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解放战士”——人民解放军独创版权的军语称谓
那么人民解放军是怎么解开这个结的呢？
这个办法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向敌人要兵员！
没有枪炮让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兵员让敌人给我们送。
在战争开始一年后的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就将“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分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列入了“十大军事原则”。[1]1948年“九月会议”前的7月17日，毛泽东又就兵源问题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粟裕、陈士榘、唐亮及各中央局：
今年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区除个别地方原定扩兵计划准予完成外，其余均不应扩兵。乡村人口大为减少。冀南、太岳会门活跃。肥乡（冀南）、遵化（冀东）发生地主领导的暴动。各区扩兵（包括东北在内）均已至饱和点。支前供应和后方可能性之间发生极大矛盾，此项矛盾如不解决，则不能支持长期战争。故今年后方原则上不应扩兵，明年是否扩一点兵，还要看情形才能决定。今后前线兵源全部依靠俘虏及某些地方部队之升格，你们及各军对此应有精神准备。今后各区扩兵，征税，编组新部队新兵团，供给标准，脱离生产人数与当地人口之比例等事，均须获得中央批准，方许施行，严禁各自为政，以利持久。今后攻城野战所获俘虏可能大为增加，各区及各军应用大力组织俘虏训练工作，原则上一个不放，大部补充我军，一部参加后方生产，不使一人不得其用。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此点应提起全党注意。[2]
迄自战争第二年度结束时的1948年8月，中央军委下达《关于兵员补充问题的指示》，再度强调指出了“向敌人要兵员”的重要意义：“解放区的老区、半老区经几次大动员补充部队后，壮丁已感缺乏，而前线野战军，因战斗频繁，经常要求补充，以便连续战斗，又是必须的。这种矛盾的解决，应从俘虏中、蒋军逃兵中及新区中设法，而俘虏与蒋军逃兵的增多，新区扩大，正是我兵员补充最好最大的来源，其中尤以俘虏为主要来源”，“除俘虏军官与土顽仍按中央工委会议决定方针处理，给以良好教育，分批放走以瓦解敌人外，对俘虏士兵原则上应是一个不放，大部用于补充部队，小部用于后方生产。许多兵团俘虏成分已占百分之八十，至少的亦占百分之四十以上，但部队经过三查和诉苦运动，并加强政治训练后，俘虏兵的阶级觉悟提高，已知道解放军的作战目的，解放军才是他们自己的队伍，因之较前容易巩固，并能努力作战。这种三查诉苦运动，已成为我新式整军制度，今后只要能够加强这种教育，是能把俘虏教育过来并加以巩固的”。[3]
这些“取之于敌”的兵员，人民解放军有着一个独创版权的称谓——解放战士。
所谓“解放战士”，是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而从国民党反动军队中解放出来、经过教育、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军士兵”[4]。有人考证过，“解放战士”这个称谓早在抗战末期就出现了，而且在解放战争期间流行起来[5]——史载：人民解放军在“两年内，从解放区动员了大约一百六十万左右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还“溶化了大约八十万左右从国民党军队来的俘虏兵，使他们变为解放战士”[6]。
这个称谓意义深远。
本来，俘虏就是俘虏，而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却一律将这些“教育过来参加我军”的“俘虏兵”称作“解放战士”，将俘虏军官改称“解放军官”，将战俘营称为“解放战士教导大队”或“解放军官教导团”。称谓一变，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被视作“耻辱”的“被俘”，就成为了获得“解放”的新生。
一词之改，既体现了对俘虏人格的尊重，更体现了**人政治理想的格局和境界。
人民解放军连续作战中不断“满血复活”的奇迹，正是产生于这种“格局和境界”之中。
这就是所谓“即俘即补即训即打”——或可简化为“即俘即补”。
所谓“即俘即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有过权威诠释：
所谓“即俘即补”，是指在火线上获得俘虏后，因战事紧急，只给他简单换顶帽子或发个证明人伍的符号、证书，就马上补入部队投入战斗，最多也只有三五天的短期审查教育后补入部队，参加战斗。战斗。在实行“即俘即补”的过程中，各部队都十分注意抓紧对俘虏兵的审查教育。一首先，是及时进行审查，大体弄清军官与非军宫，以及每个人的籍贯、年龄、家庭出身、所任职务、参加国民党军的时间和身体强弱状况，然后将家庭成分较好、参加国民党军时间不长、年轻力壮的连队战斗兵，立即补入部队。如确因战斗情况来不及审查，也要边补、边战斗、边审查，或利用战斗间隙继续审查。其次，是对俘虏兵的教育，主要是采取各种形式宣传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的根本区别和当前战争形势与前途，解决好愿意人伍打仗的问题，同时利用战斗空隙进行小型诉苦，提高其阶级觉悟，及时消除其疑虑，以发挥他们的战斗积极性。在教育中，各部队都十分注意用老兵特别是老解放战士以交朋友、相互谈心的方式去接近和教育他们，收到了很好的效果。[7]
这是人民解放军保持“连续作战”效能，生成高效率“战场再生能力”的法宝之一：“解放战士”的基本军事技能已经由对手帮助培训过了，也有一定战斗经验，只要启发了其“阶级觉悟”，解决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认识问题，产生了对新生活的向往和瞳暻，以及“走进自已队伍”的亲近感，作战积极性就能得以空前的焕发。
这剂妙方，的确产生了神奇的效力。一个昨天的“敌人”，今天被俘虏，经过一场诉苦，揪下青天白日帽徽再操家伙上阵，明天就能成为勇敢的战士。淮海战役中，这种“即俘即补”的事例数不胜数。就连济南起义的吴化文部，经过整训后，都出现在战役最后阶段的徐西战场，当上了“板凳队员”——预备队。
时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的唐亮回忆说：
在淮海战役中，我们根据后方动员来不及，国民党军士兵绝大多数是被抓来的贫苦农民，他们的阶级觉悟容易激发等特点，提出随俘、随补、随教、随打。各部队稍加教育直接补入部队的解放战士有10万多人，解放区动员了一批翻身农民参军，使我军得以保持充足的战斗兵员。华野部队在淮海战役开始时为42万人[8]，到战役结束时，增加到46万人余人。某部一个连，战役开始时为150人，经过两个多月连续战斗，伤亡170至180人，结果还有160至170人。在连续、激烈的战斗中，部队数量没有减少，而且还有增加，这在军队战史上是少见的。
……
淮海战役中溶俘数量之大，速度之快，效果之好，是从来没有过的。[9]
