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批判】魏晋时期的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上)
原编者按：东汉末的黄巾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东汉王朝的统治却被农民革命推翻了。经过长期地主军阀的混战，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曹魏的势力在当时最强大，景龙四年(263年)灭了蜀国，司马氏在曹魏政权的基础上建立了晋王朝，又于咸宁五年(279 年)灭了吴，统一了封建政权。魏晋时代，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了以门阀世族当政的地主阶级专政的时代。门阀世族是极少数拥有各种特权的地主阶级的一个阶层，霸占大量社会财富，对广大农民实行农奴式的压迫和剥削。当时，司马氏为了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实行了按官品占田和占有劳动力的制度，这是我国历史上封建国家正式承认地主庇荫依附农民，用法令来保障地主的这种特权，同时又恢复了过去的分封制度。这样一些措施，虽然表面上暂时可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但是助长了门阀世族势力的发展，加深了阶级矛盾，同时在实际上也在加深着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社会动荡不安，门阀地主阶级要维持其反动统治，就要麻痹劳动人民的斗志；同时，地主阶级本身也感到内心空虚，需要精神寄托。于是他们便打着“旷达不羁”的招牌，以“老”、“庄”、“易”为思想资料，建立起唯心主义的思辩哲学--玄学。玄学的出现为维护门阀世族利益作了理论上的论证，其主要代表是何晏与王弼。
何晏、王弼的玄学唯心论
玄学是魏晋时期唯心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以《老子》、《庄子》和《周易》的唯心主义哲学为思想资料和理论依据，崇尚虚无，空谈玄理，所以又称玄学为“清谈”。 创始者何晏、王弼都是曹魏“正始”年间的人，所以也称玄学为“正始之音”。
何晏(公元190-249年)是镇压黄巾起义的头子何进的孙子。著有《道德论》、《论语集解》。王弼(公元226-249年)，曾任尚书郎。著有《周易注》、《老子注》。何、王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动观点，抛弃了两汉以来的神学目的论的形式，用“本与末”、“一与多”， “动与静”以及“自然与名教”、“言与意”等哲学论题，论证世界“以无为本”，建立了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玄学。何晏与王弼，用虚无主义的世界观说明客观世界。他们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 何晏认为: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客观事物，都是由超乎现实的“无”生成的。“无”是万物的主宰，它是无影、无形、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他认为，正是因为有这样玄虚的东西，才产生了宇宙万物。“有”所以为“有”，是由于“无”产生的；“事”所以成为“事”，是由于“无” 生成的。他说:“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列子·天瑞篇》注引《道论》)天地万物都是由它生成的，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都是由它发动的。这种神秘主义思想，尤其是在王弼那里更作了详细的阐述和进一步发挥。
在王弼看来，事物有“本”有“末”。他说老聃的哲学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崇本息末”。他认为“本”就是老聃哲学中的“道”或“无”。它是没有形象，不可见闻，不能用言语表达的东西。但一切有形迹的东西都是由它生成的，都要依靠它才能存在，才能发生作用。它是万物或“有” 的本源。所以他说:“凡有皆始于无”。(《老子注》)并教人们一言一行都要抓住这个根本，只有这样，才能“言不远宗，事不失主”，才能符合封建“道”的原则。王弼根据每一事物都有一个“本”，推论出天下万物必有一个总的“本”，这个总“本”便是天地之“本”。这是他“崇本息末”的理论根据，并影响到以后的宋明理学。王弼的哲学陷入客观唯心论，从它的认识论根源上说可以归纳为两点:
第一、王弼在现实世界之外虚构了一个精神性的东西(无)作为它的本体，但是世界万物之外是不可能有什么东西的。如果要在世界万物之外找一个本体，那无非是为它找一个造物主，正如列宁所指出:“唯心主义不过是信仰主义的一种精巧圆滑的形态” (《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王弼不说这个虚构出来的精神胜利的东西是造物主，而是把它作“道”或“无”，无非是为了更好的欺骗人了。这样的唯心主义从其认识论的根源上说是由于人们对于千变万化的现实世界没有办法把握它的规律，不能从现实世界自身中去寻找它的变化的原因，不能从现象中把握本质，因此不得不从它外面去找原因，这样就不能不虚构出一个与现实世界对立的本体来，成为唯心主义。
第二、抽象有两种，一种是科学的抽象，一种是非科学的抽象。科学的抽象就是要通过对事物的分析，把它的本质性质概括出来， 因此科学的抽象概念是有客观内容的，是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概括，所以列宁说:“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哲学笔记》)。然而王弼对“以无为本”的论证，却是运用着非科学的，瞎说一气的抽象方法。他不是从对事物的科学分析中概括出事物的本质属性来，而是在头脑里虚构了一个把事物的任何性质全都抽掉的“无”来，然后把这个“无”说成是“有”的本体或是事物的本质。然而没有任何客观内客的“无”怎样能是事物的本质呢？怎样能把一种不反映事物本质的抽象的精性的东西说成是产生事物的根据呢？这种唯心主义的花招，正表现王弼哲学的虚妄和诡辩！
王弼创造出这一套“以无为本”的唯心主义体系，就是要用它来欺骗人、麻醉人，使人们感到他的哲学好像是和现实没有什么关系的“纯粹哲学”。其实王弼的哲学是有强烈的阶级性的！他所要肯定的“无”和“以无为本”的思想无非是要肯定“至寡”和“治众者至寡” 而已，他企图给这种封建的专制统治披上玄虚的外衣，使人们不易识别其反动性。他所说的“理”就是封建的秩序，人们不应该违背，也不能违背。他所说的“常道”就是董仲舒所说的不变的“天道”，这无非是要证明封建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不能改变，或者说根本的封建关系不能改变。一句话，王弼的“以无为本”的哲学不是超阶级的，而是为了继两汉天人感应目的论神学之后再度建立和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这就是这种哲学的阶级实质。
