次明确“虚拟货币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货币属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并叫代币发行融资（ICO），虽然该文件未直接禁止挖矿，但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从事代币发行融资活动”，挖矿的“合法性”开始出现松动，此后，内蒙古、四川等地以“能耗过高”“金融风险”为由，逐步清退部分矿场，但以太坊挖矿仍在部分地区“半公开”存在。

全面禁止阶段（2021年9月至今）：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
202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首次从国家层面明确虚拟货币挖矿的非法性。《通知》指出，虚拟货币挖矿活动“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助推投机炒作，扰乱经济金融秩序”，并要求“严禁新增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加快存量项目有序退出”，这意味着以太坊挖矿在中国被彻底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参与。

现实执行：政策落地与矿场“清零”

《通知》发布后，中国各地迅速开展清退行动，以太坊挖矿进入“全面禁止”的执行阶段：

  • 矿场强制关停：内蒙古、四川、云南等曾是挖矿核心地区的矿场被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关停设备，切断电力供应，部分大型矿场因涉及高额投入曾尝试申诉，但最终均需服从政策。
  • 个人挖矿风险警示：政策不仅针对机构矿场，明确“个人挖矿同样属于非法活动”，监管部门通过案例警示，如2022年浙江警方通报一起“利用显卡进行以太坊挖矿”的案件，当事人因“非法经营”被行政处罚，强调“任何形式的挖矿行为均不受法律保护”。
  • 配套措施跟进：为杜绝“挖矿转移”，国家电网、互联网企业加强监管，对异常用电（如居民区大规模用电）、虚拟货币交易IP进行监测，切断挖矿的能源与网络支持。

为何全面禁止？政策背后的深层逻辑

中国禁止以太坊挖矿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多重考量的综合决策：

能源消耗与“双碳”目标冲突
挖矿是高耗能行业，以太坊挖矿依赖显卡等算力设备，电力消耗巨大，据剑桥大学数据，2021年中国以太坊挖矿年耗电量一度占全球总量的70%以上，相当于数个中等省份的全年用电量，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这种“以高能耗换取虚拟货币”的模式显然不符合国家能源战略。

金融风险与资本无序扩张
以太坊作为虚拟货币，其价格波动剧烈，挖矿本质是通过“算力竞赛”获取虚拟货币，再通过交易所兑换为获利，这种模式易滋生投机炒作，甚至可能成为洗钱、非法资金转移的工具，威胁国家金融安全，监管部门多次强调，虚拟货币交易“脱离实体经济，易引发金融风险”，需坚决遏制。

技术自主与产业政策导向
中国虽在区块链领域积极布局（如“区块链服务网络”BSN），但明确支持的是“服务实体经济的区块链技术”，而非虚拟货币挖矿，以太坊挖矿依赖进口芯片（如NVIDIA显卡），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与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方向不符，禁止挖矿，可将资源引导至区块链底层技术研发、产业应用等更有价值的领域。

挖矿禁令后的影响与行业转向

中国全面禁止以太坊挖矿后，全球挖矿格局发生显著变化：

  • 算力外流：中国曾占全球以太坊挖矿算力的70%以上，禁令后大量矿场迁移至哈萨克斯坦、伊朗、美国等地，导致这些地区算力激增，但也引发当地能源与监管问题。
  • 以太坊“合并”与挖矿终结：2022年9月，以太坊完成“合并”（The Merge），从“工作量证明”（PoW）转向“权益证明”（PoS），不再依赖挖矿产生新的区块，这意味着即便政策允许，以太坊挖矿也已失去存在基础，中国此前的禁令与全球技术趋势形成“双重叠加”。
  • 国内区块链产业转型：禁令倒逼国内从业者聚焦区块链技术应用，如数字人民币、供应链金融、政务服务等“合规赛道”，推动区块链从“虚拟货币炒作”向“实体经济赋能”转型。

以太坊挖矿在中国已无合法空间

综合政策演变、现实执行及深层逻辑分析，以太坊挖矿在中国已明确属于“非法金融活动”，自2021年9月《通知》发布起，任何形式的挖矿行为（包括个人挖矿、机构矿场）均不受法律保护，参与者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