如今关于淮海战役的史籍典册中，对人民解放军参战兵力的计量上出现了两个看似差异很大且相互矛盾的数字：一个是“人民解放军参战的兵力有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另一个军，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以及江淮、鲁中南、苏北、豫皖苏、豫西、陕南、冀鲁豫军区部队共60余万人”[10]，一个是“此战役我集中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与华东、中原、华北等区之地方武装各一部共达一百万以上的兵力，在同一个战场上密切协同作战”[11]。
这个数字差异也在诸多后世的治史者中产生了疑惑乃至争议。
其实，这两个数字看似矛盾或不洽，反映出的却是一个极具合理性的动态变化：“60万”是指人民解放军在战役之初的兵力规模（野战军），其兵员数量在战役中则时时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不断地损耗，又不断地补充，补充数又远远大于损耗数（军区及地方武装等不断参战、解放区群众的兵员及“解放战士”的不断补充），“60万”只增不减，人越打越多，呈增量变化，所以最后一累计参战人数，“60万”就奔“100万”而去了；而国民党军方面则是损耗一个少一个，补充数根本追不上损耗数——实际上也没法补充，人越打越少，“80万”只减不增，呈减量变化，所以最后一算总账，也就剩不下几个残兵败将了。
由此而言，用“60万对80万”来概括南线这场决战的力量对比，至少是不全面不准确的！——在这场决战中，双方力量的对比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
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员刘瑞龙日记有过这样的记载：迄至1948年12月底总攻杜聿明集团之前，战役之初不到20万人的中原野战军主力及参战军区部队，此时“人员及补充[及]新兵俘虏”已有“约25万人”；战役之初42万余人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及参战军区部队，此时“人员与补充新兵及俘虏”已达“68万[12]人”。
两者相加，已近百万——这还没有算上近40万的常备民工和临时民工。
可以简而言之：对人民解放军来说，“60万”，是指参战的兵力规模；“100万”，是指累计参战兵员。而“100万”这个数字，其实也与“解放战士”这个称谓密切相关：在淮海战役期间，华东解放区有11万“翻身农民”参军[13]（中原解放区不详）；而在战役期间起义、投诚或被俘虏的30余万国民党军官兵中，成为“解放战士”的，至少有20万人以上，或更多。[14]
光这么着说话太空洞枯燥，还是来看看当年那些创造奇观的人们留下的鲜活案例吧！
注释
[1]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92页。
[2]《襄阳太原济南各地战况及今后的兵源问题（1948年7月1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㈣》第53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3]《中央军委关于兵员补充问题的指示（1948年8月）》，《总参谋部·文献⑶·表册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74～第37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4]江林平：《“解放战士”群体的产生及其规模》，《党的文献》2012年第3期第96页。
[5]江林平：《“解放战士”群体的产生及其规模》，《党的文献》2012年第3期第96页。该文称注释②称：“据1945年3月《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关于太岳军区野战医院一所政治工作通报》记载：“十三旅一个解放战士开小差被抓回来，经过酝酿，由他当众认错，并提出保证。在群众热情的思想互助下，他解除了某些解放战士对我们害怕的疑问，同时，也稳定了个别想开小差的同志的思想。”（何正清主编《刘邓大军卫生史料选编》，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
[6]《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1948年10月10日）》，《淮海战役综述·文献·大事记·图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7～第5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7]《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㈢》第279～第28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
[8]这个数字包括了参战的华北冀鲁豫军区和华东两淮军区共4个独立旅及参战的军分区地方部队。
[9]唐亮：《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夺取胜利的保证——回忆淮海战役中华东野战军的政治思想工作》，《淮海战役·回忆史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3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10]《淮海战役综述》，《淮海战役综述·文献·大事记·图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11]《淮海战役概况（1949年2月）》，《总参谋部·文献⑶·表册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第522页，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12]刘瑞龙：《我的日记——淮海、渡江战役支前部分（1948年12月28日日记）》第12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
[13]《中共华东局关于兵员补充计划致华东局所属各区党委、军区、华中工委并粟裕、陈士榘、张震电（摘要）（1948年11月21日）》，黄玉章：《淮海战役的运筹谋划》第149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14]时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的唐亮估计，华东野战军在战役期间“各部队稍加教育直接补入部队的解放战士有10万多人”（《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夺取胜利的保证——回忆淮海战役中华东野战军的政治思想工作》，《淮海战役·回忆史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3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也有同等数量的估计。中原野战军在战役期间补入的“即俘即补”的“解放战士”总数不详，估计也是个不小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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