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平台经济与资本主义
《经济学人》曾刊载了一篇题为《思想机器崩溃了吗？》的重要文章称，经济增长主要可以分为两类：广泛型和密集型。广泛型增长指由于生产要素的增加而导致产出的增加。例如，通过扩大劳动力——正如资本主义在许多历史时期都曾做过的那样，增加人口、使用移民、将妇女引入劳动，或者在现代提高退休年龄——以及按劳动力扩大的比例增加资本量（例如机器和工厂）。
密集型增长则是指在劳动力规模不变的基础上增加产出。这反映了劳动生产率或劳动强度的提高——即我们常说的资本主义“相对剩余价值”的提高。
不难看出“广泛型”之于“密集型”增长之间的差别，是数量之于质量之间的差别：广泛型增长只是增加了劳动力的数量；密集型增长则提高了生产力的质量。
资本主义在其早期的阶段，不同的资本家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和更大的市场而进行竞争，不仅通过积累和再生产实现了广泛型的增长，而且因为资本家把利润再投资于新的机器、技术和生产工艺的发展，也导致了密集型的增长。那些不能跟上最新技术和工艺应用的人，其生产成本更高，被其竞争者占据了价格优势。弱势方倒下后被强势方吞掉，久而久之导致了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体制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
——《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宣言》
但是，资本家只有在如果不利用科技发展推动生产力进步就不能提高利益利润和保持竞争力的情况下，才会愿意去花费时间研究。从火车、电报的发明，到发电及电力的应用，还有许多其他科技在资本主义下有质的飞跃。但到了 20 世纪上半叶，这种飞跃已经相对很少了。到了这个阶段，生产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市场；如果帝国主义国家不重新进一步瓜分世界，就无法将利润再进一步增加。于是就开始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时期。这一时期技术和创新的主要发展不是来自于资本主义下自由市场内的竞争，而是来自于国家对工业的控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战争的需要而被迫采取的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创新和发展新技术，对研究开发的关键部门实行国有化和公共控制。飞机、塑料、合成橡胶、医药、电讯、核能等，这些技术在二战之前就被发明出来，只是由于二战而得到了巨大的推动。与此同时，为了战争的目的，工业也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并引进了新的生产技术。
创新是科学和 “技术” 的实际发展；技术则是在生产和社会方面的应用。在生产力的实际提高和经济增长方面，重要的是后者，即技术在生产和社会方面的应用。今天，到处都有创新，但这些创新极少会被用在提高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水平的地方。很多都被应用在军工以及商业，也就是说不能民用，群众不能接触到。本可造福社会的技术应用，不光在物质生产方面被实际地私有了，而且也在法律层面得到了来自资产阶级国家这一阶级暴力机关政治性的被私有保证。举例来说，思想知识（专利和知识产权）方面也是这样，单单华为一个公司便持有有效授权专利超 4.5 万件。大量的新技术被垄断封印在了大公司的专利库内部。因此像英特尔、英伟达还有苹果这种耳熟能详的科技公司就采用挤牙膏的方法，对一个不起眼的更新在发布会上大书特书。这是对人类智慧的浪费，也是资本主义无视社会需求、对立于社会需求的证明。同时，这些手握大量专利权的垄断性大公司还因为自己的政治优势，无论是在自己专利被侵权还是侵权他人专利的方面，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大加进行法律征伐，增强自己对市场的控制力。也无怪乎这类大公司似乎总是因为各种专利的侵权而纠缠在不断的法律案件中，但结果总是大公司的胜利。
资本家们不在先进的工业国家应用最先进的技术，而是去其他地区找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既然简单地在其他国家雇佣数百名低薪工人就可以稳固地榨取剩余价值，何必还要在英国和美国的研发上花钱呢？
对垄断性大公司而言，新技术的研发本身就被算入生产成本中。且新技术如果要大规模投入使用，一方面这对生产线的改造提出更高的成本要求，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资本家要承担风险：通过新技术创造地剩余价值能否顺利被转换为利润，即如果市场不买账怎么办？况且大公司已经通过对市场的垄断稳妥地确保了自己的利润获取。
