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芽与探索期（2009-2013）：早期玩家的“淘金热”

2009年比特币诞生之初,国内尚未形成规模化的挖矿生态，早期参与者多为极客与技术爱好者，他们通过个人电脑CPU进行“挖矿”，算力分散、收益微薄，2011年，国内首个比特币交易平台“比特币中国”成立，带动了比特币认知度提升，部分敏锐的投资者开始尝试使用显卡（GPU）挖矿，算力效率较CPU有所提升，但仍停留在“小作坊”式阶段。

这一时期,挖矿行业处于监管真空，缺乏明确政策指引，市场规模小、参与者少，更像是一场小众的技术实验。

野蛮生长期（2013-2017）：资本涌入与“矿机军备竞赛”

2013年是比特币挖矿在国内的关键转折点,当年4月，塞浦路斯金融危机引发全球对传统货币体系的信任危机，比特币作为“去中心化资产”受到热捧，价格首次突破千元大关，国内资本迅速嗅到商机，大量资金涌入挖矿领域，行业迎来爆发式增长。

算力升级与专业化：个人电脑挖矿迅速被淘汰，基于ASIC（专用集成电路）的矿机成为主流，2013年，国内首批矿机生产商——嘉楠耘智、比特大陆等企业成立，推出自主设计的矿机芯片，算力呈几何级数增长，从最初的几十GH/s到后来的TH/s、PH/s，挖矿进入“军备竞赛”阶段，矿场开始向电力资源丰富、电价低廉的地区（如四川、云南、内蒙古等）集中，形成“矿集群”。

政策与市场的博弈：2013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明确比特币不是法定货币，禁止金融机构参与比特币交易，但并未直接禁止挖矿，这一政策态度为挖矿行业留出了空间，推动其向地下、半地下发展，矿工群体从技术爱好者扩展至矿场主、矿机经销商、矿池运营商等完整产业链，四川的水电、内蒙古的火电成为挖矿的“能源洼地”，甚至出现“矿工迁徙”现象——丰水期依赖水电，枯水期转战火电。

至2017年,国内比特币算力占全球总算力的比重超过70%，成为全球比特币挖矿的绝对中心，但也伴生了能源浪费、监管套利等问题。

监管收紧与转型探索期（2017-2020）：环保与合规的双重压力

2017年是比特币挖矿在国内的“分水岭”，随着行业规模扩大，其高能耗、金融风险等问题引发监管层高度关注。

政策“组合拳”：2017年9月，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首次明确“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即生产虚拟货币的过程）不属于法定货币业务”，要求各地引导企业退出挖矿，2020年，国家发改委将虚拟货币“挖矿”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淘汰类产业”，意味着挖矿行业在国内的“合法身份”彻底丧失。

环保倒逼转型：比特币挖矿的年耗电量一度超过部分中等国家，四川、云南等水电大省在丰水期仍出现“弃水弃电”与矿场抢电的现象，引发能源浪费争议，随着“双碳”目标提出，挖矿行业的环保压力陡增，部分矿场尝试转向清洁能源（如光伏、风电），或探索“矿场 储能”模式，但整体转型效果有限。

算力外流与海外布局：在政策与环保双重压力下，国内大型矿企开始向海外转移，如哈萨克斯坦、伊朗、加拿大、美国等地，利用当地低电价、宽松的政策环境延续业务，但海外布局也面临地缘政治、电力稳定性等新挑战。

全面退场与行业重塑期（2021至今）：从“中心”到“边缘”的彻底告别

2021年是比特币挖矿在国内的“终局之年”，随着加密货币市场波动加剧，监管层对挖矿行业的清理整顿进入实质阶段。

“清零”式整治：2021年5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会议明确“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内蒙古、四川、青海等挖矿大省开展专项整治，关停非法矿场，切断电力供应，据行业数据，2021年下半年，国内比特币算力占比从70%骤降至不足10%，全球挖矿中心彻底转向海外。

产业链的“断链”与“重生”：矿机生产商面临国内市场萎缩的冲击，比特大陆、嘉楠耘智等企业加速转型，将业务重心转向AI芯片、智能计算等领域；矿池运营商（如蚁池、鱼池）也逐步关闭国内服务，转向海外用户；矿工群体则分化为三类：部分彻底退出行业，部分随矿企出海，部分转向“地下挖矿”（但面临严厉打击）。

行业的反思与启示：比特币挖矿在国内的十余年历程，本质上是中国经济在技术试验、金融创新与风险监管间平衡的缩影，其野蛮生长暴露了新兴行业监管滞后的风险，而最终的全面退场，也体现了国家对能源安全、金融稳定和绿色发展的优先考量，对于行业而言，这一历程留下了“技术中立需与责任监管并行”的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