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Web3”“加密货币”等概念持续火热，而币安（Binance）作为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常被置于聚光灯下，随之而来的疑问是：货币、币安、Web3，这些看似与“中国”紧密关联的概念，是否真的都是中国人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需从历史脉络、技术本质、全球格局三个维度拆解，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标签化认知。

货币：从“中国发明”到“全球共识”

货币并非“中国专属”，但其起源与发展确实与中国文明深度交织，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金属货币的国家之一，商周的贝币、春秋战国的布币与刀币、秦统一的方孔圆钱，都体现了古代中国对货币形态的探索，北宋时期出现的“交子”，更是世界最早纸币，这一创新打破了金属货币的重量限制，推动了商品经济发展。

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其核心功能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贮藏手段，从古罗马的金银币，到近代欧洲的英镑、美元，再到今天的数字货币（如央行数字货币），货币的形态始终随着技术与社会需求演变，中国对货币史的贡献在于“早期创新”，但现代货币体系（如主权信用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框架）是全球文明协作的产物，并非单一国家主导，货币是“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而非“中国人的专属”。

币安：从“中国创业者”到“全球巨头”的迁徙

币安的创始人赵长鹏（CZ）是华裔加拿大人，出生于中国江苏，成长于加拿大，2017年，赵长鹏在中国上海创立币安，但同年因中国加密货币监管政策收紧（如禁止ICO、关闭交易所），币安将总部迁至日本，后辗转马耳他、法国、阿联酋等地，最终形成“无固定总部”的全球化运营模式。

币安的“中国基因”仅体现在创始人的华裔背景和最初的中国团队，但其业务早已脱离“中国中心”，币安在全球拥有超1.5亿用户，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加密货币交易、理财、NFT、Web3钱包等服务，并在欧洲、东南亚、中东等地获得当地金融牌照，可以说，币安是一家“由华人创立、面向全球”的企业，而非“中国公司”——其运营、用户、市场均高度国际化，甚至在中国大陆境内并无合法业务。

Web3：从“技术理念”到“全球运动”的去中心化浪潮

Web3（第三代互联网）的核心是“去中心化”，通过区块链、智能合约等技术，实现用户对数据和资产的自主控制，打破互联网巨头（如Google、Meta）的中心化垄断，这一概念由以太坊创始人 Vitalik Buterin（俄裔加拿大人）等人在2014年提出，其思想根源可追溯至“密码朋克运动”（20世纪80年代）和“开源文化”，这些均是全球技术爱好者的共同探索，而非中国独有。

中国在Web3领域的参与具有“双重性”：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区块链专利申请量（据中国信通院数据，2022年中国区块链专利占比达35%），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积极布局区块链技术；中国对加密货币和去中心化金融（DeFi）持严格监管态度，禁止ICO、虚拟货币交易，但鼓励区块链技术在供应链金融、数字政务等“实体经济”领域应用，这种“技术开放、金融严管”的模式，使中国在Web3产业链中扮演“技术参与者”而非“规则主导者”的角色。

更重要的是，Web3的“去中心化”本质决定了其全球性，无论是美国的以太坊生态、欧洲的Polkadot项目，还是非洲的比特币支付网络，Web3的发展依赖全球开发者的协作，其目标不是“国家或地区的垄断”，而是构建一个“无国界、无中心”的价值互联网，Web3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景”，而非“中国的专属领域”。

警惕“标签化思维”：全球协作的时代需要多元视角

将“货币、币安、Web3”简单归为“中国人的”，本质是一种“标签化思维”，忽略了技术发展的全球性和复杂性。

  • 货币的演进：从贝壳到数字货币，每个文明都贡献了独特经验，现代货币体系更是全球经济融合的产物。
  • 币安的崛起：是华人创业者抓住全球化机遇的结果，但其成功离不开全球用户、技术和资本的支持，而非“中国背景”的单向驱动。
  • Web3的未来：需要全球开发者、政策制定者、用户的共同参与，任何国家的“闭门造车”都无法引领这一浪潮。

中国在这些领域的作用是“重要参与者”，而非“主导者”，中国在移动支付、区块链应用等领域的实践为全球提供了参考，但Web3的开放性、加密货币的全球流动性，决定了其必然是多元文化、多元主体共同构建的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