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坊作为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凭借其智能合约平台和去中心化应用（DApps）生态，已成为区块链领域的核心基础设施之一，以太坊的交易与流通始终伴随着政策监管的动态调整，其“上市时间”并非单一节点，而是经历了从早期非规范交易到逐步纳入监管视野、再到当前明确合规框架的演进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中国对数字资产审慎而务实的监管态度,也勾勒出数字资产交易在中国市场的发展轨迹。

早期探索：非规范交易与政策萌芽（2013-2017年）

以太坊于2015年正式上线，彼时中国对加密货币的监管尚处于观察阶段，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明确比特币作为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但允许个人自由买卖，这一政策为以太坊等加密货币在中国的早期流通提供了模糊空间——尽管未被官方“上市”，但以太坊通过场外交易（OTC）和部分非法交易平台，逐渐被中国投资者认知和参与。

2017年是关键转折点，随着以太坊价格飙升及ICO（首次代币发行）热潮引发金融风险，中国监管部门对加密货币的态度趋于严格，9月，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叫停ICO，并要求各类平台立即停止加密货币交易业务，这一政策意味着以太坊等数字资产在中国失去了公开交易平台，其“上市”进程戛然而止,转入地下OTC市场。

监管深化：清退与合规转型（2018-2020年）

2018年后，中国对加密货币交易的监管持续收紧，各地监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取缔非法交易平台，遏制地下OTC业务，尽管以太坊本身未被明确“禁止”，但交易渠道的消失使其在中国市场的活跃度大幅下降，这一时期，中国监管层的核心逻辑是“防范金融风险”与“保护投资者权益”，将加密货币交易与非法集资、洗钱等风险绑定，因此以太坊等数字资产始终未获得合法“上市”资格。

值得注意的是，监管层并未否定区块链技术本身，2019年10月，**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明确支持区块链技术发展，这种“技术支持、交易严管”的差异化态度，为以太坊等数字资产的未来发展埋下伏笔——监管矛头指向的是“交易行为”,而非技术本身。

新阶段定位：合规框架下的“非上市”资产（2021年至今）

2021年，中国对加密货币的监管达到新高度，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以下简称“924通知”），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包括交易、兑换、作为中介、衍生品交易等）均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开展相关业务，通知重申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要求金融机构和非支付机构不得开展虚拟货币相关业务。

在这一政策框架下，以太坊在中国不具备“上市”的法律基础，所谓“上市”，通常指资产在合法证券交易所（如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合规交易场所挂牌交易，而中国从未批准任何加密货币上市交易，当前，以太坊在中国市场的流通仅存在于极少数地下OTC渠道，且面临极高的法律风险。

监管层对区块链技术的支持仍在推进，以太坊作为智能合约平台，其底层技术（如PoS共识机制、Layer2扩容方案等）与中国“数字经济”“新基建”战略存在潜在契合点，国内多家企业和研究机构正基于以太坊开源技术开发联盟链或行业解决方案，推动区块链在供应链金融、政务服务等领域的应用，这种“技术借鉴、交易隔离”的模式,成为中国对待以太坊等数字资产的典型策略。

合规路径与市场期待

尽管以太坊目前在中国未获合法上市资格，但随着全球数字资产监管框架的逐步清晰，以及中国央行数字货币（e-CNY）的推进，未来不排除在特定条件下探索合规路径的可能性，若以太坊等主流数字资产能够满足反洗钱、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等合规要求，或可通过“特许试点”形式在特定监管框架下交易，但这一前提是，中国需建立完善的数字资产监管法律体系，明确数字资产的属性、交易规则及风险处置机制，这与当前“严控风险”的监管基调仍存在距离。

对投资者而言，需清醒认识到：在中国境内，任何以太坊相关的交易、融资活动均不受法律保护，参与其中可能面临财产损失和法律风险，而监管层对区块链技术的支持，则为以太坊等项目的底层技术创新提供了土壤，但这与数字资产的“上市交易”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