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闫堃的《结成兄弟：情境性强关系与外卖专送骑手的劳动秩序》这篇文章，探讨了平台经济下零工劳动者之间涌现的一种特殊社会关系——“情境性强关系”。以外卖专送骑手为例，探讨了这种关系的内涵、形成机制、功能与局限。根据闫文的研究发现，相较于传统科层制劳动关系和先赋性社会关系，“情境性强关系”是高度流动和异质性劳动背景下，特化于劳动过程而构建出的一种强连接。它虽具有不稳定性，却在骑手群体中发挥着重要的互助、团结和对抗管理的作用。而平台企业在规避劳动关系风险的同时，客观上为“情境性强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土壤。然而，这种关系在提升劳动者组织化程度、促进集体行动方面仍存在局限性。最后，从“情境性强关系”的视角反思了平台劳动管理的特点，并探讨了其对未来劳动关系和社会组织模式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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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理解零工劳动的新视角——“情境性强关系”

　　“情境性强关系”是一个颇具洞察力的概念，它描述了一种高度“情境化”的强关系。所谓“情境”，在本文讨论的骑手框架下，指的是高度异质和流动的劳动背景，以及特化于劳动过程而构建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劳动情境高度关联，具有一旦退出劳动，关系可能随之瓦解的特点，初看似乎缺乏稳定性，易于断裂。然而，实际情况却与这种想象有所不同。“情境性强关系”并非一种“弱”关系，相反，它是一种高度联结的“强”关系。研究发现，骑手们在劳动过程中，彼此之间建立了高度的情感联系，并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形成归属感和团结。因此，理解“情境性强关系”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平台经济下零工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和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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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劳动关系的困境：科层制与先赋性关系的失效

　　(一) 科层制困境：激励机制的失灵

　　在传统劳动模式中，科层制往往被用来塑造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同意”。企业借助晋升机制制造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并将其美化为“激励”。层级化体系和基于任职时间的收入提升，也被视为提升组织归属感的工具，这在工厂车间中尤为典型。然而，上述手段在外卖行业却显得格格不入。外卖行业不同于传统生产车间，职业的高流动性和晋升空间的缺失，使得劳动者难以从传统激励中获得动力。同时，强制的罚款和克扣容易引发劳动者的抵触情绪。因此，如何获得劳动者的“同意”仍然是平台进行管理和控制的核心问题，并且时刻体现在专送站点的日常生产运作中。

　　(二) 先赋性关系的局限：社会流动性与陌生人社会的兴起

　　社会关系有两种基本类型，其一是“先赋性的社会关系”，建筑行业是其典型代表。“先赋性社会关系”区别于“情境性社会关系”，“先赋”指的是先于劳动过程或情境而存在的关系，例如同乡、同学或亲戚等传统关系。一方面，这种关系为劳动者提供了就业渠道，另一方面，也容易成为掩盖劳动关系、炮制忠诚和约束不满的工具。欠薪是建筑业的普遍问题，而劳动者对此的容忍很大程度上源于“熟人”构建的包工队。包工头凭借“熟人”关系把持就业市场，并利用“熟人温情”降低工人对欠薪的敏感度——因为人们倾向于相信熟人不会加害自己。

　　然而，随着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地域界限逐渐打破，来自五湖四海的陌生人涌入城市，原先的熟人社会结构日渐式微。以外卖行业为例，尽管“刚入行”时可能依赖熟人介绍，但高度的流动性导致专送站点内难以形成基于乡缘和地缘的稳固关系，骑手之间多半始于陌生人。在此背景下，“情境性关系”便应运而生，成为维系劳动者“同意”的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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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性强关系”的兴起：平台劳动下的新型“同意”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同意”并非自上而下塑造的产物，而是自下而上涌现的。虽然站长和管理者试图借助这种关系来引导骑手“同意”其生产安排，但“情境性关系”同时也成为劳动者抱团取暖、共同对抗不合理管理的有力武器。

