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

　　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

　　话说1969年10月17日，林彪离开北京，到了江苏苏州市。

　　10月18日，这一天是星期六，刚到苏州的林彪向在北京的黄永胜发出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指示说：“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

　　这天晚上，中央军委办事组立即将“林副主席指示”用电话迅速地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了紧急临战状态。这就是所谓的《中央军委第一号命令》。

　　10月19日，林彪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将此事报告给毛泽东。这是自建国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不经军委主席批准、而由军委副主席擅自下达命令全军采取行动的事情。

　　毛泽东看到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

　　据汪东兴回忆说：“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再说毛泽东烧掉了林彪发来的“电话记录”传阅急件，又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马上派江青去找黄永胜。江青质问黄永胜说：

　　“紧急指示为什么还没有经过主席批准，你们就实行了？是谁让你们这样干的？”

　　黄永胜回答说：

　　“林总担心社会帝国主义会发动突然袭击，敌人总是利用谈判的时候搞这种名堂的。”

　　江青反问道：

　　“毛主席难道对这样的事情会忽视吗？调动军队这样的大事，你们不请示主席，出了问题你这个总长能担当得起吗？”

　　黄永胜说：

　　“这件事情我有过错。林总是让我先请示主席的，是我的失职造成的这样的后果，请江青同志能够替我向主席解释解释。”

　　后来，江青又奉命给黄永胜打电话说：

　　“那件事情就过去算了，你不要再和任何人提起了。记住，不要和任何人再提起。”

　　黄永胜对江青这句话的理解是包括林彪在内。所以他没有向其他的副总长通报，而只是向林彪一个人汇报了情况。他还说：

　　“当时我把责任全部承担了。我说，是林总让我请示主席后再发令，我怕突发性事件出现，就来了个一边执行一边汇报。”

　　林彪听了黄永胜的汇报，没有说话，也没有其它任何的表示。

　　10月20日，中苏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

　　10月20日这一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和一个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坐镇指挥，开始将中央党政主要领导人一一分别疏散到京广线附近各地蹲点调查：王稼祥到了河南信阳，陶铸到了安徽合肥，曾志到了粤北农村，陈毅依旧是去了石家庄，陈云被送到南昌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王震则被送到南昌东乡红星垦殖场。

　　10月23日，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培伯及其一些子女到了江西，被安置在新建县望城岗原来步兵学校的一座两层将军楼里。

　　在此期间，徐向前去了河南省开封市。刘少奇正在病中，也被医护人员送护到了开封市。后来在11月12日，刘少奇病逝于开封。

　　据2009年11月15日《重庆晚报》报道：曾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保健处医生、北京医院主治医师、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副主任、总参警卫局保健处主任军医、中国康复医学会会长、卫生部副部长等职的顾英奇讲述了刘少奇晚年的医疗和抢救情况，他是这样说的：

　　“1967年1月，我从下乡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对刘少奇看病的问题，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给北京医院下达一条命令：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还是从中南海门诊部保健药房发给。据刘少奇病历记载，北京医院曾有4位医生到他家（1963年9月搬到中南海福禄居）出诊过，为解决疑难问题也曾在他家多次组织过会诊。

　　从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和全国知名的各科专家，为刘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疗护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工作，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1968年2月，我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调回中南海并编入部队，任新成立的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两名负责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之后根据上级指示，我们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的医疗任务和病历。领导给我们的指示是：‘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地给他治病。’

　　当时我们先指派助理军医李留壮和护士马小先负责平时到刘少奇家的巡诊工作，门诊部的其他医生、护士也到他家出诊。医护每次出诊都做认真的检查、治疗并详细记录在病历上。那时刘少奇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庭院和室内，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原来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他情绪很低落，食欲下降，血压很高，糖尿病加重，身体消瘦，体力大为减弱。

　　1968年4月，刘少奇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为了查明病因，我们即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这段时间刘少奇还是照常下地活动，在卫士或护士的搀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卧床不起时为止。

