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曾经接触过《道德经》选编的课文，那时候知之不深，但仍然觉得其中有一定的道理，背诵记忆是老师安排的规定任务，所以有的经句、金句至今可以喷薄欲出。及至后来，购买了多个版本的相关书籍，一路研读不辍，不经意间发现，几乎都存在一种典型的概念：一是愚民的批判不绝于耳；一是唯心的批判屡见不鲜；在这两者的相互作用下，中华民族的经典变成了落后的、需要淘汰的、应该批驳的糟粕。虽然美其名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终究造成了它们在中华文化历史背景中的尴尬地位，舍、得，也就是扬弃，扬弃的前提是必须通读且读懂这些经典，尤其重要的是以什么身份去读、进而去批判这些经典，更应该弄清楚这些经典原本的受众对象是哪些社会群体，还需要熟悉掌握作者当时所处的大的社会背景及其社会地位和身份属性。很不幸，如果忽视了这些环节，虽然引经据典、纵横开合、洋洋万言，恐怕所得非本意，批判难精准，甚至是颠三倒四，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窃寡见少闻、才疏学浅，但本着对经典的崇敬之心，聊以自娱，略作斯文以记之。

　　请欣赏《道德经》经句美文：

　　1.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2.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

　　3.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4.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

　　5.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

　　6.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有不信。

　　7.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8.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

　　9.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10.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11.治大国，若烹小鲜。

　　言归正传。我们应该肯定的是老子和庄子都是非常热爱生命的，而且他们的胸怀中有一股荡气回肠、激越昂扬的大爱，那是对生活的珍视、对百姓的同情、对社会的关爱、对生命个体的洞悉明察，更是对弱势群体的宽慰、对统治集团的警诫。没有经历过风雨沧桑，没有经历过艰难困苦，没有经历过岁月轮回，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血腥洗礼，没有经历过人性的爱恨情仇，大概率是不会真正读懂老庄的道家经典的。

　　批判《道德经》是愚民政策的开端，则其站位一定是在统治阶级集团的层面，否则“治大国，若烹小鲜。”和“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有不信。”及“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等等类似这样的经句，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无异于对牛弹琴、无的放矢、浪费口舌。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道德经》的受众对象就是统治阶级集团，这也符合“反者道之动”的经文和经意。不管统治阶级采取阳谋或者阴谋的方式统御百姓、驾驭天下，它们绝对不会将“愚民”这样自污、自贱、自残的“美誉”戴在自己头上。它们一贯维持自己正确的、伟大的、神圣的社会地位和盛誉，从来都缺乏一种自我反省、勇于承认、敢于自我批评的勇气和魄力。所以“愚民”的判断，一定出自被统治阶级或者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借此混淆是非正误、高下短长的判断标准，从而歪曲《道德经》的针对性、洗脱统治阶级的社会责任与道德标准、从而降维打击老百姓的认知范畴和理性思考。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是治国理政的根本宗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才衍生出“无为无以（不）为”的责任与担当。“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这是身在其位、不谋其政，不作为、乱作为、滥作为的扰民害民坑民的行为写照，“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里的“刍狗”有通神之用，则必须有诚敬之心；用则已矣，又能够因任自然，无私无恩，贴合“修养生息”的理论范畴，即民生以养民，民意以用民，正如《道德经》里面所述“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不居。”这才是“致治”的典范。

　　《道德经》一再强调“以正治国”，正视权力，正视民意，正视历史，正视实践，而不是抛弃“行大道”的本真，自是自大、自负自满，以圣人自居，以智慧自信，以谲术自任，以邀名自谋，以滥法自保，以强权自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是《道德经》基于正人先正己、正身先正言的条件下给予的选择和自我约束、自我规范、自我激励、自我警诫，一言以蔽之，即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统治阶级要放下固化利益和固定思维模式，解除固定阶级权力的禁锢，冲破固定阶级代表的牢笼，才能通往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的康庄路径。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唐朝陆希声注解曰：“上德合道，不以德称，无以而为，故有常德。下德失道而同於德，有以而为，故无常德。上德之用，法乎自然，故无以为而无为也。下德之用，法乎无为，故有以为而为之也。”这既是无有、圣俗、高下、正邪、善恶、民主与专制的评判标准，更是善治如“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等“上善若水”的品行与沽名钓誉、损公肥私、巧取豪夺、鬼话连篇、自欺欺人、肆意猖狂、随心所欲等“专制强权”的分水岭，宋朝苏辙讲解的更加透彻“圣人纵心所欲不逾矩，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贵，勉强以求不失，盖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也就是后者是等而次之、每况愈下、日暮途穷的情景。至若“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更是被打上“另类”的标签，殊不知前面还有句话，“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涵盖了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是知足、富贵、祥和、安逸、舒畅的影像，这是治国理政的梦想蓝图，这是政治清明的最佳表率，这是统治者负重前行的最高标准，这是统治阶级“政通人和”的追求目标，这是《道德经》对统治阶级鲜明地提出的“政治之约”。奈何几千年的中华历史，稀及之矣！二十世纪那二十八年可谓得之矣。

　　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法家人物韩非子撰有《喻老》篇，则后世批判《道德经》“愚民”的人物必定是“非老”的中坚力量，它们不愿意说明白、讲透彻的根本原因，大抵是统治阶级集团的一份子而已，因为它们摆脱了《道德经》的本意和束缚，一意孤行，背道而驰，开脱罪责，无理狡辩。

