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阶文明与低阶文明之战

　　——中西义利分野，高阶文明必胜

　　忆伟人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中国这句千年古训宛如一道划破历史长空的闪电，以其凌厉之势，精准无误地剖析出中西方文明的本质差异，让我们得以清晰洞察两种文明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与走向。

　　文明表现   事实比较

　　先看事实。近日，一个deekseep，一个宇树机器人，还有杭州的六小龙，让西方震动，一众科技大企业金融股市破防。

　　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拥有5000年未曾中断文明的伟大国度，长期维系大一统格局，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从古老的华夏文明萌芽，历经无数次朝代更迭与社会变革，中华文明不仅顽强延续，更在岁月的磨砺中愈发灿烂辉煌。古代的盛世华章彰显着深厚底蕴，近现代的艰难探索铸就了坚韧品格，如今的社会主义中国，正以蓬勃的朝气大步向前。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成果斐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处处彰显着强大的生命力与大国担当。

　　反观西方。美国债台高筑，声称要高关税制裁盟友，特朗普与乌克兰泽连斯基在白宫吵架，欧洲与北约国家纷纷攘攘，莫衷一是，同样在全世界人们面前出了洋相。

　　曾几何时，在过去两三百年间，凭借殖民扩张一度走向强盛，如今盛极而衰的命运却让其如今深陷困境。内部纷争不断，矛盾错综复杂，种族冲突频繁爆发，贫富差距日益悬殊，政治极化现象严重。经济增长乏力，军事霸权难以为继，文化影响力也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逐渐式微，在国际事务中纷争不断，尽显疲态。

　　我们不禁要问，为何曾经辉煌的西方文明如今走向这种地步，而古老的中华文明却能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

　　答案其实早在5000年以前就已写就！它就藏在两种文明一早就定向了的，截然不同的价值导向之中，以至发展到今日状况。

　　历史溯源   源头差异

　　中国文明自古就以“义”为导向，而且深深地扎根于集体主义的肥沃土壤之中。请看《礼记·礼运》所提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此句描绘理想社会，体现中国文明追求集体和谐、天下为公的“义”之导向[2]。《周易·坤》记曰："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3] 意思是大地的气势宽厚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 ，倡导君子应具备宽厚的品德，包容万物，承载责任。道家老子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出自《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意谓宇宙间最根本的原则是自然，让事物按照其原本的规则与规律去发展，而不加以干预最为高明，一切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人为活动都应该遵循被改造对象之自性，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引导人们遵循天道而行事。儒家倡导的“仁爱”思想源远流长，孔子所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5]，出自《论语·雍也》，体现儒家推己及人的思想，意为自己要站稳，才能扶起摔倒的人；自己要腾达，才能博施济众，将个人的发展与他人紧密相连，深刻体现出对集体利益的重视；孟子同样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6]，源自《孟子·梁惠王上》，倡导将对自己家人的爱推及他人，在赡养孝敬自己的长辈时不应忘记其他与自己没有亲缘关系的老人，在抚养教育自己的小辈时不应忘记其他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孩 ，构建起温暖和谐的社会关系。以上这些以义为导向的文明精神，贯穿于中国历史的始终，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无私奉献。可以说，中国古代的追求大一统，强调和谐共处，建成强大国家，共享太平的历史；以及从近代遭受外族入侵，灾难深重中，经过多少代仁人志士的无私牺牲奉献，走向今日的强盛发展，正是中国从古到今这种以义为导向的文明华育的结果。

　　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深受个人主义影响。早期希腊城邦为争夺土地、资源和“荣耀”，频繁发动战争，相互厮杀。中世纪，盲目迷信上帝的思想盛行，神权凌驾一切，宗教裁判所迫害“异端”，社会陷入黑暗，科学与理性发展受阻。文艺复兴虽提倡人性解放，却也加剧了个人主义膨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鼓吹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将人的私利作为不可侵犯的最高原则，主张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完全自由地调节经济，认为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促进社会的繁荣[7]。这种思想为西方以“利”为导向的文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鼓励人们毫无顾忌地追逐个人利益。随着历史发展，这种价值导向的弊端愈发明显。大航海时代，西方列强疯狂掠夺殖民地，西班牙、葡萄牙在美洲屠杀印第安人、抢夺金银；英国女皇投资海盗分赃，黑奴贸易更是给非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现实映照   当代分野

　　在现实社会中，中国“义”导向文明持续发挥强大作用，直至于现代。现今我国信奉社会主义，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脱贫攻坚，让数以亿计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这是“义”在当代的生动实践。面对自然灾害，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彰显强大凝聚力。在科技领域，科研工作者怀着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热忱，攻克诸多难关，推动国家科技实力大幅提升。

　　回顾近代，中国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不懈奋斗。林则徐虎门销烟，彰显民族气节；康有为、梁启超发起戊戌变法，试图改良社会；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但这些努力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命运。直到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毛泽东将“义”的理念融入国家制度建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党的宗旨[8]。土地革命让农民获得土地，社会主义改造推动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践行“义”的文明奠定坚实基础。

