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之后，“九品官人法”伴随着世族门阀统治流弊中国近千年。其实，法律不是什么维护社会公平的天平，任何时代只要有阶级和国家，法律总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是他们维护统治而制定的披上国家神圣光环的法则。“九品官人”是世家豪族实力强大的表现，这个法规反映着他们时代垄断政权的诉求。

　　司马氏政权谢幕后，开始了宋、齐、梁、陈相禅代的南朝时代，政治舞台上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地面上班底，豪门世族的根基没有动摇，最多也不过作些局部角色更换，直到唐末农民大起义后，“旧时王谢堂前燕”，才“飞入寻常百姓家”。

　　东晋时代，形成“王与马，共天下”、世族与皇权共治的局面。

　　东汉世家地主是其前身，以庄园经济为基础，累世经学，世代高官，"门生故吏遍天下"。

　　赵翼说过：“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选举之弊，至此而极。然魏晋及南北朝三四百年，莫有能改之者，盖当时执权者即中正高品之人，各自顾其门户，固不肯变法，且习俗已久，自帝王以及士庶皆视为固然，而无可如何也。”

　　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权，每一个王朝都面临一个他无法解决的难题——豪强世家的土地兼并。一方面他要保护地主阶级 的利益，要为亲贵集团，为王朝建立的功勋集团和皇亲国戚们为主的世家豪强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又面临着这一势力扩张弱化了皇权及其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危害。西汉的吴楚七国之乱就是中央政权与地方豪强斗争的特殊形式和极端形式。汉武帝的重用酷吏，实际上是他打击豪强地主的一种手段，与武则天重用酷吏的性质是一样的。

　　东汉王朝的创始人刘秀就出自南阳豪强地主家族，他依靠豪族支持而“中兴”，东汉朝廷就是个豪族政权，比起他的老祖宗建立的西汉王朝先天不足，他没有他老祖宗那样的魄力，依靠强大的中央政权，约束打击地方豪强势力。所以东汉一朝，世族力量不断扩张。光武帝刘秀于建武十五年（39年）颁布过“度田令”，令各州郡检查田地和核实户口，但结果也有始无终。与资本的无限追逐利润一样，大土地的本性也是无限扩张。因为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农业经济时代，土地是农民 的命根子。土地很难通过正常买卖流转，所以豪强的扩张方式主要靠巧取豪夺，无论巧取还是豪夺都离不开一个“豪”字，靠欺诈、暴力和权钱勾结，这方面世家豪强有着天然的优势，权势与财势 交相为用。豪门权贵必然也是大地主。土地资源高度集中，广大农民生存资源同步减少，一旦超越极限老百姓无法活下去时就会铤而走险，全国规模的黄巾大起义不是张角蛊惑出来的。

　　黄巾起义和军阀混战，造成人口锐减十室九空，地主阶级势力严重削弱，这才给曹操提供屯田也即重新分配土地的机会。过去讲历史，说新兴王朝接受教训实行“让步政策”，毛泽东主席不以为然，道理就在这。

　　新的王朝建立后，土地资源重新分配，活会生产得以恢复发展，但随着土地资源的不断兼并集中，社会矛盾的激化又在新的框架内重演一遍，最终以农民起义或外部入侵的方式字词实现王朝更替，历史重演一次。这就形成延安窑洞谈话的“周期律”。在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前，“王朝更替”形式难以避免。

　　每一个王朝到中期以后，都面临着豪强地主日益加剧的土地兼并问题，他与社会矛盾和政治腐败同步存在并同步扩大着，旧有的统治秩序越来越难于维持下去了，社会大厦岌岌可危，火山就要爆发。这时，统治阶级中就会涌现出一些补天改良派，他们企图通过变法以挽救危机。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和明代的张居正新政就是突出的代表，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中国封建时代 的王朝，都是以大地主为骨干实行专政的地主阶级政权，想在这个框架解决大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问题，那是与虎谋皮，办不到的。

　　王莽妄图推行古代井田制解决土地兼并，受到大地主阶级的疯狂抵制。

　　明代的海瑞是人们最熟悉的清官，他以“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抚穷弱。”著称。他巡抚应天十府时，他不顾私情一点不顾情面按问徐家，严令徐家退田。苏松一带多水田为膏腴之地，一个徐家就可以占有十余万亩，（一说几十万亩）可以相见彼时豪强土地兼并情况。著名新编京剧《谢瑶环》，也是反映江南豪强横行不法武则天打击豪情抑制兼并的。

　　张居正是个老道的政治家，他的改革新政从实际出发，同情但不起用过激的海瑞。他的大改革扭转了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央集权，使大明朝出现中兴局面。但一条鞭法终因触动大地主阶级和豪门贵族的根本利益而失败。张居正身后人去法亡。大地主阶级的统治也在农民起义的烽火中落下帷幕。

