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我们不能请回“孔家店”
首先需要澄清，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中“打孔家店”“打倒孔家店”中的“孔家店”，并不是指孔子之学或儒家本身，而是鲁迅先生所谓“把孔子当做砖头用”的、异化的中国文化。民国之初，各类势力利用他们编造的“孔教”之名行复辟之实，引发了人们对孔子思想的普遍反感。
“打倒孔家店”有利于超越两汉经学和宋明理学，恢复孔子思想、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哲学家贺麟目光如炬，他早在1941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表面上，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大运动。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远超过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儒家思想的提倡。”【1】因为，晚清如曾国藩、张之洞一代，整体上仍是走宋明理学的老路。
遗憾的是，今天我们许多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完全忽视新文化运动诸贤的历史功绩，反而继续沿着宋明理学的路数走下去，大搞什么“心学”、五花八门的“新儒学”。看不到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对孔子思想和中国文化的严重扭曲，不知返本方能开新——对过去五千年中国文化按其内在理路做系统地整理和总结，再参之以西方学术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自然科学，今天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方能为时代创造一种新文化，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为何我们不能请回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孔家店”？细致分析，大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汉人罢黜百家，导致中国文化的灵魂经学僵化
战国时代，以周天子为中心的王道秩序分崩离析。在那个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时代，经学被视为无用之学，不绝如缕。当时流行天下的，是有利于富国强兵，从经学发展出来的法家、黄老、纵横、墨家等诸子百家之学。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建议，孔子整理的经学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该政策一方面“为国立教”，极大促进了社会思想上的大一统，另一方面却割裂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诸子百家是经学在春秋战国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和新成就，是中国文化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罢黜百家”的政策指引下，它们逐渐失去生存空间。例如，法家的“循名责实”、墨家的“尚贤尚同”、道家的“无为而治”，这些对先秦社会问题的深刻回应，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但在汉代以后被边缘化甚至遗忘。《墨子》在汉代几乎失传，直到清代才被重新发现。
西汉，特别是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之后，反对中央集权，主张小农经济、自由主义小政府的儒家逐步崛起。他们代表着豪强地主的利益，后者通过两汉经学垄断了入仕为官的途径，获得了号召整个社会的话语权。此时的儒学已经与春秋战国的儒学大不相同，它们不再是维护大一统的力量，而是削弱中央权威的封建性势力，最终酿成东汉未年的天下大乱！
汉代经学本身则走向庸俗化、繁琐化与神学化。儒家学者出于自身利益，将《六经》以及孔子本人神化，排斥其他学派的解释路径。经学沦为注疏之学，谶纬之学，学者们“疲精死神于举业”，忽视整个国家所面临现实问题之解决，打着经学旗帜，垄断仕途，消弱皇权，谋求私利。著名的例子便是凿壁偷光典故的主人公匡衡，此公通过苦读入仕官至丞相，为相期间政绩乏善可陈，却弹劾斩杀匈奴郅支单于，稳定西域大局的陈汤。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受封为乐安侯，食邑六百户，封地三千一百顷，匡衡私下多占四百顷，史书说他“计簿已定而背法制，专地盗土以自益”。【2】而汉代著名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本质上是学术权力的争夺，而非思想创新的探讨。
2、引佛入儒，导致中国文化内外断裂、走向空疏
程朱理学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其核心特征是将儒家思想与佛教、道家思想相结合，尤其是吸收了禅宗“悟后起修”的理念，强调心性体悟与道德修养。然而，这种思想在提升个人道德境界的同时，也导致了内圣与外王的断裂——即个人修养与社会治理的脱节。宋明理学过度强调内在道德修养，忽视安邦治国之术，使中国文化逐渐陷入“内圣强而外王弱”的困境。