　　(一) 个体户身份：平等关系的基础

　　闫文的研究表明，专送骑手相较于众包骑手在组织化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除了基本待遇和管理模式之外，“组织度”是二者最大的区别之一。专送骑手因其固定的工作场域和全职管理模式，相较于彼此孤立的众包骑手，更易于建立相对稳定和持久的强关系。此外，外卖行业的“全职”不同于传统行业，即使是专送骑手，其真实身份仍然是“个体户”，这也是平台得以实施“高额罚款”的法律根源。由于独立承包商的身份，骑手在法律上不被认定为劳动者，因此不受劳动法规中有关罚款的规定约束。这种对平台而言低成本且能有效转嫁风险的用工形式，一方面体现了平台的规避策略，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加强了骑手彼此间情境性关系的构建，而其中最核心的要素就是“平等”。

　　个体户身份使得站长和骑手之间并非传统科层制关系中的上下级，而是权力关系相对扁平化的“合作”关系。因此，骑手在形式上拥有一种平等的权力地位，他们并不直接隶属于站点或平台。然而，这种身份也带来了诸多限制，例如缺乏劳动保护和晋升机会。对于骑手而言，想要晋升到管理层，只能脱离现有的骑手领域进入新的体系。所谓“站长体系”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一切从零开始，不仅升职之路漫长，而且收入也会大幅缩水。更重要的是，“自由惯了”的骑手难以忍受科层制的严苛考核。因此，很少有骑手愿意转换赛道去当站长。

　　(二) 算法逻辑：形式公平与实质剥削

　　尽管骑手受到平台和站点的管理和控制，但算法的派单逻辑不同于科层制下“人为选择”的任务分配模式。算法派单看上去更加公平，也更加有迹可循。平台将自身操控隐藏在幕后，骑手直接面对的是算法的计算规则。从表面上看，计算规则似乎去除了人为干预因素，使得一切分配逻辑都有迹可循。劳动者可以明确地知晓自身收入或单量减少的原因，并明确知道如何通过调整行为让情况恢复正常。这种机制让人感到安心，因为它完全去除了传统任务分配中的“不确定性”。骑手所面对的是一个根据数据来决定任务的“机器”，他们可以通过改变自身行为来获得“机器”的认可，而不需要讨好某个“管理者”，“机器”只看数据，不存在任何偏向。尽管骑手有时会抱怨“垃圾算法”，但站点骑手普遍认同算法的公平性，并认为可以通过“跑数据”的方式，让自己能够接到正常单或好单，反之，不跑就当然没单。

　　然而，这种算法分配逻辑的背后，仍然是老生常谈的“多劳多得”。干得多就有好单，干得不好就当然没饭吃。规则似乎摆在那里，劳动者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变自身生活——“勤劳致富”，听起来很公平。游戏化的算法规则可谓是这一意识形态的绝佳载体，因为它能提供努力和收入的即时且明确的反馈。然而，正如计件工资的“光辉历史”所揭示的那样，算法规则的剥削性并不会因为其明面上看不到而消失。个别工人或许在短期内跑出足够多的单，从而获得超越常规的收入，但随着时间推移，当大家都跑得越来越多时，单价也会随之降低——隐藏在技术背后的，是与工厂并无二致的生产逻辑。

　　(三) 站点制度：强化情境性关系的推手

　　与众包模式不同，站点制度在操纵和关系构建两方面同时发力。首先，人工调度和申诉制度的引入，使得骑手彼此之间可以进行灵活的转单和调单。这一过程极其依赖于人情往来，亦即“非正式的关系”——只有人缘好的骑手才能得到其他骑手的帮忙，将垃圾单转出，并拿到好的顺路单。

