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众所周知，宁都会议标志着毛主席的正确政治、军事路线遭到根本否定，也标志着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被执行错误路线的领导干部们剥夺。但是，宁都会议后中共领导红军取得的一系列战绩，归根结底，还要归功于主席，而非周相、朱德。因为在主席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之前，怎样打仗、特别是怎样打第四次反“围剿”，主席都告诉了他们。周相和朱德不听主席的正确军事指挥意见，导致第四次反“围剿”一度陷入被动，后来又不得不采取主席告诉他们的打法，才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下面我对这段历史做比较简明扼要的呈现。

　　一、宁都会议前，毛主席对红军战略和战役的正确规划

　　宁都会议前，周相奉中央之命，亲临前线监督主席执行中央错误路线。主席据理力争，并得到了王稼祥同志的鼎力支持。于是，周相接受了主席的正确军事指挥意见，和主席、朱老总、王稼祥同志一起致电中央，指出：“乐安敌军吴奇伟师非高树勋一旅可比，如攻乐安三日不下，西来援敌必至，内外夹击转增不利。”“攻乐安无把握，且用最大力量，即使能消灭吴奇伟，以现时红军实力，将不能接着打强大增援敌队。此请中央局特别注意。”（《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2年，三十九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实际上就是避实击虚、雷公打豆腐、集中优势兵力的思想。宁都会议后，无论是建黎泰之战还是金资之战，在战役战术上，都是按照主席早就告诉他们的办法打的。这两场战役在战役战术角度的胜利只能归功于红军的缔造者和战役战术方法的提供者毛主席，而不能归于其他任何人。

　　宁都会议前，主席就对第四次反“围剿”做了必要的战略布置和战役方针设想。

　　主席指出：“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以战备姿态做一时期争取群众、扩大苏区以及加强自身教育训练的工作，消灭敌军的零星游击力量和该地区的反动武装，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整顿扩大和建立这些地区的赤卫队、游击队，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打击和消灭敌军的出击部队，造成有利于与北面敌军作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布置战场，达到在敌军对中央苏区和红军实行总攻时，要有把握的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粉碎敌军四次‘围剿’，消灭援敌，夺取敌军驻点，以展开江西局面。以军团为单位组织参谋旅行团，担任军事地理的调查及作战的各种侦察，将社会调查、地理调查和军事调查制成书面及图表，报告直属指挥员及上级参谋部。作战地域划分为，第一军团以东陂为中心，第三军团以新丰为中心，第五军团以甘竹为中心，第二十二军以南村为中心。”（《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2年，三十九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实际上就确定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不再过分对劲敌进行进攻，而把主要精力用在准备防御、争取群众、在敌人薄弱环节扩大苏区和争取群众、制造有利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条件上。同时，主席积极准备反“围剿”必要的调查研究。正如《毛泽东年谱》所讲，主席的这些精准部署，为第四次反“围剿”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二、宁都会议时，毛主席正确的战略方针遭到了严重的诋毁、抹黑、否定

　　毛主席的正确战略方针在宁都会议遭到了严重的抹黑、批判，毛主席本人也遭到了极其残酷的迫害。宁都会议先后由任弼时和周相主持。军事能力极差又以“工人阶级”自居、极端妄自尊大的项英是在这次会议诋毁、污蔑、抹黑毛主席的“急先锋”。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坚持九月二十六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离开苏区出击敌军。后方中央局成员批评前方同志‘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2年，三十九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当时主席最积极反对中央局错误路线，而中央局多数成员对主席以准备防御、巩固根据地实力、创造反“围剿”必要准备的正确路线做了根本否定。同时，他们对毛主席的战役战术方针也做了根本否定。“并且把他在历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2年，三十九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在会议力挺主席，也在这次会议遭到了严重不公正的批评。会议认为：“特别指示[出]泽东同志等待观念的错误,批评到总政治部对有政治问题的人采取了组织上自由主义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人末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可见，无论是毛主席的正确军事路线还是大力支持毛主席正确军事路线的王稼祥同志领导的总政治部，都在这次会议遭到了残酷的、不公正的打击。在这次会议，毛主席被彻底剥夺了军事指挥权。然而，现实狠狠的打了在宁都会议中那些否定毛主席正确军事路线的领导们的脸。