因此站在垄断资本家的角度上，自然而然对技术研发的关切和在生产的应用，只需维持在一个足以保持其垄断优势的相对低水平位就好。垄断资本家做出了对自己的利润的最有选择，这个选择站在了社会需求的对立面。例如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如人工智能，非常有希望带来另一场工业技术革命，但由于担心它们会加剧资本主义内中已经存在的产能过剩（生产过剩），担心用机器取代工人会产生更多的失业引发社会动荡，所以这些技术迟迟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经济上，新技术带来的更高的生产力，在资本主义下会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因而加剧政治上的阶级矛盾，这反过来又给了资产阶级更谨慎地限制技术发展的又一政治理由。这里也可以清晰明了地看出，资本主义自身如何在当今历史性地成为反对生产力进步的建制，它如何已经失去了任何的历史进步性，因而必须通过革命被更符合生产力发展需求的社会主义所取代。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简而言之生产力水平的进步，被摧毁的工作岗位必然要多于创造出的工作岗位。因此，情况就是技术将继续扩大不平等的现象。新技术确实会创造新需求，也就意味着确实会增大市场，吸纳一部分工人阶级到新产业中。但这种部分新岗位的增长，和生产水平提升带来的对劳动力需求的大幅下降亦即旧产业普遍地被淘汰相比，在资本主义下对工人阶级而言意味着又一轮新的失业攻击。最近两年以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就让很多计算机方面从业者恐慌。之前花费大量工时才能够做的成品，现在 AI 相当短的时间就可以生成。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简而言之生产力水平的进步，被摧毁的工作岗位必然要多于创造出的工作岗位。
而且人工智能目前还在飞速发展。 可预见的是，AI 的快速发展本可以在社会生产的各个方面提高生产力，降低对人工的需求，进一步缩短人类的必要劳动时间。但在资本主义下，它却反过来成为了工人阶级恐惧降薪、失业的来源。科技这么进步的同时，生产力这么发达的同时收入却停滞不前甚至购买力在下降。在资本主义下，技术的改进和生产力的提高非但没有提高生活水平，实际上还降低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造成了工资停滞不前和长期结构性失业。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时间的原子就是利润的要素” 。“劳动时间”是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对于工作日以及时长的争夺是表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双方斗争的一个重要领域。
我们将看一下科技的发展对于劳动时间的影响，以及探讨在当今所谓平台经济的运输工作中，科学技术应用是否真的可以使工人可以自由掌握劳动时间，还是说这其实是一种假象。
历史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作为绝对剩余价值获取的源泉，工作日长度历来就是工人抗争的焦点。为保证尽可能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长，以增加剩余劳动的量，资本家寄希望于无限度地延长劳动日时长，并企图“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的吃饭时间和休息甚至如厕时间。为保证自己能昼夜不停地榨取剩余价值，资本家开发出日工和夜工的换班制度。这些贪婪的做法让工人不堪重负，阶级矛盾不断激化，欧美发达国家爆发了大大小小的限制工作时间的罢工运动和革命形势。于是，在 19世纪 30 年代前后，工人阶级的激烈斗争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作日的长度开始呈现下降趋势。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关于劳动时间量的阶级斗争逐渐趋于稳定。1919 年，世界劳工组织正式地在名义上将工业领域的劳动时间限制为每天不超过 8 小时，周工作时长不超过 40 小时。资本家对缩短劳动时长的妥协，不仅以先进生产力提升了劳动效率、增加了相对剩余价值为基础，还因为科学的管理方式提升了劳动的强度（单个工人可以生产的量）。单位时间内快节奏、高强度的标准化生产为资本创造了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工人则被迫提升了工作时间内的劳动强度和紧张程度。
