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俄国阶级关系的变动
任何真正的革命，归根到底都是阶级关系变动。分析一下十月革命前后俄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可以帮助我们生动地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
列宁说得很深刻：革命中的阶级对比关系是随着革命的进展而变化的。(《谈谈全民革命的问题》)
在俄国，革命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
一九〇五年，俄国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帝国主义时代发生的第一次人民革命。这次革命遭到了沙皇政府血腥镇压以后，俄国革命暂时转入了低潮。
一九一七年二月，又爆发了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十多年间，各个阶级的面貌都得到了检验。以沙皇为首的一小撮农奴主和地主极端反动和腐朽；大资产阶级极端仇视无产阶级起来革命；自由资产阶级虽然采取了反对沙皇的立场，但他们害怕人民比害怕反动势力还要厉害，竭力想通过同君主制的妥协接近沙皇政权。只有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和农民是革命的。
基于这种阶级关系，无产阶级在一九一七年二月民主革命中不仅领导了小资产阶级，并且有可能领导了自由资产阶级推翻了君主制，但阶级关系随即发生了新的变化。
自由资产阶级在篡夺了二月革命的成果以后，便力图结束革命，把革命纳入君主立宪制的轨道。当革命真正发展到要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时，他们就公开地镇压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完全成了反革命的阶级。
同时，曾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面目出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党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曾经倒向无产阶级，但由于他们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是一个经济地位极不稳定的阶级，政治上始终摇摆不定。他们为了能在资产阶级政府那里分得一席之地而出卖革命，起着掩护资产阶级的反动作用。
列宁在总结二月革命以后阶级变动的新形势时指出：“阶级间的相互关系已经发生变化。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现在站在‘街垒两边’的，已经不是原来那些阶级了”。(《政论家札记》)
阶级关系变了，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对象也变了。过去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以及资产阶级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而现在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贫苦农民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
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存在着三种基本力量：首先是无产阶级，它破天荒第一次成了社会的统治阶级；其次是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它一下子变成了被统治阶级，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还有一个人口众多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村的广大农民，这个阶级又分化为若干阶层，情况非常复杂，他们可以跟着无产阶级跑，也可以跟着资产阶级跑。
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结束，而给阶级斗争带来更深刻的内容，更复杂的形式。正如列宁所分析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依然存在，但每个阶级都起了变化，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阶级斗争的状况，完全证实了列宁的论断。一九一八年夏季，英、法、日、美等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对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实行了武装干涉，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同它们相呼应，到处策动反革命暴乱。城乡资产阶级利用国内战争时期的困难，煽动怠工，搞投机倒把，哄抬物价，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在政治上已被推翻的资产阶级为什么还能够同无产阶级抗衡？主要是由于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占有很大的优势，他们还保留着某些生产资料、大量的财产和金钱，他们还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有着比无产阶级更深厚、更广阔的社会基础；同时，还有许多比无产者有经验的社会成分在帮助资产阶级，那就是一批为资产阶级所豢养的知识分子，公开利用他们的知识反对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此外，资产阶级还有国际基础，他们本身就是国际资本的一部分，农村的阶级斗争也在激烈地进行。在十月革命时，只是打倒了农奴主和大地产所有者。当农民仅仅要求平均使用土地时，农村内部的阶级分化还没有成熟，还不是那么明显地表露出来。
到了一九一八年夏秋，由于富裕农民抗拒苏维埃余粮征集制，爆发了全国性的富农暴动。他们和地主、资本家结成反动联盟，制造粮食危机，并以骇人听闻的血腥手段残害工人和贫苦农民。富农的反革命叛乱，使贫农从实际生活中懂得了他们的利益是不能同富农的利益调和的，于是贫农觉醒起来，在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单独组织贫农委员会向富农——农村的资产阶级展开了生死搏斗。
列宁认为农村阶级的分裂具有不可比拟的深刻意义，农村不再是统一的了，必须在农村把富农这个俄国最后一个剥削者清除出去，才能使俄国革命完全走上社会主义轨道。俄国农村阶级状况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也起了很大变化。拥有大量地的富农和缺少耕地、农具的贫农的人数大大减少，而中农增多了，这使俄国农村变得更带有小资产阶级性质。(《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在国内战争期间，由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地主富农的反攻倒算，不仅直接威胁着苏维埃政权，也直接威胁着农民的革命成果，因此农民愿意经受经济破坏的极端困苦，把余粮无报酬地交给国家，支持红军作战。
但在国内战争胜利以后，农民就再也忍受不住这种困苦的重压，不愿意再将余粮无报酬地交给国家分配，在农民中爆发了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和行动，与无产阶级专政发生了尖锐冲突。
当时，列宁曾指出俄国革命的命运就以能不能战胜这种势力为转移。列宁说，昨天我们曾遇到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复辟的危险，今天，同样是这个复辟危险，又表现为别种形式，即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的进攻。“如果俄国的无产阶级软弱无力，那末光是这种力量的一致就可以摧毁俄国革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这就表明，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正确处理好工人和农民的关系，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上阶级关系的变动必然会更直接地深入到执政党的内部来。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还十分重视在党内和苏维埃机关内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官僚分子的问题。
这是因为在大革命的浪潮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野心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机混进执政党里来，腐蚀和破坏着党的肌体。他们之中，有的人本来就是老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和官僚分子；也有一些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工人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还有一些人是由于醉心于资产阶级法权，受到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而堕落成为新官僚、新资产阶级的。
他们身居要职，利用执政党的地位享受着特权，拼命地捞取好处。事实证明，这些人搞资本主义复辟比老资产阶级要厉害得多。列宁称他们是“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主要危险。
列宁通过分析阶级关系的变动来制订正确的路线和斗争策略，说明了一个深刻的真理：无产阶级政党“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做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是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建立在它应当依据的唯一稳固的基础上，即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论策略书》、《远方来信》)
列宁不仅这样强调，而且在实践中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在二月革命以后，列宁正是正确分析了当时阶级关系变动的状况，提出无产阶级必须不失时机地把革命从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进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