　　其次，申诉制度的建立，使得罚款不再是单向强制执行的，而且是“可撤销”的。与众包骑手的申诉对象——“平台”这一抽象的庞然大物——不同，站点的申诉权力掌握在站长手中，而站长是一个明确的“人”，是骑手整日都能看到的“具体的人”。因此，申诉成为站长构建关系的工具，他可以借此和骑手之间形成一种“恩庇”联系——通过撤销惩罚来加强骑手的忠诚。在闫文内关于“好站长”黄的案例中，这一点就表现得尤为明显。她正是借助申诉权来融入骑手团队，进而获得了强大的调度能力。

　　再次，工时制度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强制骑手在特定时间上线且不可拒绝派单，这为平台提供了稳定的运力，但也意味着骑手丧失了对工作时间自主权的掌控。骑手被分为早中晚三组，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其“再组织化”。同一班组的骑手需要同时上线和下线，这种“共同性”活动的构建，与众包骑手的随意上线下线形成鲜明对比。而不同组骑手的交错排班，也为跨组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最后，固定的配送范围和生活空间也至关重要。站点的配送几乎被固定在周边的方圆三公里区域内，而骑手的生活居住也多聚集在站点附近。因此，固定的工作和生活场域，也为骑手彼此沟通，构建“情境性”的关系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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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情谊”的建构与功能：互助、对抗与平台策略

　　(一) 自发性与对抗：情境性关系的双刃剑

　　骑手彼此之间的这种情境性关系并非平台所乐见其成的，它更多是自发兴起而非有意塑造的私人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可以加强调度能力，稳固劳动秩序，但这种“自发的抱团”也使得骑手具备了施加“集体压力”的能力，尤其是基于这种关系而产生的反抗和制度化谈判——骑手深谙站长对平台考核的重视，并很会利用自身对跑单量的操作来进行对抗。

　　在站长之上的公司方，对此现象并不认同，甚至可以说是带有敌意。某区域经理就曾傲慢地认为“兄弟义气终归是看钱，所以无关紧要”，并吝啬于对维系骑手关系进行任何投入。曾经用来加强彼此联系的日常团建活动被他大幅度减少，进而导致了骑手间的部分疏远。而这种关系的损失，或许也是导致站点后来一蹶不振的原因。然而，即使情境性关系有助于提升调度效率，平台公司仍然担心骑手过度抱团，进而威胁到公司决策。平台管理者认为，一旦骑手掌握了话语权，形成与公司讨价还价的资本，那对公司来说将是长远的损失——这远比损失一个站点更可怕。因此，哪怕“情境性关系”是有效的，平台也会忌惮其对劳动者组织力的提升，以及因此可能带来的更大“隐患”，并将其视为“万万要不得”。

　　(二) 兄弟情谊的三个支柱：互助、互惠与情感

　　骑手日常关系的构建主要依赖于三个方面。首先是劳动之中的彼此互助，例如转单调度和互相帮忙“挂方向”等日常行为。正如前文所述，站点的“单王”往往非常深谙此道。例如红哥和潮神两位“单王”的共同特征，就是特别会经营人脉。兄弟们的帮忙是他俩能接到大量好单肥单的关键。为了经营自身的人脉，他们还需要注重日常关系构建的第二个方面，即生存上的互助。在彼此之间借钱以缓解生活困顿的过程中，除了金钱往来之外，也构建了“人情往来”。

　　“欠了人情就得还”，因此日常在跑单时，欠钱者多半会给借钱者有意地帮帮忙，例如“挂个方向”或调点好单。小优之所以对红哥死心塌地，就是因为红哥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借钱帮过他。另一位红哥帮过的朋友海涛也是如此。当然，基于金钱和人情的维系关系的确有效，但也存在局限。例如地位上的不对等，以及并非所有人都有足够的钱来维持这种关系。如果欠钱的骑手长期在经济利益上无法得到回报，那么他就会心生怨气，从而不利于长远关系的构建。