很简单，佛教源自印度的丛林修道传统，它并不关注世俗和社会事务，这与中国文化重人道、人事，“积人道之善成天道之德”的人生路径大相径庭。以佛教观念解释中国道德修养，当然会导致思想的极度混乱。包括颠倒《大学》本末，将《大学》“三纲”中的本“止于至善”解释为最高的修养境界。【3】
同时，宋明理学将内在道德修养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只要人人修身养性，社会自然和谐。这种“道德万能论”在理论上看似完美，在实践中却难以落实。例如，王阳明提出“致良知”，认为人人心中自有天理，只要唤醒良知，便可实现社会的治理。然而，这种思想忽视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结构的现实问题。许多重大政治、经济、军事问题，在宋明理学家那里常常是“有司存焉”的小事。甚至专业技术人员，也同巫医、乐师并列。深刻影响宋明理学的韩愈在其《师说》中明确宣布：“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
再说理学大家程颐和朱熹。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年初，程颐出任崇正殿说书，充当宋哲宗的文化讲官，因为讲解效果差，同年八月，被调整岗位，担任判登闻鼓院。登闻鼓院是北宋特殊诉讼机构，所有存在冤屈、或对判决结果有所异议的百姓、官吏等，均可以向鼓院反馈，提出诉讼。程颐不接受新的任命，认为：“入言道德，出领诉讼，非用人之体，再辞不受。”【4】程颐觉得让他负责登闻鼓院的司法诉讼工作，是朝廷对他的不尊重，在他心目中，理学学人应该做君王的老师，而不是从事具体治国理政的工作。朱熹多次上书宋孝宗，南宋时期虽然内外交困，朱熹对孝宗的建议从来是围绕“正心诚意”四个字展开，没有任何可操作的具体建议。有人提醒朱熹，孝宗对此似有反感，朱熹却自负地说：“吾平生所学，只有此四字，岂可回互，而欺吾君乎？”【5】
3、“独尊儒术”是导致中国国运衰弱的重要原因
汉代以来，特别是宋明理学将诸子判为“异端”以后，独尊儒术，这是中国逐步走向弱化、及至全境沦亡的重要原因。儒家通过高扬道德教化，消解了中央的道德权威；通过与豪族地主、士绅地主结合，消解了中央的统治效能。
汉代地方豪族崛起，成为中央权威的主要挑战者。这些豪族通过与儒家士大夫的结合，逐渐垄断了地方资源与政治权力。例如，东汉时期，地方豪族通过举荐制度进入官僚体系，形成“门阀政治”，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逐渐弱化。当时州郡一级甚至到了只知有地方，不知有中央的地步。东汉末年流传的一句歌谣说，收到州郡的命令，就要像雷霆一样落实下去。而皇帝的诏书送来，只要高高挂起就行了。“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崔寔《政论》）
宋代以后，士绅地主成为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这些士绅地主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官僚体系，形成地方势力。它们以儒家道德为幌子，实际上垄断了地方资源，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清代，它们甚至成了“护官符”，足见其势力之大。《红楼梦》对此有个专门定义：“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人家，不但官爵不保，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所以绰号叫作‘护官符’。”【6】
试想，如果基层官员与地方势力形成强大同盟，国家治理能力必然衰弱——有法不依，有法不行将成为常态。这在宋以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痼疾！
新文化运动及社会主义革命，以决绝之心“打倒孔家店”，通过肃清孔家店的“肉身”士绅地主，在道德和政治上重建了中央权威，完成了工业时代的“建中立极”，随着大一统各项制度的完善，中华民族得以如凤凰涅槃般再度崛起于东方。这里，“打倒孔家店”并非否定孔子及孔子整理的经学，“建中立极”，建立一个稳定的平衡社会整体利益的政治重心，正是经学所阐发的中华治道支柱之一。
新文化运动及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人一时摆脱了两汉经学和宋明理学的桎梏，回归了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中华民族从此有了精气神！
所以，我们不能请回“孔家店”，不加批判地恢复宋明理学和两汉经学。只有回归春秋战国时代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文化真精神，在此基础上完成时代创新，中国文化中包含的大道真理才能重新照耀于人类文明的上空！
注释：
【1】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载《思想与时代》1941年第1期。
【2】班固：《汉书·八十一卷·匡衡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46页。
【3】付金财：《道不可离：重新发现〈大学〉〈中庸〉本义》，华龄出版社2022年版。
【4】李心传辑，朱军点校：《道命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5】《朱熹年谱长编》（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99页。
【6】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第四回》，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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