　　批判《道德经》是唯心思想的初始，一定缘自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自认为活学活用、学懂了弄通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它们打心眼里对《道德经》嗤之以鼻，是是非非，又或者非是是非，不一而足。它们的逻辑分析、推理、辩证及至得出的结论，详细缜密，值得敬重钦佩。窃以为，如果院系哲学对《道德经》各是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矛，则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块厚重的金盾，将轰然倒塌，荡然无存；则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将因此断带、割裂，难以继承与发展，更不用说弘扬和传播了；则中华民族的政治政事政务与民智民力民生的和谐包容进步如何调节、如何整饬、如何规范、如何借鉴？如果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被全盘否定，我们的民族就没有了来处；如果变色了、变味了，或者非马克思主义者如苏修分子，必定会受到资本的疯狂围剿与虐杀，将马克思主义变成随心所欲进行装扮的傀儡，以期达到自私自利、自是自恃的目的，则第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苏联的土崩瓦解便是前世之事；如果我们的心性空白了，空洞了，道德失守了，中华民族的身躯被拦腰斩断，既前无古人又后无来者，则我们的归途何在，信仰何在，力量何在，文明何在，精神何在，民族魂何在？

　　统治阶级其实是讨厌《道德经》的，因为那里面没有圣智仁义礼乐（统治阶级可以以此为工具，实则是一条自我革命、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纠错整改的道路。老子的胸怀不可谓不广矣。）之说，有的是“天地以圣人为刍狗”（天地以万物为刍狗的后续衍义，足见自然天地给予圣人即统治者及其阶级集团的自由度是多么大啊！）的架构，有的是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的榜书，也因为经文是对它们的高标准、高要求、高质量、高效率、高站位、高品质、高水平的治国理政的期许，或者规范，或者训诫，它们倾其一生、接续努力，也永远无法达到的社会实践与现实评判，所以只有全盘否定、只有不再倚重《道德经》真义，它们才可以无所顾忌地肆意妄为，才可以沾沾自喜地藐视历史、自高自大、惟我独尊，才可以偷偷地用“治大国，若烹小鲜”来装扮门面，迷惑百姓，自行其是，暗度陈仓、养尊处优。

　　《道德经》中的“无为”思想，其表述大概是“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当事而为，无为之之心；当教而言，无言之之意。苏辙）“为无为，则无不治矣。”（这里的无为指：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爱民治国，能无为乎？”（既以治身，又推其余以及人。虽至於爱民治国，一以无心遇之。苟其有心，则爱民者适所以害之，治国者适所以乱之也。苏辙）其中“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上德无为而无以为”是“道”的一本同源、一体二用、不分伯仲。唐朝陆希声注解曰：“圣人则不然，执古御今（以无为统御有为的意思，而不是厚古薄今的臆测之义。）断雕为朴，功成而不执，事遂而无为，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我们可以理解为当机立断、见机行事，泰然处之、无过无不及，也可以浅显地理解为坚持问题导向，解决急难险重的社会问题，“使百姓咸遂其性，皆曰我自然而然，则亲誉畏侮之心皆不生於世矣。”（行不言之教，通无为之理，则无为之有益也。陆希声）所以通读全经，证实“无为”是积极性的，是防御性的，是有目标性的，它对统治者提出了明确要求“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也就政治立场、政治倾向问题，代表谁、为了谁、服务谁，讲究知足知止知至知耻，要弱化权力欲望，要以百姓心为心，不能沽名钓誉，不能强取豪夺，不能滥施淫威，不能假公济私，不能设置障碍，不能诡黠权术，陆希声注曰：“夫圣人之为治也，必推其身心以及於天下……夫圣人之治也，必反诸身心以合於天道”正所谓“初心易得，始终难守”《道德经》第十七章“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总结了几种治国理政的状况，陆希声解释道：“於乎心之有孚谓之诚，言之可复谓之信。诚既不孚，言则不复，而犹贵重爽言，谓之诚信可乎哉？”也就是说出发点必须是正确的（谓之诚）要经得起社会实践的检验（谓之信）如果一昧地夸夸其谈、信口开河、自鸣得意，以至于言不由衷、言行不一、言不可复（欺骗性的、虚假性的理论，没有达到实际效果、未能满足老百姓的期望）上下背离，“岂非文告烦而躬修薄欤”（吕岩语）苏辙注曰：“唯不自信，而加以仁义，重以刑政，而民始不信矣。”则是从反面论证了政令繁杂、粉饰太平、狡诈功利、失信天下的重大危害。是不为警诫乎？

　　“愚民”则难以为继，“唯心”则虚无幻化，那么《道德经》的历史生命、文化价值、精神内涵、思辨意义，会不会“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呢（诸葛亮《诫子书》）窃认为是不可能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深深地滋润着人们的血脉，统治阶级的灭亡和更迭，决不能绞杀她深邃悠长的气机，决不能阻碍民族精粹文化的传承，决不能熔解《道德经》经纬蕴含的“常（恒）道”！历史长河生生不息，《道德经》必将常伴左右，似我等的肉喇叭、大喇叭则会湮没在风云变化之中，一无所有，了无讯息。

　　窃本孤陋寡闻，学识浅薄，无意也无能更无力于为《道德经》正名，姑且本着“为学日益”的素心，收拾本意，略述管窥之见，不吝博君一笑尔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