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山沉夜静，灯火万家明。

　　竹影入窗台，清风栖后庭。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这句话是成立的。首先我们将这句话进行拆分，“有中国**”，应该包含了两个阶段：诞生，与存续。然后再来逐一分析毛主席是不是我党在这些阶段产生这些结果的必然条件。

　　第一阶段，中国**的诞生。时间是1921年7月。背景是，1919年俄国十月革命传来了马克思主义，他们主张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夺得政权，最终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我国正处于外国侵略，军阀割据，阶级剥削，民不聊生的阶段。此时，中国**的诞生，是处于势中。这意味着，无论是谁，都可能引进共产主义，不是这个人就是那个人，具体是谁，更多是由此人具体条件决定。这就是，我们不能说，没有陈独秀和李大钊就没有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势，才是诞生中国**的必然因素。个人，不是。

　　第二阶段，**的存续。我们读历史知道，1927年4月，蒋介石公然杀害中国**，7月汪精卫屠杀中国**，此时我党危在旦夕。稍有不慎，全军覆没。1927年8月南昌起义，但失败了。全党不知前方在何处。9月毛主席领导了秋收起义，12月上井冈山，中国**的火种因此得以保留。并在这里逐渐燃烧为未来燎原的星火。

　　1930-1931年期间，毛主席带领红军一共打退蒋集团的三次大规模围剿。1932年10月毛主席被夺走军权，博古作为王明的代表和李德掌握大权。尽管1932年12月-1933年2月，没有他的带领，周朱德沿用了他的策略打退了蒋的第四次围剿，红军规模扩大至30万，但是亦从极点而反，经过博古李德的左倾指挥，在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中锐减至8万人，中共苏区几乎悉数殆尽。中国**被迫长征。在长征首站，又是博古李德的左倾，经过湘江战役，人数再度减至3万人。

　　然而，**的危机远未解除。因为博古还要命令军队去黔东地区与贺龙的红二军和红六军汇合。而此时，蒋集团早已以四五倍于我军的力量在那里做好布阵，正等着中国**剩余的主力军往里面钻。如果这次我党还是听博古的指令，那么很可能全军覆没，余果难存。是毛主席坚决反对，连夜找周总理朱德，说服他们支持部队掉头向贵州转移。之后获得张闻天等人支持。

　　后来全军在获取敌人行军动向，确实佐证了毛主席判断，才几经反复，最终敲定红军往贵州行进。之后再有四渡赤水等如同上帝下棋般，终于摆脱了蒋集团的围剿。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抵达陕甘宁，中国**开始真正转危为安。这说明，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人的因素大于势的因素。因此，在中共成立后的存续阶段，如果没有毛主席，确实很可能就没有了中国**。

　　可又会有人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伟人直接神化，认为他是某个菩萨的化身。但是，我们读历史就知道，伟人的每一段经历，每一个成长，都有迹可循。他那些伟大的思想与高远的战略，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而是，随着时局或者历史环境与条件的不断变化演绎，他不断经过实践和深入研究现实，并不断从历史中寻找答案，才一步步绘就出那高瞻远瞩的蓝图。

　　比如，在长征时，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好在陕甘宁落脚，而是随着局势的不断变化而做的取舍选择。在长征路上，因为蒋介石的追兵和前阵不断追杀围剿，先围堵贵州，后围堵长江边，阻挡入川，我党为了摆脱蒋的围剿，才必须选择继续北上。可具体往北的哪里呢？很可能，到了这个时候，伟人才进一步结合现实和历史，来选择一个上可夺京都，下可一统南方之地：西北。

　　我们只要全面研究伟人的经历与思想，就会发现，他的成长之路与常人无异，但是因为他举一反三的能力，记忆的能力，用脚走路的能力，非常强。所以，在青少年时期，他相对同龄人是晚熟的，但一旦他经历过了，认准了，就非常深刻，此后一生一般都不会动摇。前面文章已经说过多次，1927-1934年加上1935年长征一年是他蜕变的最关键时期。最难，也最脱胎换骨。

　　我们再看，事实上，中国**的人员成分也是不断变化的，在诞生阶段，创立者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再辐射到工人阶级群体中。之后，又以农民与知识的结合为主体。这是历史的筛选的过程。曾经共产国际为了避免中国**农民的成分太多，启用过一名纯粹由工人出身的党员。结果，这位被提拔起来，并到过莫斯科接受教育，后来因为过“左”，犯了冒险主义，在执行任务时被捕，出卖了党。就不再要求工人阶级成分。在伟人时代，在我党骨干中，用知识武装农民的比例是相当大的。伟人就是真正亲身务农过的农民知识分子。不过，刘邓是脱胎于富农地主的知识分子。陈云是工人知识分子，属于少数了。

　　为什么伟人要造反，要革命，看似“穷人斗富人”呢？并不是因为他老人家容不得富人。而是，在困难时期，尤其在还远落后于工业革命先发展起来的发达国家的时期，包括富人在内必须还要讲究艰苦奋斗。这是一定不能浪费贪污腐败的前提。这也就是，四清五反的原因。其次，我党在建党之初，就是以共产主义为宗旨的。是建立世界大同，人人平等，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世界。富人还必须与穷人平等，不能两极分化。不能官僚资本主义。因此，我们看伟人他老人家，不能以百米高，看他万丈高。不能以百步远，看他千秋功。

　　最后，我们回顾长征之初这一片段：1934年11月经过湘江战役之后，中国**已减到3万人。而长征的艰苦卓绝之战才刚刚开始，蒋介石似乎已经撒下了天罗地网。红军该如何应对，亟需首先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军队应该由谁指挥。这是领导主体亦是发展路线的问题。第二、向哪里转移。这是发展战略亦是执行方向的问题。湘西通道讨论了前者，黎平讨论了后者。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黄平的对话，则为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对这两者决策的尘埃落定提供了物质条件。而此前的极左极右的失败摸索，尤其是第五次突破围剿失败，为此次会议共识奠定了物质基础。

　　由此可见，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可往往局势的改变或者命运的扭转，就在那一瞬间。也就是说，质变总在量变基础上的突然一刹那。但当时普通的人，通常跟随事情的发展，而逐渐有所认知。只有具有高度预见性的人，才能提前看到那喷薄而出的一轮朝日，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