　　在这期间，我们不但经常去给他看病，还对他的生活照顾及时提出指导意见：1968年5月3日，发现给刘少奇做饭的师傅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进行了隔离治疗，另换一名师傅；同时把他的厨房、餐厅、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护他的健康。6月18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就把他原先每天吃6个鸡蛋调整为两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少吃些猪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购人员和厨师都很配合，都认真做到了。

　　在工作中，我们虽然不能像以往那样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们确实严格按照医患之间的关系来处理他的健康和医疗问题，没有任何轻视和懈怠。当时刘少奇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免疫力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并当即将病情上报。汪东兴向我传达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毛主席、周总理明确指示说：‘要千方百计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位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医生董长城和我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我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同时安排4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在刘少奇病重时，周总理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指示要尽力救治。经X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7月12日，刘少奇病势渐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得到批准，以便关键时刻立即施行。报告后很快就得到了汪东兴传来的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果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刘少奇的意识没有恢复。他虽然也是夜里睡觉，白天醒来，睁着眼睛，头左右转动，但没有思维活动，不能说话，认知力丧失，熟人也不认识。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由于他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复发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在这期间曾多次出现病危，均经抢救、治疗得以转危为安。1968年10月9日，刘少奇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为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所致。10月11日开始鼻饲，由于炊事员与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使每日总热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刘少奇到1969年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洁才得到这样好的结果。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刘少奇虽然已经不能认人和说话，但他头部自由转动，眼睛明亮，注视着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几净，床单雪白，器物整齐。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3次。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三○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边，从未发生过差错。至于严重的精神创伤，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刘少奇在我们的照顾下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1969年10月上级指示要把刘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一直护送到开封市，并向当地接班医生做了详细的交班。1979年11月27日，中纪委的王绍棠把刘少奇的病历、治疗和抢救工作的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疗的照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上述情况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察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刘少奇的这段病历大部分是董长城医生执笔的。”

　　这正是：主义之争是高品，迫害之说藏祸心。

　　毛公大慈留青史，狂犬吠声化烟尘。

　　再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下放问题的通知》。通知中规定：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在外地设有分校或教改机构的，实行以总校为主、当地为辅的双重领导。下放给地方的高等院校，除了为当地培养人才以外，还要为国家培养人才。因此，学校的招生和毕业生的分配，都纳入国家计划。

　　1969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汪东兴陪同下在湖南视察。他听取了黎原和“九大”主席团成员、九届中央委员、省革委会副主任华国锋的汇报。毛泽东说：

　　“各派要联合起来，要团结教育多数，大多数人是好的。要解放干部，干部解放以后可以调换一个地方工作。大寨好，好就好在自力更生，不要去那么多人到大寨参观，人去多了成灾，你们自己搞自己的大寨嘛！机关人太多，不好办事，中央、省、市、县4级机关人多了。你们南有新田，北有安乡，路子走对了，各地搞自己的大寨。建议湖南10年建成工业省。”

　　11月16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

　　“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

　　1969年12月3日，在波兰首都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众目睽睽之下追赶中国使馆人员，他急切地向中方人员表示说，尼克松总统本人打算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

　　是日晚，周恩来看到发自中国驻波兰使馆的电文后，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给毛泽东。他还十分高兴地说：

　　“找着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

　　12月12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请他转告叶海亚·汗总统：尼克松如果要同中方接触，尽可以利用官方渠道。

　　在这个月底，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恢复中断了近3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可是后来由于发生了美国入侵柬埔寨事件，中美之间的接触才又延搁了下来。

　　至于柬埔寨事件与中国有何关系？请诸君莫急，容笔者待后详述。

　　1970年1月1日，《红旗》杂志第1期发表了题目为《文科大学一定要搞大批判》一文，作者在文章中写道：

　　“革命大批判既是社会主义文科大学的基本任务，又是当前改造旧文科大学的迫切的战斗任务。”“不仅应批判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还应把革命大批判深入到文科各个学科，批判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经济学、新闻学、教育学等领域内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旧的文科大学才能在批判中获得新生。”