　　《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史》客观公正的指出：“由于错误的军事战略占了上风,从这时起,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一直被排斥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以致后来中央苏区和红军蒙受极大损失。”（《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史（上）》，第58页。国防大学编）

　　三、建黎泰之战和金资之战是毛主席战役战术的胜利和否定毛主席正确战略的中央局在战略上的失败

　　前文已知，早在宁都会议前，主席就告诉了前线多数同志怎么打仗——捡着弱的打、雷公打豆腐；主席也告诉了多数同志往哪个方向打——不执行“进攻路线”，赶紧准备引诱敌人进来然后打他们。前者是主席在战役上的指导，后者是主席在战略上的布置，无一不是正确的。

　　由于在战役战术上正确执行了主席“雷公打豆腐”的方法，红军先后取得了两次战役的胜利。“此时,赣闽边境地区,仅有敌新编第四旅和第二十四师、第五十六师各一部,兵力比较薄弱。10月18日至24日,红一方面军相继占领了建宁、黎川、泰宁、邵武、光泽等广大地区,歼敌1个团。”“11月16日,红军分由黎川、邵武、光泽地区北进;17日，击溃敌第五师1个团,占领资溪;19日,占领金溪;20日,又将来援的敌第二十四师1个团歼于礼西赵。1933年1月4日至5日,红军又消灭了驻守黄狮渡的敌第五师第十三旅,俘敌1000多人,生擒其旅长周士达。”（《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史（上）》，第57页。国防大学编）这些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人薄弱环节的办法，都是主席早就告诉他们的锦囊妙计，即使打赢了，也只能归功于主席，而不是其他人。

　　他们在战役上基本采取了主席的正确办法，但是在战略上根本违背了主席的正确办法。正如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所说，战略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主席告诉他们——应该以巩固苏区、准备防御为中心，而不能过分以对外进攻为中心。但是他们偏偏反着来、偏偏不听主席正确的战略意见，以至于第四次反“围剿”一度陷入了被动。正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史》所说：“但是在敌强我弱、敌军又正在集中重兵准备进行大规模‘围剿’的关键时刻,企图以先发制人的方针,夺取敌人的中心城市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则是一种很不符合实际的主观愿望。通过进攻作战,红军不但没有改变敌强我弱的战略格局,反而消耗了自己,并失去了巩固苏区、休整部队以准备迎击敌军‘围剿’的宝贵时机。”（《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史（上）》，第58页。国防大学编）

　　正是因为不听毛主席的正确战略意见，第四次反“围剿”一度陷入被动。可见，建黎泰之战和金资之战是毛主席在战役战术上的胜利，并证明了毛主席战略的正确和当时中央局战略的根本失败。

　　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归根结底是毛主席的功劳

　　为了尽可能弥补“进攻路线”造成的恶果，周相和朱德不得不改用毛主席的办法。“周、朱鉴于敌军兵力密集,在南丰地区与之决战极为不利,果断地决定撤南丰之围,采取退军苏区的行动。红军第十军伪装主力,在里塔圩、新丰街之间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以迷惑敌人;主力则秘密地转移至苏区内部的东韶、洛口地区,寻机歼敌。红军及时退军苏区，使自己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史（上）》，第65页。国防大学编）这实际上就是前文提到的、毛主席在宁都会议前和宁都会议上早就告诉他们的办法。早不执行、晚不执行，偏偏在红军陷入被动后执行，这一事实只能证明周相和朱德当时对主席正确战略的支持不力和主席正确战略的完全胜利。后来第四次反“围剿”，周相、朱德不得不按着主席在宁都会议上早就告诉他们的、但是被宁都会议的很多参会者根本否定的“诱敌深入”正确战略战术来打，从而使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次胜利，归根结底，应该归功于主席的正确战略战术，归功于宁都会议前和宁都会议的时候早就告诉了他们正确办法的毛主席，而非周相和朱德。