在当今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各种新技术手段不断出现，例如本篇所将要谈到的平台经济，这也进一步帮助资本家更加灵活和集中地榨取零散的剩余价值。与平台经济之前的生产模式相比，平台经济的生产模式在 “空间”（即工作场所、地点）和 “时间”（即工作生产时间）两个维度都呈现出新的特征。从空间来说，平台经济较少依赖于的固定工作场所、地点，使工人工作的地方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工厂”或“办公楼”等固定的工作场所，大幅减少了拥有平台的资本家们购入或租赁生产空间这一生产过程资料的成本，也似乎使工人摆脱了工厂封闭管理的束缚，其工作环境相对自由。从时间的来看，依附于平台的劳动者们不用严格遵守传统的“朝九晚五”、“996”的上班打卡制度，可以自主选择工作时间段，似乎在劳动时间的安排上享有了较之于传统工人更多的自由。这样的工作特点吸引了强调个体化的社会当中不愿受别人管束、渴望自主决定生活方式的有较强主观意识的的年轻工人。
但对于劳动者而言，从平台上接单，实际上意味着自己的工资是基于计件制，也就是按照单个商品的生产时间来计算工资。只有做得越多，劳动者才能赚得越多，劳动者的工资多少表面上看完全由劳动者自己负责。这使平台的投资者规避了对平台上劳动者进行最低工资保障的责任，进一步帮助资本家降低了可变资本部分需要预付的量，也促使平台上接单的劳动者不得不自己鞭策自己提高劳动强度，和其他劳动者竞争。换言之，平台的出现，帮助了资本主义实现对社会上大量零散的劳动时间的统一集中调度。从借由平台实现灵活劳动的工人阶级身上，投资了平台的资本家就可以榨取剩余价值。
平台的出现，帮助了资本主义实现对社会上大量零散的劳动时间的统一集中调度。
在这三类劳动时间的历史线索中我们可以发现，随着工人资本家双方控制与抗争的持续，劳动时间的争夺面被不断拓展。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下，虽然劳动者在不断地进行着抗争，但劳动时间还是为资本家所支配，不管是延长劳动时间、提升劳动强度，抑或是服务业中为满足顾客消费需求而使劳动时间逐渐灵活化，其目的都是资本家以更多样和有效率的手段支配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
在机器大生产时代，资产阶级通过挤压工人的休息时间（严格规定用餐如厕时间）和劳动强度的控制（不允许开小差交头接耳），严密地把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过程，后者被绑定在以分工为基础的流水生产线上。的确，在平台经济中，工作环境不再是传统的工厂空间，劳动者逃离了流水线上的狭小操作空间及工头们的监视。正如平台在招募骑手、司机时所宣传的那样，劳动时间的“自由”是这类行业区别于传统行业的最明显特征，也是工人选择此行业的初衷。
然而，这并不说劳动者真正拥有了工作上的自由，而只是平台采取的一种貌似自由的新型劳动时间支配策略。在新技术的辅助下，骑手司机劳动时处于更为严密的监控体系之中。新型时间支配的“新”不仅表现为调度技术手段的新，还在于通过监控方（即对工人的劳动过程实施监管的角色）的增加、劳动不准时惩罚的增多，平台顺利制造出的骑手“自由”只是假象。
平台将消费的工人与直接生产的工人对立
此类行业的监控是一种典型的“无死角的严密电子监控”，只要骑手司机一上线，其工作状态就被精细地记录和评估。司机和骑手的工作情况完全为算法所掌控，他们“活在算法中”同时“靠算法过活”。他们手机上能够显示的订单数量和质量取决于自己以往的或者整个区域内的骑手司机的接单情况。与传统的工厂劳动相比，对劳动者而言，他们的工作场景虽然脱离了固定场所、地点的限制，但是平台以技术手段实现了以不受空间限制的方式来更狠地剥削更多的劳动者。骑手逃离了工头监视的目光，却并未逃离资本通过更发达的算法技术对其劳动过程的监视和支配。
作为服务行业，外卖平台总会忍不住猜想和尽力去满足顾客的需求，名义上是旨在为顾客提供更好的消费体验，实质上是力图刺激消费者下单，创造对外卖员递送劳动这一使用价值的需求，从而给予平台从一笔笔递送劳动中榨取外卖员剩余劳动的机会。除了准时而快速地送达订单以外，使工人劳动过程逐步被监控可以使订单的配送变成一项可预期准时的服务，并有效地增强消费者对订单的掌控，使消费者即工人阶级中的另一部分，部分地“替”资本家完成了对外卖员劳动的督促与监控。顾客能清晰地掌握工人的实时动向。这同样加重了骑手的劳动压力。在任何时候，工作过程的任何一点拖延都有可能遭到来自心急顾客的催促，甚至是差评和投诉。随着监控方的增加，平台劳动者受到的劳动监控的强度和数量都增加了。平台以赋予顾客更好的消费体验的名义，使消费者也加入到实行对骑手工作过程监控督促的队伍当中，对于骑手而言，相较于平台，消费者的人为监控才是最要紧的，因为消费者可以评价骑手服务质量，一个差评就能造成骑手利益的损失（几倍于配送费的惩罚或者显示单量的减少）。这样，平台资本家就巧妙地将自己同骑手等平台劳动者之间的矛盾，狡猾地转移成表面上看好似是消费者与骑手的冲突。但消费者的绝大部分也依旧是工人阶级，也就意味着，平台经济中阶级矛盾，表面上看起来反倒是成了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