　　为了真正加强情境性关系，还需要第三个方面，即情感联系。团队微信群成为骑手日常发泄不满的关键场域，人们在群里吐槽发泄，或者私人关系密切的骑手组成小群进行活动或情绪输出。尽管日常跑单时大家还是秉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但群聊作为出气筒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骑手的情绪压力。而遇见什么事情时来自兄弟之间的关心和激励，也为骑手注入了动力和信心。骑手之间互相鼓励、在跑单技巧上的指导和帮助，相较于众包骑手所经历的“碎片化无助”，专送骑手稳固的兄弟圈子，让无助有了倾诉的对象，也让帮助不再碎片化，从而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关系。

　　在情感联系方面更重要的一环是团建，其主要分为两类：请客和聚会。请客本质上是一种“礼物交换”的社会仪式，人们借此增进感情，加大对群体和组织的认同与归属。有些请客要花费大钱，例如请十几个人吃烤全羊；而有些则是日常的小钱，例如请个牛肉汤、喝喝奶茶或发点小红包。相较于动辄巨大开销的请客，这种日常且长期的维系显得更为长远——因为身份认同的维系本就是一个长期过程。“单王”之一的潮神曾多次想要离职，但牵绊他的恰恰是苦心经营的“兄弟情”，放不下兄弟成为了他留在站点组织内的原因。AA制的团建是一种更加平等和可持续的方式，“三天一小聚，五天一大聚”，平日里一起吃吃饭，喝喝酒，进行小小的娱乐放松。“一个人花这么多钱，五个人花也是这么多钱，为什么不一起呢？”

　　除了“好站长”之外，组织团建的核心人物还有组长。例如从乔哥组织的AA聚餐中可以看出，在团队经历各种波折——好的老站长内斗被调走，骑手离职，兄弟团队四分五裂——之后，这个极有意义的聚餐仍然被乔哥组织起来了。他延续了过去老站长团建的传统，将兄弟们聚在了一起。骑手彼此之间分享八卦，颁发自己编撰的“荣誉证书”，一起吐槽站点系统，炫耀单量，场面热热闹闹，愉快无比。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在这日常的聚餐中得到加强，平等且愉快的兄弟情义与认同也正是通过这一次次相聚而构成的。

　　(三) 关系区分与劳动对抗：不同角色的权力与局限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不同的“关系区分”。尽管站长会与骑手建立一种合作关系，但站长归根结底是公司科层体系下的一员，因此其更多代表的是公司利益。即使“好站长”会通过融入骑手的关系来增强自身的调度能力，但当公司决策与骑手利益发生对抗时，站长处在中间，往往只有辞职走人或维护公司利益两条路可选。相比之下，组长本身就是骑手，并且骑手彼此间的非科层制关系使得“组长”顶多只是一个名头，其在收益上或许更多，却不具备任何超越性的权力。维护关系对组长而言当然是有利的，而平等的地位让组长有动机去通过强化“兄弟关系”去达成“同意”，而非通过自上而下的“控制”迫使骑手遵守规章。

　　而兄弟情谊是骑手进行对抗的关键力量源泉。一位好站长只需一通电话，就能让骑手第一时间上线抢救爆单，甚至还能借助骑手的关系网拉来更多人。精明的站长善于操纵而非滥用权力，他们懂得如何最大化地利用手中权力并借助恩惠拉拢人心，从而让自己能够做得长远。反之，坏站长没几个能做得久的。如果站长真的拿着罚款的申诉权“鸡毛当令箭”，那么他面临的就是来自兄弟团队的强烈抵抗。如果站长没有成功地融入骑手的兄弟团队，那么其任职时间基本上不会超过三个月。骑手完全可以拒绝上线救单，阻碍调度顺利进行，或者故意拖时间提高超时率——要知道平台考核可是站长收入来源的重要一环，调度受阻时间越久站长损失越大，最终迫使“强硬”站长要么离职要么妥协。

　　个体户身份以及由此带来的平等关系，与骑手的对抗行为也息息相关。传统车间场域中因任务分配而起的横向冲突与权力束缚在骑手群体中消失了，并且不存在晋升压力和竞争威胁，这使得骑手根本不会参与科层控制体系。在骑手的劳动场域，管理者无法像车间那样将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矛盾，转化为工人彼此之间的横向矛盾。因此，从利益和权力的角度来看，工厂车间的福特制在平台劳动中已经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兄弟平等的“情境性关系”。