　　西方以“利”为导向的文明在当代困境重重。经济上，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差距悬殊，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劳动者权益受损，社会矛盾激化。正如《国富论》理念下，资本不断向少数人集中，普通劳动者难以获得公平的财富分配。政治上，不同利益集团争权夺利，政治极化严重，政府决策效率低下，所谓的“民主”沦为利益博弈的工具。文化上，过度商业化使精神追求被物质欲望取代，社会道德滑坡。美国种族矛盾长期尖锐，枪击事件频发，社会动荡不安；欧洲面临难民危机、债务危机等问题，内部矛盾不断升级，各国在危机面前相互推诿。

　　高阶与低阶  高低立判

　　从文明维度审视，中国以“义”为导向的文明无疑处于高阶层面。它拥有深厚的道德底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追求社会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发展。在这种文明的引领下，国家能够实现长治久安，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社会充满着温暖与希望。而西方以“利”为导向的文明则深陷低阶泥沼，被私欲和贪婪所驱使，只关注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忽视了社会的整体发展与长远利益。这种文明导致社会矛盾丛生，发展难以持续，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

　　中国积极践行“义”的理念，在国内，持续推进转移支付政策，平衡区域发展差距，让经济欠发达地区也能获得资源支持，实现基础设施完善与公共服务提升，促进了全国各地区协调发展。大力开展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发展农村产业，让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乡差距不断缩小，体现对广大农民群体的关怀，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保持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功能，国有企业在能源、交通、通信等关键领域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以保障国家战略安全、服务人民生活为首要目标，提供稳定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不计短期利益得失。在高铁建设上，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构建起世界上最庞大的高铁网络，不仅极大便利人们出行，还带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促进人员、物资、信息的高效流通。农村通邮工程更是克服重重困难，让偏远乡村也能与外界紧密相连，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农产品走出大山，带动乡村经济发展。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在国内放任**、枪击以及贫民流浪等问题不管。**现象泛滥，政府缺乏有效管控措施，导致无数家庭支离破碎，社会安全隐患大增；枪支管控不力，枪击事件频发，民众生命安全时刻受到威胁，却因利益集团阻挠无法有效改革；大量贫民流浪街头，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美国政府对此漠视不管。在国际上，美国为维持霸权，将巨额金钱投入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使得当地民众家破人亡，社会秩序崩溃，经济发展停滞，给世界带来无尽灾难，只为满足自身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全然不顾国际道义和他国民众的生死。

　　大势所趋   高阶文明必胜

　　从发展的可持续性来看，以“义”为导向的高阶文明有着清晰的发展逻辑和长远规划。它重视社会公平正义，注重资源的合理分配与利用，鼓励人们通过合作与创新推动社会进步。当遇到困难与挑战时，整个社会能够团结一心，凝聚力量共同应对。而以“利”为导向的低阶文明，由于过度关注个人或小团体利益，资源分配不均，社会矛盾尖锐，难以形成合力。在面对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时，这种文明的短视和自私暴露无遗，各国之间相互推诿责任，无法有效合作解决问题。

　　从国际影响力角度而言，中国凭借“义”的理念，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沿线国家开展广泛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众多国家踊跃参与，实现了互利共赢，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而西方一些国家，凭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断挑起贸易争端，破坏国际秩序，其国际形象和影响力逐渐下降。

　　从文明传承与创新能力来讲，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传承，不断吸收新的元素，与时俱进。无论是古代的四大发明，还是现代的科技创新成果，都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不断结合时代需求进行创新，使文明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而西方文明在发展过程中，过度依赖物质和技术，忽视了精神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在面对新的社会问题和挑战时，缺乏足够的文化底蕴和创新能力去应对。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历史与现实的鲜明对比，已然清晰地揭示出答案：中国以“义”为导向的高阶文明必然战胜西方以“利”为导向的低阶文明。中国的发展历程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我们坚信，在“义”的引领下，中国将继续书写辉煌篇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与力量，引领世界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给全人类带来无限的发展希望 。

　　站在时代的潮头，我们坚信社会主义社会的光明未来，坚定地拥抱以“义”为导向的高阶文明，携手共进，向着充满希望的明天大步前行。这是历史的选择，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正在前方等待着我们去开创。

　　2025年3月4日 于广州

　　注释

　　[1]出自《论语·里仁》，此句表明君子看重道义，小人看重利益，体现了儒家对义利观的基本态度，为全文探讨中西方文明义利导向差异奠定思想基础。

　　[2]《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为大同”，描绘理想社会，体现中国文明追求集体和谐、天下为公的“义”之导向 。

　　[3]出自《周易·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大地的气势宽厚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倡导君子具备宽厚品德与担当，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

　　[4]出自《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阐述道家顺应自然规律的思想，对中国古代追求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生的理念产生深远影响。

　　[5]出自《论语·雍也》，体现儒家推己及人的思想，强调个人发展与他人、集体的紧密联系，是中国集体主义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6]源自《孟子·梁惠王上》，倡导将对自己家人的爱推及他人，构建和谐社会关系，反映中国文明以“义”为导向的道德追求。

　　[7]参考亚当·斯密《国富论》，书中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强调个人私利对社会繁荣的促进作用，为西方以“利”为导向的文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8]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的宗旨，融入国家制度建设，践行社会主义的“义”，对新中国发展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