资方、劳方的在同一物理工作场合的现实，使劳资矛盾能够直接了然地显现出来。而在平台经济行业中，固定劳动地点的消失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资方（垄断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而浮出水面的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中所产生的消费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纠纷，并一步掩盖了真实的阶级矛盾。对于消费者而言，为自己提供直接服务的是骑手，而入股平台企业的金融资本家是在 app 后面看不见摸不着的。在消费者与顾客发生冲突时，平台是尽力扮演 “和事佬” 的角色，说好话，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以博得他们的好感，拉拢消费者与平台形成统一战线，弱化平台与消费者之间矛盾，工人则在三方关系中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但消费者也往往都是工人阶级，也就是说，平台这种 “和事佬”做法，实际上是在工人阶级内部造成虚假的对立。具体对工人以及小资产者的商家那些不利的政策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平台经济中阶级矛盾，表面上看起来反倒是成了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
平台在直接生产的工人之间增强竞争
在平台行业中，在其监制的基础上，平台更是通过设置抢单机制来加剧工人之间对出售自身劳动力之机会的竞争，来推动塑造速度骑手司机，通过竞争和筛选机制，它迫使所有使用平台的劳动者提高自己的劳动效率，使得剩余劳动的占比再次增加，对平台而言也就意味着利润的增加。
在此过程中，平台将快速与准时的时间观念植入骑手的时间意识，迫使他们接受准时和快速送达的不合理高标准，抢得一笔好的订单，就像取得了一次金钱上的巨大胜利（它也确实意味着获得了一次出售自己劳动力的机会）。因此骑手被迫不得不冒着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也要时刻关注手机 APP 传来的订单消息。背后的原理在资本主义下从来未变：相比于被剥削和压迫的痛苦，失去了生产资料的自由劳动者，更惧怕不能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无法赚取货币来购买生存所必需的资料。单上海一市，平均每两天就有一个骑手死伤，骑手所造成交通事故的比例已经相当之大。且不谈外卖平台几乎不履行保险条款，遇到伤亡事件资本家方面也是推卸责任大搞文字游戏推卸责任。工人阶级每天从余额强制被扣掉几元钱来作为保险，却什么安全保障都没有。抢单、到商家处取餐、送餐、点击“已送达”的整个劳动过程与工厂中枯燥的流水作业区别也并不大，抢单机制反而增强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加倍地逼迫工人提高劳动强度。
外卖送餐行业在高峰期需要大量的骑手加入劳动，而在低谷期内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这使得骑手一天相当的时间内处于等待的失业状态，也就是需要维持自己的劳动力但却找不到机会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变相地提高了骑手的生存成本。低谷期内的订单量大幅度减少，导致骑手等单的情况频频出现，在等单的过程中，大量时间被浪费。配合着计件的工资制度，骑手司机的时间无限受困于弹性工作时间段内的等单过程之中。一个订单甚至半小时都不会得到。平台经济与其说是弹性工作，不如说是弹性失业。
外卖平台设置的等单，成功地将找工作的风险转嫁给骑手。在公司或工厂，分配劳动任务的责任在于资本家一方，工人到工位上即可立刻将自己的劳动力转化为劳动。也就是说工人只要同资本家达成了雇佣其劳动的共识，一段时期内就不必再担心自己的劳动力无法被购买。一段时间内，例如一个月甚至几年或一生，按法律而言，工人都不必承担这种风险。但在外卖平台中，这种某一时间段内肯定可以将劳动力出售出去的承诺消失了，劳动者始终处于“可能”无法出售自己的劳动力的风险之中。
