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叛变的张国焘及其它
关于张国焘，说的比较多的是他于1938年叛变投靠国民党的事实，但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已经叛变过一次了。
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人力对接收的敌伪档案进行普查，意外地从北洋军阀时期京师警察厅档案中，发现了张国焘在1924年被直系军阀政府逮捕期间变节供出李大钊、刘仁静、范体仁等中共北方组织人员的材料。（万仁元：《关于张国焘1924年被捕和叛变的记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可以想见，当时这一发现在党内高层中进行了通报，自然会引起震惊和愤怒，并会联系到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和长征中的种种倒行逆施。这个发现，显然会增强对党内隐藏着类似变节分子的警惕心，四年后潘汉年隐瞒曾与汉奸头子汪精卫会面的事暴露，在没有获得他变节的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对他进行了比较严厉的处罚，应该就有这种警惕心的因素，后来对刘少奇在东北期间被捕问题的审查也是如此。现在看来，当年在革命事业中犯重大错误造成巨大损失的人，应该说多数不是张国焘式的变节者，但张国焘对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害，则显然是他变节的恶果。
张国焘的这第一次被捕叛变，使李大钊等人的身份暴露，被北洋军阀政权登记在案，这为李大钊于1927年被奉系军阀抓捕杀害埋下了伏笔。当时，李大钊为营救张国焘积极奔走，最终利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政府之机，以自己在教育界的影响力为张国焘担保，使之获释出狱。张国焘出狱后隐瞒了自己的叛变事实，而党组织也没有了解实情，此后中共中央仍然重用他。
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张国焘自1924年第一次叛变到1938年叛投国民党前的这段期间，他为北洋军阀或者之后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当内奸的材料。可以认为，当时北洋军阀政府正处于内部争斗和外部压力的混乱之中，没有人关注张国焘这个当时名气算不上最大的中共叛徒，而后来的国民党政权也足够颟顸，没有仔细筛查北洋军阀京师警察厅的档案，未能发现并利用张国焘的污点。
所以，应该说从1924年到1938年，张国焘仍然是在“干革命”，只不过，这时的他与1924年以前的他，行为的内在动因显然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如果说，张国焘在参加北京学生运动时、建党活动中和党成立初期，其投机性之中还包含着些许青年人的革命热情，则1924年被捕变节后，他就是只追求个人私利的投机分子了。
从史料可以看到，1924年之前，张国焘对革命方针颇有独立主见并敢于坚持，最著名的事件是中共三大前后，他与代表共产国际的马林就国共合作问题产生激烈争论：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合作，而张国焘则先是反对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主张只实行“党外联合”，更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在中共三大通过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后，张国焘只表示“有条件接受”，仍然坚持“中共组织独立、单独提出中共自己的政治主张、独立领导职工运动、展开在广大农民中的活动”等与共产国际意旨不合拍的主张。
而1924年之后的张国焘，则基本上是一切唯苏共和共产国际的马首是瞻了：1926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提出排斥中共的“整理党务案”时，被陈独秀派到广州“指导中共党团”的张国焘，按照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意旨，以强力迫使在广州的中共领导人对蒋介石妥协退让；1927年7月底，张国焘按照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赶到南昌，试图阻止南昌起义的发动；1931年到鄂豫皖苏区后，他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变本加厉大搞“肃反”。他的这种种行为，除了博取上级青睐之外，恐怕也与他叛变后的做贼心虚有关。
关于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和四方面军搞的残酷“肃反”，现在一般说法是由于执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加上张国焘人品恶劣。但鄂豫皖苏区“肃反”造成的损失特别巨大，这除了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的影响外，恐怕主要还是与张国焘变节后产生的变态心理有关：对党组织可能发现自己变节行为的恐惧，对那些革命坚定、忠诚于党的苏区领导人的嫉恨（为此杀害许继慎、曾中生等），对通过大范围的“肃反”排除异己、攫取鄂豫皖苏区党政军大权以获得自身安全和心理安慰的希求，等等之类。他在长征中企图以军力胁迫中央，率四方面军南下四川期间悍然另立“中央”，以及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违背中央指示、唆使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造成“西路军”，种种作为，都与其投机者人格和变节者心理有关。
两次叛变的卑劣行为表明，作为中共一大代表之一的张国焘本质上并非真正的革命者，而是个投机分子。应该说，1938年公开叛逃之前的张国焘，与那种变节后投入敌人阵营或按照敌人指派回到革命阵营收集情报、进行破坏的叛徒不同，他没有明确的革命或反革命的目标，其行为，无论是破坏革命，或是客观上“有益于”革命，都只是为了个人利益。可以说，1938年之前的十四年间，张国焘对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害，比那种被敌人控制的内奸所造成的危害更严重。张国焘不是革命队伍中的内奸，却是危害性更大的异物。
由张国焘可以联想到，当年革命过程中的错误，有一些显然就是他这类异物为了巩固提高自己的权位、攫取自己的私利，利用革命环境的错综复杂和革命政策的不够完备制造出来的——比如抗战中山东的“湖西肃托”、解放战争期间土改中的“乱打乱斗”、1957的“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中的“共产风”、“文革”期间的“武斗”等等。这是人们回看历史、观察现实时，应该充分考虑到的。
史料显示，张国焘于1931年4月作为“中央代表”抵达鄂豫皖根据地，从而开启了他后来一度在革命队伍中位高权重的经历。而当时护送张国焘到武汉并安排他进入根据地的正是中共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他在把张国焘送往根据地后不久就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变，从此被淘汰出革命洪流。现在看来，如果当年顾顺章在送出张国焘之前就被捕，则张国焘也必然被抓、必然再一次叛变、必然被潜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里的钱壮飞报告给中共中央，也就会更早地被淘汰出革命洪流，后来的鄂豫皖根据地大批革命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的被冤杀、四方面军反复多次过雪山草地致使成千上万指战员牺牲、“西路军”的产生并最终在青海甘肃悲壮失败等历史，就都不会出现了。历史进程中有许多偶然性，而张国焘之类投机者的历史罪恶则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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