虽然在二月革命胜利后的初期，由于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农苏维埃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列宁曾设想用和平发展的形式来达到这个目的，但后来正如列宁所宣告的那样，阶级斗争的现实说明了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一切希望都彻底破灭了，无产阶级惟有坚定地准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纲领。列宁把一切拖延武装起义的言论和行动痛斥为对革命的最大的犯罪。
十月革命的胜利完全证实了列宁对当时阶级变动的分析和武装起义的路线的正确。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通过不断解剖阶级关系的新变动，把握住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和新形式，并以此为据制订了一系列正确的斗争策略，保证了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贯彻。
由于资产阶级还在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由于还会出现新资产阶级，由于广大动摇不定的小生产者还可能跟资产阶级跑，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
因此，阶级关系的变动表明，只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和发展十月革命的成果。无产阶级不仅要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还必须剥夺资产阶级权力的经济根源，进一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斗争则比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更加复杂、更加困难。农民占了俄国人口的大多数，这是“一个特殊阶级”。(《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
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作为劳动者，他们仇视压迫他们的地主、资本家，在实际生活的教育下能够同无产阶级结成同盟；作为私有者，小商品生产的经济地位又使他们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而倾向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发生矛盾和斗争。因此，必须对农民进行改造和教育，但这只能通过长期的、缓慢的、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
一九一九年列宁就提出了从过去中立中农的政策改变为同中农结成联盟的政策。一九二一年列宁在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提纲中又指出：“无产阶级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地规定和实施种种必要办法，以保证对农民的领导，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并且通过许多逐步的过渡，转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公有农业。”
在国内战争过渡到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农民问题是很突出的。如何在新形势下继续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不断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成了当时的一个首要问题。
但是寻求与农民共处的新形式却是一件十分困难和复杂的事情，必须根据阶级变动的特点采取正确的政策。过去，在革命初期和国内战争时期，由于每个农民都认识到只有依靠无产阶级才能战胜他们的世仇——地主，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巩固的工农联盟。
但是在战争结束后过渡到经济建设时期，旧有的形式已经不再适用了，工农关系必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列宁采取的新经济政策，是一个既能迅速恢复农业，又能恢复和发展工业，巩固工农联盟的政策。正是通过这个政策，才找到了适合于当时政治经济状况的工农联盟的新的结合点。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俄国革命过程中一个特殊的时期，也是对内政策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它体现了阶级关系新变动的特点。然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其中包括粮食周转自由、租让制等等，又都必然是“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大会》)
斗争的方法改变了，危险的条件也改变了。在苏维埃政权刚建立的时候，危险来自政治方面。国内战争爆发后，就出现了军事上的危险；而当改变了经济政策后，资本主义的一定恢复，它带来的危险比过去任何危险更加严重。因此一方面既要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利于巩固工农联盟，另一方面又要加强国家的监督和领导，进行必要的限制。
实际上，新经济政策意味着在新形势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生死斗争。全部问题仍在于谁战胜谁？谁能够更快地利用这种形势？是无产阶级在这个基础上把农民组织起来，还是由资产阶级征服农民？因此新经济政策在当时虽然是必不可少的退却，但是它不仅仅是退却，而且包括了对资本主义的进攻。
以后的事实证明了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英明和正确。一年以后，俄国国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中农都靠向了无产阶级。于是，列宁宣布退却已经结束，并提出“准备向私人经营的资本进攻”。(《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发言的提纲》)
一九二三年，列宁在重病期间，又提出了合作社计划，坚持一九一八年十一户贫农建立起第一个农业公社的方向，为千百万农民由个体经济过渡到大生产协作组织集体农庄的道路、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为巩固工农联盟进一步指明了前途。
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历史表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总是离开了革命进程中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情况，而作出唯心主义的阶级估量。
例如托洛茨基主义，在农民和工农关系问题上就别有用心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势必侵害农民的利益，与“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而政治上愚昧无知的农民，“完全不能为无产阶级的彻底有效的政策创造可靠的基础”。相反，“对无产阶级采取敌对的态度”而背弃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种荒谬的理论，实际上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取消革命的反动理论。
右倾机会主义者布哈林，则否认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还会出现阶级分化，甚至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系，使任何剥削都成为不可能的事”。布哈林的错误观点在列宁逝世后发展到了极其荒谬的地步，他认为富农和资本家、承租企业家都可以不经过阶级斗争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体系。这完全是一种“阶级斗争熄灭论”。
他们的这些错误政策，在阶级斗争现实面前都遭到了彻底破产。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且还通过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削弱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土壤，在更广阔的基础上反对了资本主义复辟。
回顾列宁关于十月革命前后俄国阶级变动的分析，以及所采取的路线和策略，可以使我们懂得研究阶级关系变化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列宁曾经说过：“无论哪一个人，只要他学过一点历史或者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就应该承认，进行政治分析首先应该提出阶级问题：是哪个阶级的革命？哪个阶级是反革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一个革命政党，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区别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甚至会不知道资产阶级这个主要敌人在哪里，看不见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危险，因而也就不能真正做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制定自己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要避免犯这个错误，就必须对阶级关系的变化进行系统的周详的调查和研究，了解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态度，从而作出正确的而不是唯心的阶级估量，并且还要懂得阶级关系是随着革命的前进而不断变动的。
毛主席最近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内”。这一指示正是分析了当前阶级关系变化得出的科学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列宁和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坚持阶级分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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