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从事这几类工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自由”。的确，出于劳动者反对自身劳动异化的本能，能够 “自主” 掌握选择工作时间的权利当然十分重要。只有这样，劳动的异化才能部分地被缓解，才能说让他们感觉到这么辛苦的劳动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但这同样加深了骑手的劳动禁锢，骑手常常不能不在安全送达与订单配送超时之间做出选择，闯红灯逆行无处不在。同时，计件的工资制度安排使得骑手不得不主动延长工作时间，甚至不分昼夜地劳动。所谓劳动时间的“选择自由”沦为使劳动者被加码剥削的工具。即便这样，这也几乎就是工人所剩不多的选择的稍微自由点的行业了。
平台工人的革命潜力
不过，从平台工人被压迫的具体形式中，我们也能看出他们将如何团结起来斗争。
一、正如上文所解释的，平台工人是工人阶级中最受剥削的阶层之一。因此，经济危机一旦加深、消费降级，他们的生活非常容易失去保障，不得不进行激烈的斗争。平台工人不断举行大大小小的经济停工的这一事实也证明这一点。
科学技术的前景
通过这一个现代的简单的例子我们发现，科学技术的创新最终被资本主义用来当作另一个剥削工人阶级的手段，资本主义在这些创新对自己获取利润方面有可观的积极作用的时候才会去推广应用，而没有的时候就只会去对这些创新申请专利挤牙膏。
创新和技术进步不是直线上升的。与历史上所有的发展一样，生产力——科学、工业和技术——的发展也是时起时落的。在某些时期，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可以相互反馈，形成发展的良性循环。然而，正如前文所解释的，这些在资本主义上升期能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前进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的衰退期时期也会走向对立面，驱动变成反动：对提升生产力水平节省劳动力的技术的投资会造成失业，给工资带来下行压力；因最低工资被进一步拉低，工人阶级整体的消费需求减少，更加加剧资本主义下的生产过剩；利润率也因生产力的发展而下降；因此，资本主义下的增长和进步只能以无政府的、矛盾的方式发展。如今的资本主义无法释放人类巨大的生产力，使之服务于社会的真切需要。
在历史的低潮时期，统治阶级他们没有把创新放缓看作是由于现行社会关系的局限性而产生的暂时现象，而是把社会缺乏技术进步说成是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这种创新的放缓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已经无法再利用它所创造的这些力量了。
技术进步需要相匹配的物质经济基础。目前的进步停滞，和历史上所有的低潮期一样，证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了矛盾——换句话说，社会的生产能力与生产方式本身（即基于私有制力求无限获取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发生了矛盾。
但是，像以往所有的低潮期一样，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是可以消除的。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彻底打破生产资料在如此社会化的条件之下最终的归宿仍然是私有的、特权阶级的桎梏。最先进的技术也将不再被用于申请专利、制造军火，而是要广泛地致力于日常生活水平的改善。同以往所有的时代一样，这种革命将伴随着巨大的进步，不仅在科学技术方面，而且也在生活的所有领域，包括思想、艺术和文化等目前都陷于资本主义绝对束缚的领域，它将实现人类全面的再发展。
我们还有一整个世界的可能性和潜力在等待着人类发掘。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不会是历史的终结，而只是一个开始，共产社会也不会是个人自由的终结，而是个人自由的开始。只要想想目前所有那些潜在的爱因斯坦、米开朗琪罗、贝多芬，他们被迫一辈子在田间地头苦干，在工厂街头忙碌、乞讨，技无可施、怀才不遇、遭人唾弃就可以想象到社会主义下科学、艺术、文化的潜力。在那个社会里，不光几十亿人将第一次能够最大限度地发展和应用个人的创造力，人与人之间的所有矛盾也将不复存在，真正地实现席勒所诗、欢乐颂所唱：四海之内皆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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