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对进打通津浦路”，化作了肥皂泡！

2025-03-09 新闻

　　黄维被摁倒在地的同一天，蒋介石作出了“南北对进，打通津浦路”的决定。

　　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覆灭的当天，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原本主张“放弃徐州，向西撤退”，但“校长”的好学生杜聿明此时还心存幻想，认为“目前还没到考虑这一方案的时候。如果能集中兵力，再调五个军加到李延年兵团，协同黄维兵团南北夹攻，打通津浦路这一段，是上策；其次是将徐州三十万兵力与黄维兵团协同一致，安全撤到淮河两岸，亦不失为中策；但在目前情况下，不象十一月初那样可以安全撤退，万一撤退不当，在野战中被消灭，反不如坚守徐州尚可以牵制敌人南下。而且战守决策，关系到整个国家军事前途，目前我不敢轻率地出主意，必须由老头子本着他的企图下决策。”F[1]

　　23日，蒋介石召集何应钦、顾祝同及作战厅官员在南京官邸召开会议，讨论黄百韬兵团覆灭后如何措署的问题。会上，除蒋介石外的与会者们一致主张撤守淮河。但作战厅也提出了“撤守淮河”首先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淮阴、淮安地区守不守？如果要守，如何守？二是蚌埠及淮河沿线如何布防？三是徐蚌交通如何打通？只有打通了徐蚌交通，才能确定“徐州主力如何转移”。蒋介石遂令刘峙、杜聿明和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飞来南京与会。24日继续讨论，作战厅拿出方案：“徐州以主力向褚兰攻击至时村、符离集，黄维兵团及李延年兵团则向宿县进攻，三方协力，以便南北夹击，打通津浦交通。”[2]杜聿明表示同意，但再申“增加五个军”的要求，并称“万一打不通，黄维兵团又有陷于重围的可能”，而蒋介石的回答是：“五个军不行，两三个军我想法子调，你先回去部署攻击。”[3]

　　蒋介石拿出了决心，但与会者们却全无落实这个决心的信心。

　　据刘峙回忆，会上由李树正代表徐州方面作出报告并申诉：“放弃徐州，原则同意，但须证明陈毅主力参加围攻黄维兵团时，再开始行动有为有利”，且一再强调：“计划固计划，但是否能彻底实施，显难保证。此战关系国家存亡，应请总统或部长或总长亲自指挥，则大军振奋，将士用命，定可一战成功。”[4]

　　看来是“兹事体大”，个个都不敢担当啊！

　　会后，徐州“剿总”的确是按李树正申诉的前提实施“南北对进，打通津浦路”的。然而，黄维的一路突出冒进，邱清泉、李弥的一路犹豫徘徊，刘汝明、李延年的一路稍动即退，只有黄维的一路突出冒进。突出冒进者成了出头椽子，最先被人吃上；犹豫徘徊者成了上桌美味，随后被人挟着；稍动即退者成了伺餐堂倌，时时被人盯着——还不敢随便下堂。

　　这个时候，粟裕等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指挥机关于23日后依次移至梁砦（23日）、周家砦（26日）、大尹家（28日）、大张家（30日）[5]。韦国清、吉洛指挥华东野战军5个纵队（第二、第六、第十一、第十、第十三纵队）及江淮军区部队，也已按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部署大举南下，接替了中原野战军阻击徐州、蚌埠之敌的防务，并准备作歼灭黄维兵团战斗的总预备队。李延年兵团刚一伸出头来，这几路人马就扑了上去，李延年一瞅势头不对，马上就置顾祝同“以全力向湖沟集之匪攻击前进，以资接应”黄维兵团的指令于不顾，急令已进至花庄集的第九十九军星夜南撤，兵团主力亦相继南撤。南下的华东野战军南下各纵队紧赶慢赶，也只在南岳庙逮住了他们的一个尾巴——两千来人。

　　而徐州“剿总”南下出援大军的状况也令人沮丧——26日，徐州“剿总”按已定计划，留下李弥兵团守城，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则沿津浦路两侧向徐南地区发起猛烈进攻，但同样是刚一出头，即遭迎头痛击！谭震林、王建安指挥华东野战军的强大阻援集团严阵以待，摆出的是50公里正面30公里纵深的三道防线：第一、第三、第十二、鲁中南、两广等5个纵队及冀鲁豫军区部队共11个师部署在寨山、水口、二陈集、三堡、姚楼、鱼头山之线及其以南为第一线，第四、第八、第九纵队共9个师部署在双沟、曹村、萧县之线以北为第二线。邱、孙两兵团从11月26日至30日5天内，付出巨大消耗，只前进了10～15公里，仍然被阻于孤山集、后官桥、四堡、褚兰之线。

　　于是，“南北对进，打通津浦路”计划，化作了一个肥皂泡！

　　国民党军史政编译局所撰《国民革命战史·戡乱战史·华东地区作战》回避了这次只维持了几天即告流产的“南北对进打通津浦路作战”——对邱、刘兵团徐南作战基本上是片言未著，对蚌埠方向的李、刘兵团北上策应作战，也只是稍微沾了点边儿：

