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价格的波动，其背后的“挖矿”活动一度成为资本追逐的热点，由于挖矿行业高耗能、监管套利、潜在金融风险等问题，我国监管部门逐步收紧政策，明确将比特币挖矿列为淘汰类产业，2021年9月，国家发改委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要求全面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严禁新增产能，并将相关项目列为淘汰类产业，这一背景下，“比特币挖矿有相应的立案”不再是一句空谈，而是逐渐成为司法实践中的明确导向，标志着虚拟货币挖矿活动正式进入“强监管、严打击”的法律轨道。

政策演变：从默许到全面禁止，挖矿定位清晰化

比特币挖矿在我国经历了从“默许存在”到“逐步限制”再到“全面禁止”的政策演变，早期，由于区块链技术概念兴起，部分地区将挖矿视为数字经济的一部分，甚至将其作为招商引资项目，随着挖矿行业规模的扩大，其弊端日益凸显：挖矿消耗大量电力资源，与我国“双碳”目标背道而驰，据研究，比特币挖矿年耗电量一度超过中等国家总用电量；挖矿活动常伴随逃避监管、洗钱、非法集资等金融风险，扰乱正常经济秩序。

在此背景下，政策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2021年《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明确，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属于“落后产能”，需“坚决淘汰退出”，随后，多地公安部门通报了对非法挖矿案件的查处，从“取缔矿场”到“追究刑事责任”，政策执行力度不断加大，为“立案打击”提供了明确依据。

立案标准：明确法律边界，打击非法挖矿行为

“比特币挖矿有相应的立案”，核心在于明确“何种挖矿行为需承担法律责任”，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及司法实践，非法挖矿案件的立案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

非法占用资源，破坏环境秩序
挖矿活动需大量电力、土地及硬件设备，部分行为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破坏电力设施或违规用电，在自然保护区、基本农田擅自搭建矿场，或窃电、绕过计费装置用电，可能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破坏电力设备罪”或“盗窃罪”，2022年，四川某地警方破获一起利用小水电站窃电挖矿案，犯罪嫌疑人因盗窃罪被立案侦查，涉案金额超千万元，此类案件已成为打击重点。

违反金融监管，涉嫌非法经营或洗钱
虚拟货币挖矿本身虽不直接构成犯罪，但若与“虚拟货币交易”“非法集资”等结合，则可能触犯刑法，通过挖矿获取比特币后，通过地下钱庄、境外交易所洗钱，或以“挖矿理财”名义非法吸收公众资金，可能构成“洗钱罪”“非法经营罪”或“集资**罪”，2021年，浙江某公司以“云挖矿”为名非法集资，涉案金额达3亿元，负责人因集资**罪被立案起诉，凸显了挖矿与金融犯罪的关联性。

规避产业政策，违规新增产能
根据《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严禁新建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存量项目需限期退出，若企业或个人在政策出台后仍新建、扩建矿场，或通过“异地搬迁”“伪装数据中心”等方式变相挖矿，监管部门可联合公安、电力等部门立案查处，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情节严重者可能涉嫌“非法经营罪”。

典型案例：司法实践中的“挖矿立案”样本

近年来，多地公安部门通报了非法挖矿案件的立案与侦破情况，为行业提供了明确警示：

  • 云南“12·05”特大窃电挖矿案：2021年，云南警方发现某科技公司以“大数据中心”为掩护，窃电超1.2亿度用于比特币挖矿，造成电费损失8000余万元，12名犯罪嫌疑人因“盗窃罪”被立案侦查，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 内蒙古“5·26”非法挖矿案：2022年，内蒙古警方查处一起利用废弃煤矿厂房搭建的非法矿场，涉案矿机3000余台，耗电量超500万度，犯罪嫌疑人因“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破坏环境资源罪”被立案，案件成为整治“能耗挖矿”的典型。
  • 广东“虚拟货币洗钱案”：2023年，深圳警方破获一起利用比特币挖矿收益洗钱的团伙，通过境外交易所将非法所得比特币转换为美元，涉案金额达2亿元，团伙成员因“洗钱罪”被立案追究刑事责任。

行业影响：从“野蛮生长”到“合规退出”，引导资源优化配置

比特币挖矿“立案标准”的明确，不仅是对非法行为的打击，更是对行业发展的规范引导，通过法律手段淘汰高耗能、高风险的挖矿活动，推动电力资源、硬件资源向数字经济、新能源等合规领域倾斜，助力我国“双碳”目标实现；遏制了虚拟货币相关的金融风险，防止资本无序流入挖矿领域，维护了金融市场的稳定。

对于曾经依赖挖矿的地区而言，政策调整也倒逼产业转型，四川、内蒙古等水电、风电资源丰富地区，正将算力中心转向支持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研发等合规领域，实现“绿色算力”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