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军七大的时候，毛主席的正确建军路线遭到否定、陈毅当选红四军前委书记、朱德严重不理解主席正确建军路线、刘安恭近乎疯狂的污蔑、抹黑、攻击、迫害主席。但是，毛主席依旧以红军事业、中国革命大局为己任，极尽所能为红军出谋划策、提供他的正确指挥意见。红四军七大后、古田会议之前，红军的行动可以概括为“一胜一败”，这一胜，就胜在了接受毛主席的正确军事指挥意见；这一败，就在于背离了毛主席的正确军事路线。

　　1929年7月29日，毛主席出席红四军前委紧急会议，同朱德、陈毅商讨对付敌军“三省会剿”的计划。毛主席精准指出：“敌人内部有矛盾，他们各自为政，所谓‘会剿’，实际是‘会’而不‘剿’、‘剿’而不‘会’。对于敌人的‘会剿’，我们不能硬拼，应在闽西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战术，敌人打过来，我们就缩小目标，转移敌人视线，分散敌人的力量。敌人一走，我们再打过去。”（黄允升：《毛泽东的三落三起》。中央文献出版社）会议决定红四军一路在闽西通过游击战争扰乱敌军，另一路出击闽中、到敌人兵力薄弱的方向发展，以分散和转移敌军的力量。可见会议接受了主席的正确指挥意见——以一小部分兵力牵制和扰乱敌人，并以另一部分兵力打倒外线转移敌人的视线，等敌人不得不走之后再打回根据地。

　　在此期间，主席亲自指挥最危险的内线作战，他仅仅指挥两个纵队，就有力的牵制和干扰了敌人。“这期间，红四军第一、第四纵队，在毛泽东和闽西特委指导下，在上杭、永定、龙岩三县分兵游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并以有限的兵力，与苏区群众密切配合，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会剿’之敌。”（《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29年，三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一期间，朱德率领的另一部分兵力之所以出击相对顺利，也离不开主席早就告诉他们的正确战略战术以及主席亲自在最危险的根据地内线指挥的牵制敌人的游击战争。

　　在此期间，主席还严格、及时纠正朱德的错误，使红军避免了重大损失。当时朱德率领的第二、第三纵队计划渡乌龙江、到赣浙皖边界打游击。主席发现了朱德的错误。根据主席的意见，闽西特委致信红四军前委说:“过了乌龙江则敌消息灵通，运输便利，更有受大军包围危险”“建议前委再调四军回闽西”（《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29年，三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于是，红四军第二、第三纵队决定返回闽西。红四军反“会剿”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取得了重大胜利。

　　这就是红四军七大后的一胜。

　　1929年10月18日，朱德、刘安恭指挥的中共红四军决定冒进到粤东东江地区，这无疑严重违背了毛主席避实击虚、反对冒进、捡着弱的打这一正确战略战术。红四军前委告诉中央和福建省委:“毛同志久病，现虽起床，尚不能行走，此次去东江，尚不能出发”（《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29年，三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趁着主席因病无法大力工作以及朱德相对软弱、没有主席那样敏锐而果断，刘安恭尽情瞎搞！次日，红四军主力分三路开始向东江地区进军。离开了主席正确军事指挥的红四军遭到了惨败，从到红四军以来坏事做尽、严重祸害红四军、不停污蔑和迫害毛主席的刘安恭也在这次惨败中彻彻底底的死了。红四军在梅县之战惨败之后，朱德决定撤出东江，返回闽西。

　　无疑，“红四军主力‘冒进闽中’企图放弃割据赣南、闽西计划，想到湘赣皖边界游击，只是由于敌人的阻拦和自然条件的障碍才不得不返回闽西；为贯彻中央决定，军部率三个纵队离开闽西又南下，企图待机夺取广东大城市，割据东江，只是由于梅县受挫，又才不得不返回闽西。可见，红四军新前委没有坚持割据赣南、闽西二十余县的计划，红四军也没有把工作重心放在深入根据地建设方面，这不能不说是忽视了毛泽东在赣南、闽西扩大‘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思想，也不能不说是红四军七大否认党内存在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的结果”（黄允升：《毛泽东的三落三起》。中央文献出版社）红军的这次惨败，就是违背毛主席正确军事路线的后果。

　　这就是红四军七大后的一败。这次大败之后，毛主席出山整军，在古田会议亲手缔造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军队。

　　红四军七大后的一胜一败证明——按着毛主席的正确军事路线，红军就能打胜仗；背离毛主席的正确军事路线，红军就会打败仗。

　　不仅仅是军事方面，很多方面的事实都足以证明——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坚持了毛主席指引的正确路线，就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背离了毛主席指引的正确路线，就会走向小道、邪路甚至不归路。

　　**离不开毛主席的路线、人民军队离不开毛主席的路线、中国人民离不开毛主席的路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离不开毛主席的路线，这就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