　　平台经济中的技术原子化手段在专送骑手这里失效了。尽管专送模式也是基于算法和派单制度，从纯粹技术层面来看和众包并没有什么区别，但专送骑手却并没有因此成为一盘散沙。当平台为了保证即时和稳定的配送运力调度而不得不建立起站点制度时，它就必然要对这些原子化的工人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再组织化”。这种做法，也使得原先在空间和生活上彼此分散的众包骑手，被团结到了一个“半车间”的体系之下。与此同时，为了规避成本而采取的个体户制度，也让控制严密的科层权力关系瓦解，反而塑造出了骑手彼此之间的平等——这为他们构建平等的兄弟情谊提供了基础。上述表明，平台劳动背后不仅仅是原子化的个体，也存在着抱团的组织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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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性强关系”的局限与超越：通往社会韧性的路径

　　(一) 集体抗争的困境：异质性、流动性与局部性

　　然而，在集体抗争层面，情境性的强关系也存在着局限性。与传统的产业工人相比，骑手的异质性极强，而外卖行业的高度过渡性和流动性，不利于劳动者展开长期的组织化抗争——这正是兄弟情高度情境性的原因之一。此外，这种互助也只是被局限在单个站点内部，而没有突破到站点与站点之间，形成一个区域性的彼此联系。更重要的是，兄弟情谊在一定程度上还化解了他们在面对平台和管理者时的不满。例如，个体户身份使得骑手和站长之间不构成传统的“上下关系”，因此站长实际上更多时候需要出面和骑手进行“协调”而非“控制”。正如前文所说，好站长必须融入骑手的兄弟情之中才能获得良好的调度能力，这种互动实际上降低了专送骑手参与集体抗争的可能性。当眼前的问题得到解决，那么涉及到整个骑手行业的更长远的斗争，他们反而可能不那么关心了。

　　(二) 从“情境性”到“社会性”：组织力量的重塑

　　从这种情境性关系的建构之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个有意思的吊诡。个体户的制度设计，看似将骑手们拆散成一个个的独立承包商，成为平台转嫁成本的武器，但却反而使他们彼此之间构成了一种平等互助的关系。科层体系的瓦解，也让传统制造同意和激化劳资矛盾的手段失效。尽管这种情境性关系确实是高度局限性的，但其中所蕴含的“组织力”却又是货真价实的。这无疑是讽刺，一个竭力避免组织，不断对劳动者进行原子化拆分的平台，却又自己一手打造了“组织”的土壤。

　　与百年的工人运动史一致，仅仅只将抵抗局限在生产和经济过程中是远远不够的，若只是依赖于这种情境性的兄弟情谊，反倒是对生产之外的抗争构成了极其不利的结果。但是从对这种关系的考察中我们也能洞察到平等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它何以构建起那种兄弟情谊——这一点或许可以被合作运动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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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劳动关系的困境：科层制与先赋性关系的失效

　　闫文的实际调研也给了我们很多加强关系的有效、且可操作手段，例如统一的沟通场域，劳动过程上的相互配合，日常生活上的互相帮忙，互相的吐槽诉苦，固定的生活场域和工作场域，空间和时间上的聚集，还有定期的团建——例如“三天一小聚，五天一大聚”。甚至这种团建都不必是那种一次性花费很多的大聚会，完全可以是AA制的、平等的。此外，也可以用各种社会仪式来加强队内的归属感，团建本身就是一种基于礼物互换的社会仪式，同时还有日常的请一些小的东西，救助关怀，以及同样很重要的，看上去其实没有什么经济性质的，但是却在感情上有效的“荣誉”等等。