　　胡乔木说：“在一九三二年六月到一九三三年二月刚刚出卖了上海抗日战争的蒋介石，又以九十个师五十万兵力组织了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第四次全面围攻。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战略，红军在这次反围攻的战争中又得到了巨大的胜利。”（胡乔木：《中国**的三十年》）这是完全正确的，更是对第四次反“围剿”最客观公正的评价。以往历史虚无主义者片面的把第四次反“围剿”的功绩归于周相和朱德，完全是置宁都会议前和宁都会议时毛主席早就告诉他们正确战略战术这一雷打不动的事实于不顾、置宁都会议否定了毛主席正确战略导致第四次反“围剿”陷入被动于不顾。

　　五、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上述内容可见主席战略战术的完全正确。实际上，全党认识毛主席，都有一个过程。很多被媒体宣传的都几乎成了完美之人的前辈，事实上错误也很多，他们的错误远远比主席要多得多。恰恰多数情况是他们错误的时候是伟大领袖主席坚持的是真理，并帮助他们纠正错误。毛主席是历史上正确最多、错误最少的存在。

　　早在第三次反“围剿”期间，周相就写信批判过主席的正确路线、坚持城市中心论。他强调：“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二个顶大的城市”（周恩来：《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关于中央苏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中心任务》）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周相，我们是要尊重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为尊者讳，我们要是实事求是的直面周相的错误。

　　土地革命时期，朱德、彭德怀等人都对主席有不公正的指责。“朱德与毛[泽东]之间也有分歧。曾举行过一次有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指挥员参加的会议。朱德在这次会议上说，他不过是毛[泽东]手中的玩物，没有任何权力，毛泽东不拿他当回事，他什么事也干不了。彭[德怀]当时拍着桌子说:‘你是懦夫，你为什么不斗争?’”“党的积极分子也对毛[泽东]不满，因为他看来是个军事独裁者，他从不召开军事会议，独自发布命令，等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可见，当时朱德对毛主席长期抓紧对军队的掌控、经常亲自细致指挥战役意见很大，也可见彭德怀当时对主席抓紧对军队的掌控和指挥非常不满。

　　但是——恰恰是每当主席“军事独裁”、每当主席亲自抓紧对军队的掌控的时候，红一方面军经常打胜仗——开拓了当时全国最广阔的苏区、在三次反”围剿“战争之中创造了十二战十二捷的以弱胜强奇迹，并取得了漳州大捷……恰恰是失去了毛主席对军队的亲自、细致指挥，恰恰失去了毛主席的“军事独裁”之后，红军屡战屡败、几乎没打过什么漂亮仗，最终十万变八万、八万变三万、到了灭亡的边缘……这时，就有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最终，还是“军事独裁”的毛主席亲自指挥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之战，使红军绝地重生、转危为安。

　　小结：

　　综合上述内容，我们足以得出这些结论：第一，毛主席早就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建黎泰之战和金资之战都是主席战役战术的胜利，第四次反“围剿”是主席战略的胜利，主席的军事贡献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比的；第二，宁都会议否定了主席的正确战略，以至于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一度陷入被动；第三，包括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在内的大量红军干部，对主席亲自指挥非常不满而且严重不理解，但是事实证明主席才是正确的。李海文写的《周恩来传略》对于遵义会议的描述令人极端不理解，令笔者哭笑不得。她说：“由于周恩来的工作，博古主动交权。在战争的危急时刻，中共中央领导顺利交接，避免了一场危机。这就保证了中国**的胜利，保证了长征的胜利。周恩来、博古博大胸怀，不计个人得失着眼革命大局，功不可没。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主动让权，为后世做出榜样，令人钦佩。”（《周恩来传略》：《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会》）哎呀哩！不排除周相胸襟博大——但是在全军到了灭亡边缘的时候，即使是再小肚鸡肠的人，只要还有求生欲，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为了突出重围，也不得不必须请全军打过胜仗最多、打败过蒋光头次数最多的毛主席出来指挥呀！那种濒临灭亡的场合压根不是考验胸怀的场合，而是赶紧想办法保命的场合，除非他博古“看破红尘”、真的不想活了……

　　以黄克诚大将的两句至理名言作为本文结尾：“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黄老将军这句话，就是本文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