　　04

　　豪强地主垄断者以儒学为代表的居于的的统治地位封建文化，几千年来，成为支撑阶级统治的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

　　诸葛亮《出师表》中有句名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孔明是从吏治的角度议论汉代的兴衰的，若从历史角度看，则未及根本。这议论之其所以传诵千古，着眼于执政用人的道德评价。汉末的清流儒学名士，即所谓“贤人”。不过是些豪门的辩护士。荆州牧刘表，就是以“名称八俊”（也称“八顾”）的名士起家，他统治荆州，就是依靠当地蒯氏、蔡氏等豪族的力量，他选立次子刘综接班，就是因为刘综为后妻蔡氏所生，有所依托。刘表治理荆州的路数，与汉庭并无二致。曹操说他“徒有虚名，非英雄也”。刘表与袁绍书同一类型，都是汉末世族政治的代表。

　　汉武帝“独尊儒术”，从此儒学成了成了封建王朝统治的意识形态，而且也成了世家大族扩张势力的工具。东汉时期，儒学开始经学化、繁琐化甚至家族化，毛诗、齐鲁、韩诗、大戴小戴礼，左氏公羊谷梁春秋、京氏、孟氏、费氏易……东汉后期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他们世代相继，广收门徒，弟子往往多达数百上千，这样的家族被称为经学世族。杨震家族、袁绍家族都是靠治经学累世公卿，门生故吏遍天下，就是这样形成的。袁氏家族就是以《孟氏易》起家。

　　《三国演义》“诸葛亮舌战群儒”中，对手大道理辩不过，严畯就问他“治何经典”？”。这确实是彼时官场的风气，就像时下官场讲究学历一样，至少要有个党校研究生资格才好说话，作为士大，如果不治一经，没一点成果，站不住脚。孙权的幕下，张昭治《论语》、虞翻治《老子》、《论语》、《国语》，陆绩注《易》，颜畯著《孝经传》，程秉则师事郑玄博通五经，著有《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等，都有之经典的资格。连蜀汉冯姜维，也“好郑氏学”，关羽秉烛夜读的是《左传》即春秋左氏传，刘备和公孙瓒是同学，曾经师侍郑玄，都有点看家本钱。西晋平吴的名将杜预，更是左传专家。

　　汉末的清流儒学名士，是豪门政治孵化出来的。无论是郑玄、卢植、皇甫嵩、王允、孔融，还是袁绍、刘表，让他们执政，可以杀尽宦官，逐斥邪佞，但谁也不会也解决 不了世族豪强兼并土地的问题。这是封建政权命中铸锭的。正如资本的王国解决不了大资本 的垄断一样，以肯尼迪的声望，想将美联储收归国有且不免遇刺身亡，几十年找不到凶手不了了之。

　　科举制度扩大了庶族地主入仕的途径，但它解决不了土地兼并问题。这不是执政用不用贤人问题。比如明末政治，几百年来对于东林党与汉末清流的是非认定，固有思维定势根深蒂固。近年 史学界开始换新眼光重新审视这一话题。

　　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的遗书留下后悔:＂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

　　高光美名笼罩下的东林党人，是江南日益商业化的大地主阶级的代表，魏忠贤大征商税矿税，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他们整倒魏忠贤后，减免了自己的税负，将这转移到中小商户头上。于是，富豪阶层财富迅速膨胀，中小阶层纷纷破产。上文所举徐阶的例子就很典型。东林“君子”织成垄断各级政权的关系网，以十倍于阉党的疯狂贪污掠夺，造成国库空虚，边饷无着，不得不向农民加征，结果弄得内外俱失，终于亡国。

　　如果说魏忠贤是真小人，那么东林党就是伪君子。祸国殃民的责任到底该加到谁的头上，还不好下结论。后者掌控着话语权，历史是由他们书写的。

　　直到两千多年后，北伐时代仍将“土豪劣绅”与“反动军阀”列为革命对象。当农民群众如暴风骤雨般起来之后，就出现“好得很”还是“早得很”的在争论，最终导致国共分裂，连蔡元培这样民主战士也变成“清党”的急先锋。

　　即使在“土地改革”完成半个世纪之后，居然出现额度诅咒土改的长篇小说《软埋》，高调祭祀刘文彩并呼吁“为刘文彩平反”的强音，在“杨白劳借债还钱天经地义”“喜儿嫁黄世仁脱贫致富”等喧嚣之后，“振兴农村需要新乡绅”也上闪亮登场（第十四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中国商界的顶级大佬一致呼吁“恢复乡绅制度”，某大报随机社论论证：「需要催生新乡绅阶层，只有创造新乡绅群体，乡村的秩序才能逐渐有序，乡村的历史才能被一直记录，乡村的文化才能日渐繁荣。」……看来，将土豪世家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还是任重道远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