　　然而，跳出这些具体手段，我们也能看到，这一切之所以能够维持的基础，还是在于物质上的底线，那就是骑手们至少能在收入上得到保障。一旦单价降得过多，骑手收入受到太多减损之后，兄弟性的情谊也会崩塌。因为这种情境性本质上是基于劳动过程的情境性，而人们之所以要在这里劳动，本身就是这里有着较高的收入。一旦收入无法再维持生活，或者说降低得太过厉害，那么随着劳动过程的瓦解，情境性的关系自然也会消失。这也正是这种关系的另一层局限性之所在，不像地域或者同乡关系，哪怕劳动过程瓦解，这种关系也仍然能够维持下来，毕竟它所依赖的并非是特定且高度可变的情境，而是更加稳定的身份联系。

　　不过，若是我们深入分析，情境性关系与先赋性关系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且本质上的差别，二者最显著的不同无外乎是后者相对比较固定，前者则高度流动，这才造成关系的维持和稳固更加依赖于特定情境。而像同乡这样的身份，它依赖于难以改变的出身地域，以及背后的熟人社会和文化共同体，因此当然更加稳定。仅次于同乡关系的非固定身份关系则是同学——可硬要说的话，同学与骑手的身份，真的有那么天差地别吗？

　　基于学校这一情境所构建的关系，又何尝不是一种“情境性”的关系？试想一下，学生若是突然退学，那和同学的关系当然也会瓦解，或至少不会那么强烈了。特化于工厂内部的关系交往，又真的不是情境性的吗？显然并非如此。所以情境性在这里是相较于先赋性的关系来说的——从广义上讲，任何基于特定情境所构建起的关系都是情境性的，工厂工人的这种关系也不例外。那么为什么有些关系脱离了情境也仍可存在，有些就不行？区别何在？

　　我认为，关键在于“时间”。骑手彼此之间的相处太过短暂，以至于他们很难构建起脱离了劳动过程还能长久存在的“非情境关系”。反观同乡、同学、工厂工人之间的情谊，其背后都有足够长时间的相处作为支撑。同乡关系依赖于自小长大的乡土情结，跨度以十年计，同学至少也有三五年。至于工厂，情况可能最为特殊，介于两者之间。

　　从当代的工厂生产来看，工厂体系中的流动性也是丝毫不低，大量从农村而来的流动人口，打工的过程其实也是在多个工厂中来回跳跃。其中有短期也有长期，并且在熟人介绍体系下，工友之间的认同很多都建立在同乡关系之上——毕竟工人的转移和来回跳槽多半也是借助熟人甚至是亲缘，因此这里巩固的与其说是工友关系，不如说是同乡关系。但反过来也不能忘记，工人的同乡十有八九也是工人，所以这种同乡关系混同在工友与乡缘之间，构成了一种“流动的固定”，即尽管工厂和工作环境在不断改变，但熟人还是那个熟人。此外，除了这些流动工人之外，还存在着一批固定工人。临时工之外的是固定的合同工，这些人能够待在工厂的时间更是以年来计算了。

　　工厂工人与外卖骑手的最大差别，就是其高度的单一空间化、封闭聚集环境、出身相对同质以及劳动过程中的高密度配合。在遇到问题之时，工人之间有一个很明确的协作配合，乃至是老带新的教学联系。在遇到劳资问题时，科层体系之下的斗争对象也非常明确，即管理者和公司。尽管旧有体系存在分化和瓦解工人团结的机制，也充斥着各种制造同意的“游戏”，但就像对布洛维《制造同意》的批判所指出的那样，过度强调控制而忽略其反面是有失偏颇的。

　　工厂的劳动环境与科层制体系，使得工人相较于分散的骑手，更容易构成“我们/他们”的区分。工人们很明确地知道谁是自己人，谁是“敌人”，哪些人是和自己站在对立面的，哪些人又是导致自身问题的罪魁祸首。一旦工厂工人的利益被侵害，管控者想要瓦解这些潜在的集体行动也并非易事——只需要一个导火索，数千、数万乃至是数十万身处同一个工厂的工人就能团结起来。当他们直接把工厂的门都堵了，把整个生产都完全截断之后，接下来就是比拼耐力了。