　　24日晨，第九十九军继续攻击前进，迄午后攻占西寺坡，第六兵团后续第三十九军，亦已跟进至任桥站，原拟继续向宿县攻击，嗣以灵壁遭匪围攻，情势韦殆，固镇威胁严重；复因第十二兵团攻势顿挫，刘匪7个纵队，正向该兵团两翼延伸，蒙城已告不守，第十二兵团处境，已趋不利。尤以碾庄第七兵转图，已于22日覆灭，徐东之匪，正倾巢南下，整个战局急转直下，徐州剿总为稳定大局，勒令第六、第八兵团停止北进，原地待命。

　　迄至11月27日第十二兵已被困双堆集。且灵壁亦于日前陷落，陈匪第十一、第十三纵队，已直趋固镇。国军第六、第八兵团，始奉命向南转移，撤返蚌埠，北进作战乃就此告终。

　　11月27日国防部鉴于徐州地区战局逆转，唯恐匪军窜犯淮河，威协京畿，特电命刘总司令飞蚌坐镇，徐州方面由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28日，当刘总司令抵蚌时，目击第六、第八兵团，正向南转进途中，匪紧迫追蹑，并超越截击；情况至为混乱，车辆辎重顾有损失，担任掩护之第三十九军一部（2个团），于南岳庙遭陈匪第六、第九纵队各一部之围攻，激战三昼夜，迄12月1日，该两团大部牺牲。斯时，蚌埠方面遵国防部指示，正积极部署淮河防务，其大要如次：

　　一、第五十四军主力，担任临淮关（蚌埠）以东约27公里）及其以西地区之守备。

　　二、第六兵团除以第五十四军主力，于前项所示地区，担任守备，第九十六军仍负责蚌埠防务外，以第三十九、第九十九军及第五十四军之第一九八师，沿淝河南岸布防。

　　三、第八兵团连接第五十四军左翼，沿淮河布防，左翼止于洪山，与怀远第二九六师并第九十六军之一部，切取协调。

　　四、第九十六军及第二九六师（第五十二军）分别担任蚌埠、怀远之守备。

　　五、第十八军骑兵团，于怀远以西，向西搜索警戒。[6]

　　看见没有？按照这个记载，24日，刘、李兵团就停止了北进作战，撤返蚌埠；28日，在杜聿明在南京与最高统帅商定了从徐州撤退计划后，被派往蚌埠的刘峙来到后操持的的事务是“部署淮河防务”。究其缘由，一种可能是作战的结果令人沮丧，另一种可能是涉及“先总统蒋公”偌大的一张脸面儿——这次劳而无攻的作战完全是他老人家不管不顾一意孤行的结果。

　　相较而言，被国军骁将们鄙夷为“一头猪”的刘峙，倒显得有些先见之明：黄百韬一被拿下徐州就赶紧撤离。这个主意从时机上来说的确是个脱困的最好时机——正位于徐东至碾庄一线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一时半会儿还机动不过来，中原野战军正全力应对黄维兵团而难以他顾。徐州集团如果选择这个时候撤逃，真还有可能多出一分生机。

　　可惜那个时候从“校长”到“好学生仔”杜长官，心气儿都还不低。

　　其实刘总司令也不是什么明白人儿，仗打到这个份儿上，跑与不跑，结果都不会差得太远——“跑得快死得也快”的概率或许更高。聪明人杜聿明副总司令在这次作战劳而无功后那个“要打就不能撤，要撤就不能打”，除了有“事后诸葛”之嫌外，就是从逻辑上也是难以成立的：要打，还打得下去么？坐困徐州，坐困到哪一天？徐蚌线打不通，几十万大军坐困徐州，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指着空运补给，指得上么？

　　关外的长春，可是没过去多少日子的前车之鉴啊！

　　而就在这段日子里，关外的东北野战军主力提前结束休整，大举入关。29日，先头兵团程子华部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相互协同，从这一天开始，以神速动作，先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截断了他们南逃西窜的通路。

　　又一场战略决战——平津战役，在平津地区打响！

　　所以，直到这个时候，不光是杜聿明希望蒋介石调来的“5个军”没有出现，就连这位“校长”当着他的好学生仔承诺过的“两三个军”，也未见一兵一卒，这与华北地区的这一场决战，有着必然的逻辑关系。几天后杜长官到南京开会讨论战守问题前，曾当面诘问参谋总长顾祝同：“原来决定再增加几个军，为什么连一个军也没增加呢？弄到现在，形成骑虎难下的形势。”顾诉苦道：“你不了解，到处牵制，调不动啊！”杜遂作“事后诸葛”状：“既然知道不能抽调兵力决战，原来就不该决定要打，把黄维兵团陷入重围，无法挽救。目前挽救黄维的唯一办法，就是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兵力和与敌人决战，否则黄维完了，徐州不保，南京亦危矣！”而顾却称，一个军也调不动。只有考虑撤出徐州。后来何应钦也问杜：“就不能再打了么？”杜依然复述了自己的看法，何说：“也只好这样了。”

　　三人达成共识，开会讨论时，不再讨论“打”的方案了。[7]

　　无可奈何啊无可奈何，这个时辰这种状况，恐怕这也是唯一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