王弼还从“体”和“用”、“动”和“静”的关系中，进一步阐述他的“以无为本”的唯心主义观点。他说:“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周易注》), 都是由不动的“无”决定的。“天地以本为心”，“本”就是“无”，表现具体事物上，便是“静”、“体”、“少”、“寡”。因此他认为在“动与静”、“体与用”、“少与多”、“寡与众”的关系中，“静”、“体”、“少”、“寡”是“本”，是决定者；“动”、“用”、“众”、“多”是“末”，是被决定者。这个“本”体现在人事道德上，就是“无为” “不争”，他甚至说:圣人的作用就是在于使老百姓闭目塞听，让他们无知无欲，无知无欲的状态是最可贵的顺应自然的状态。他还用婴儿作比喻，认为老百姓都应像婴儿一样不要用头脑想问题，这才是合乎“自然之智”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王弼“以无为本”的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必然是一种愚民政策的不可知论。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劳动人民放弃为改变政治经济地位作斗争，老老实实地服从门阀世家的反动统治。
在认识论方面，玄学唯心主义的特点集中反映在“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象”的谬论上。所谓“言不尽意”，就是说人们的语言不能如实地表达思想和反映客观实在的事物。所谓“得意忘象”，就是说人们在认识客观事物，把握人的思想时，必须忘掉(抛开)具体事物、具体人，才能得到对它们的了解和认识。他把语言(言)、具体事物(象)、事物的规律(意)完全割裂开来。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最后必然导致神秘主义的不可知论。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王弼通过“少与多”、“寡与众” 的关系，论证封建君主制度的“合理”性。他从“少”、“寡” 是“本”的唯心论观点出发，在谁应当是社会的统治者的问题上，即认为“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也”。(《周易略例》)意思是说人民大众不能管理社会，不能成为社会的主人，只有皇帝才能治众，才能成为国家的主宰。
这是为皇权、为君主制度提供理论根据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观点。他把统治阶级剥削、压迫广大劳动人民说成是合乎法则的，是天经地义的。同时又指使统治者要用“以无为本” 的思想去麻痹、欺骗人民，使之“无为不争”。 因此，我们从王弼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唯心史观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结论:(1)鼓吹“天才论”的，必定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王弼鼓吹圣人有高于老百姓的“神明”，他就必然认为认识不必通过感性，更不必通过实践；(2)鼓吹“天才论”的，必定认为普通老百姓是不能认识事物本质的群氓，因此在认识论上同时又是不可知论；(3)鼓吹“天才论”就是要论证“压迫有理”，王弼正是这样，他认为只有圣人才是最适合作统治者的，而君主则应该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圣人。“天才论”，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从来就是为反动阶级服务的。
王弼还提出了“名教出于自然”的论题，以论证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都是合理的。所谓“名教”，就是“三纲”、“五常”等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的总称；所谓“自然”，就是魏晋玄学所讲的总规律“道”。 “名教出于自然”是说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是合乎“道”的，是“道”的自然的表现，这就给封建的统治披上一些超现实的外衣，使之具有更大的欺骗性。王弼所虚构的“道”，也就是他所说的“自然”。王弼认为，“自然”的本性是“无为”的，人们应该效法“自然”，对任何事情都采取“无为”的态度，这样才能体现“自然”的要求。因此，他提出，不仅统治者应该“无为”，被统治者也应该“无为”。从统治者说，“行无为之治”，才能达到“无不为”的目的。因为在上的统治者既然“无为”了，下面的被统治者就应该效法，就像子效法母，末反映本一样，他说:“上之所欲，民从之速也；我之所欲为无欲，而民亦无欲而自朴也。”(《老子注》)意思是统治者如果有什么欲望要求，老百姓也就很快的跟着来了； 如果统治者宣扬说:“我所想的就是无欲”，那么老百姓也就会没有什么欲望要求，而自己过着朴素安静的生活。
王弼鼓吹“无为”，当然不是要统治者的什么事也不干，而是要统治者宣传“无为”，以便使老百姓无知无欲，任其宰割。把反动统治者的腐败堕落、荒淫奢侈也说成是合乎“道”的法则。所以他在《老子微指略例》中提出:老百姓的“邪恶”，“淫欲”之所以发生，井不是在于“邪恶” “淫欲”自身，而在于“有为”的欲望存在；如果能在这些“邪恶”、“淫欲”发生之前就把它们消灭，那才是最保险的办法。他说:“故不攻其为也，使其无心于为也。不害其欲也，使其无心于欲也。谋之于未兆，为之于未始，如斯而已矣。”并把这种办法称之为“崇本息末”、“任自然无为之道”，使老百姓过着无知无欲的安分守己的生活。
这是一种企图从思想上麻痹人民群众，解除人民群众反抗剥割和压迫的反动思想，是一种愚民哲学！这种哲学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和儒家的“仁义道德”一样，是非常反动的。儒道两家在我国长期封建会中之所以是巩固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就是这样的。王弼这种观点，表明了董仲舒以来所提倡的儒家学说经过汉末农民革命的打击，作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工具已发生动摇，于是又加上了新的花招，这个花招的特点就是用玄之又玄的欺骗方法，用愚民政策来建立门阀世族大地主集团的统治秩序。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是不以像王弼这样的唯心主义玄学家的意志为转移的，他所宣扬的“名教”出于“自然”的谬论，不可能消除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在魏晋时代农民起义一直是此起彼伏的。总之，魏晋玄学的虚无主义世界观，实质上并不是真的“虚无”，而是妄图让劳动人民安于被统治、被剥削的奴隶地位。魏晋玄学就是专门为当时门阀世族地主的统治服务的反动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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