　　在身份认同的层面，工厂工人的组织归属要远高于单独跑单的骑手，这也是为什么骑手的这种联系只在专送这里得以展现，而没有在众包那里出现的原因。正如众包骑手因其低度的组织化而很容易被外援替代，连彼此连共同对敌都做不到那般。如果每个人都想着自己跑单，甚至还是兼职，连自身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千差万别，经常性的抵抗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与之相对的则是专送骑手，他们成功地借助自身的组织化和兄弟情谊而让站长妥协，高度的组织化、共同的处境、同样的问题。就像工厂天然的组织维系机制，为工人团结抵抗管理者压制提供了绝佳土壤一样。对抗组织化压迫的方法永远是再组织化，而非是原子化。

　　最后，除了组织方面的因素，骑手劳动还有其另外的一面。从工作性质上来说，做骑手相较于做工人，是一个更加能被“跌落者”忍受的行当。例如白领以及创业失败的人或许都会去做外卖，但他们不见得会去做工厂或者做建筑工人。毕竟工厂堪称地狱，不是谁都能忍耐那种环境，骑手所能提供的自由度也远远超过工厂。骑手的来源囊括了各行各业，从兼职的中产、家里有房出来跑单的“高自由偏好”群体（即便专送其实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纳入管理，但是其自由程度也仍然远高于军事化管理的工厂），到贫困出身的原工人，可谓是应有尽有。

　　可以说，恰恰是这种来源的多样性，也使得骑手的集体行动逻辑不同于工厂工人。外卖行业仿佛成为这个社会各种阶层的中转站，每个阶层都有他们自身的看法、态度、利益和立场差别。骑手行业的“过渡性”之所在，构成了这种瓦解抵抗的另一重原因。大家都来做一段时间，然后再离开这里走向远方，连固定工作都做不到，构建起一致的行动就更是困难。只有当一个东西会长久地影响到自身利益时，人们才可能行动起来，否则没谁会为了一个短期过渡而花费大量精力去反对什么。

　　进一步，这种过渡性又和骑手的高度“兼职性”牢牢相关，并且在彼此之间构成强化关系。兼职本就是临时和不稳固的象征，也意味着劳动门槛的低下和高度可替代性。如果生产可以轻易地由兼职工人替代，那么停止生产便会极为困难——这种困难会同时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替代”，其二则是“没必要”。前文所说的外援替代众包就是一例，而后者，对兼职人员来说，遇到问题大不了不做，为什么还要浪费精力去反对呢？

　　所以回到正题，“情境性关系”归根结底是宏大社会结构的微观体现，也是当代“不稳定劳动”的体现。在这样的不稳定劳动过程中，人们再难以构建起稳固的“非情境关系”，而只能不断地介入再退出，介入再退出，就和自身不稳定的劳动一样，如飘荡的小船那般起起伏伏，找不到落脚点。这种原子化的现状似乎传导出一个极其绝望的未来，一个各自为政，漠不关心彼此的未来。

　　但我却从“情境性关系”中看到了一丝希望。

　　哪怕是如此高度的流动性职业，仅仅是短期的聚合，居然还能让人们在彼此的相互配合与劳作中构建出一种“强关系”。这意味着“组织化”的相对力量，并不如一些人设想的那么微弱。他们显然并未因“原子化”而消失，反而具备着极高的韧性。人类需要社会联系，而我们的生产也必然是要建立在社会联系之下的。只要社会生产仍旧需要“组织”——就像平台被迫在市场压力下再次构建站点制这种“半车间”一样——纯粹个体的、去社会化的“原子社会”终究只是幻梦。在个体主义者那里它体现为乌托邦，而在悲观者那里则是透彻着绝望的末世学。但更加现实的结果恐怕是两者皆非。

　　与其去思考绝望或盲目乐观，不如多去想想现实的当下，如何释放那些被“原子化”压制的“社会韧性”？

　　恐怕这才是更有价值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