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币作为首个去中心化加密货币，自2009年诞生以来便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关注，而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其对比特币及挖矿的态度始终牵动着全球市场的神经，从早期的默许探索，到严厉禁止，再到近年对“规范发展”的强调，中国的政策演变不仅反映了监管层对金融风险与技术创新的平衡考量,也彰显了其在数字货币领域自主发展的清晰路径。

早期探索与风险警示（2009-2017）：从“灰色地带”到“风险提示”

比特币诞生初期，中国尚未出台明确监管政策，民间交易与挖矿活动在“灰色地带”悄然兴起，由于比特币具备去中心化、匿名性等特点，部分投资者将其视为“数字黄金”，矿工们则利用国内廉价的电力资源，在四川、内蒙古等地形成大规模挖矿集群，这一时期，监管部门虽未直接禁止，但通过多次风险提示，逐步划清了政策边界。

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明确比特币“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不具有法偿性，要求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得开展比特币相关业务，这一文件首次将比特币定性为“特定的虚拟商品”，既承认其商品属性，又强调其风险，为后续监管定下基调，2017年，随着比特币价格暴涨，ICO（首次代币发行）乱象丛生，央行等七部委联合叫停ICO，并要求国内比特币交易平台关停，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中国开始对比特币交易采取“强监管”态度，旨在防范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权益。

全面禁止与清理整顿（2017-2021）：聚焦“能源安全”与“金融稳定”

2017年后，中国对比特币的态度进一步收紧，尤其是对“挖矿”活动的打击力度显著加大，这一转变的背后，既有对金融风险的担忧，也有对能源消耗与产业升级的考量。

2021年，中国对比特币的监管进入“全面禁止”阶段，5月，国务院金融委会议强调“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坚决防范个体风险向社会领域传递”；随后，内蒙古、青海、四川等主要挖矿省份陆续出台政策，清退加密货币挖矿项目，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包括挖矿、交易、兑换等）均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开展相关业务。

此次清理整顿的核心逻辑在于：比特币挖矿消耗大量电力，与中国“双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相悖，且挤占公共资源，不利于能源结构优化；比特币交易的高波动性、洗钱风险及投机属性，可能冲击国家金融稳定，干扰货币政策执行，监管层指出，虚拟货币“去中心化”的外衣下，实则存在庄家操纵、跨境资本流动等隐患,必须予以坚决遏制。

政策转向与“规范发展”的探索（2021至今）：从“堵”到“疏”的平衡

随着全球数字货币竞争加剧，中国在禁止比特币交易与挖矿的同时，并未放弃对数字货币技术的探索，2021年，央行数字货币（e-CNY，数字人民币）试点加速推进，标志着中国正以“主权数字货币”的路径参与全球数字经济竞争，这一背景下，对比特币的态度也呈现出“堵疏结合”的特点：一方面严厉打击非法活动，另一方面强调对区块链等底层技术的规范应用。

2022年以来，部分省份开始探索“清退挖矿”后的产业转型，例如将矿场算力用于支持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基建”领域，实现“算力资源”的再利用，监管层多次强调，要“支持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相关的技术创新”，但明确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不属于“创新”范畴，其本质是“投机工具”，而非技术发展方向，中国还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货币治理，呼吁建立多边监管框架,防范跨境金融风险。

中国态度背后的深层逻辑：安全、发展与自主权的统一

中国对比特币和挖矿的态度演变，始终围绕“国家安全、金融稳定、产业升级”三大核心逻辑展开。

金融安全是底线，比特币的去中心化特性挑战了国家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可能被用于资本外逃、洗钱等非法活动，这与我国“维护金融主权”的原则相悖，禁止比特币交易，本质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能源与产业安全是关键，挖矿的高能耗与我国“双碳”目标直接冲突，且早期挖矿产业多集中于中西部能源丰富地区，但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清理挖矿，是为绿色低碳发展和高新技术产业腾挪资源。

数字主权是目标，在数字货币赛道，中国选择发展央行数字货币（CBDC）而非放任比特币等私人数字货币，是为了掌握数字经济的“主动权”，数字人民币的推进，既能提升支付效率，又能增强货币政策传导能力,是我国在数字时代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