　　1月间，摄影记者杜山接到毛泽东秘书的电话，说是主席要会见外宾，叫他立即去。

　　杜山是在10年前开始担任周恩来专职摄影记者的，几天前才兼任了毛泽东的摄影记者。他和拍摄电影电视的两名记者来到毛泽东驻地门口，见毛泽东坐在沙发上，正捧着一本厚厚的书，目光透过手里的放大镜，慢慢地在字里行见移动，他们便退了回去。过了一会儿，秘书告诉杜山他们说，外宾要到了，快过去。

　　此时，外宾的车子已停在门口，周恩来陪同外宾走进客厅。毛泽东放下书，起身迎上前去。杜山迅速按下快门，不失时机地抓拍了一个镜头。会见没有多长时间就结束了，毛泽东将客人送到门口。杜山正收拾东西准备离去，毛泽东叫住了他：

　　“老杜！”

　　杜山非常激动，上前握着毛泽东的手。毛泽东笑眯眯地问道：

　　“老杜，你是么子地方人？”

　　杜山回答说：

　　“陕北米脂。”

　　毛泽东在过厅的沙发上坐了下来，从茶几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雪茄递给杜山。杜山又惊又喜，可他没好意思接，从自己口袋里掏出烟来，说：

　　“主席，我抽这个。”

　　“嗳，吸这个烟，这个烟有劲哦，不习惯么？”

　　杜山见毛泽东的手还举着，连忙接了过去。毛泽东自己点上了一支雪茄，说：

　　“会吸这个烟，才叫会吸烟呃！”

　　杜山笑了，小心地摸着手中的这一支黑粗且裹着塑料薄膜的雪茄，舍不得抽，点燃了那支自己的烟。毛泽东凝着眉，用指头轻轻地敲了一下自己闪亮的大额头，思索了一下，说道：

　　“陕北有句顺口溜，‘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是这么说的吗？”

　　“对的，对的。”杜山笑着说：“就这么说的。”

　　“可惜啦，你是个汉子。”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又说：“人们都说米脂风水好，出皇帝。李自成就是你们米脂人。他也是个汉子，看来，米脂也出汉子嘛。”

　　毛泽东说罢，摁灭手中的烟头，站起身，抖一抖裤腿上的烟灰，走进了书房。杜山捏了捏雪茄烟，放在鼻子下闻了闻，又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口袋里。

　　1月17日，毛岸青和邵华的儿子出生了。毛泽东得知有了一个孙子，非常高兴，就给这个孙子起名叫毛新宇。

　　此后，邵华为培养毛泽东这唯一的孙子，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从毛新宇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到社会公德的灌输，到各种知识的积累，常年累月，殚精竭虑。为培养毛新宇的生活自理能力，她将毛新宇送到香格里拉饭店学习铺床叠被，端菜送饭；为培养毛新宇的公德意识，她从要求毛新宇爱护公物、不要在所借馆藏图书上画记号等小事上入手，循循善诱。

　　邵华的兴趣十分广泛，她还喜欢文学创作，后来在和毛岸青共同创作的纪念毛泽东的诗歌《父亲》里，深情地写道：

　　父亲/深深地藏在心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最想你的时候/闭上眼睛/历历往事涌上心头/你慈祥的目光/是一份爱的暖流……

　　你总是告诉我/风风雨雨要勇敢接受/坎坎坷坷要坚强追求/无论走多远啊无论走多久/梦里总有你向我不停地挥手。

　　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最想你的时候/紧握你手/千般叮嘱在我心头/你亲切的关怀始终在我身后。

　　在1984年，邵华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邵华还酷爱摄影，她的作品多次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报》、《大众摄影》、《中国摄影家》、《锦绣中华》、《解放军画报》、《舞蹈》等报刊上发表，并多次在重大摄影作品比赛中获奖。

　　在1990年杨开慧烈士诞辰90周年之际，邵华主编了《娇杨画册》，并与家乡人民一起，修复了杨开慧烈士陵园。

　　在邵华的精心培养下，毛新宇1992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992年9月至1995年7月，他在中央党校理论部攻读硕士学位，后来在军事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看着儿子毛新宇从大学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一步步走来，一直到成为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副师级研究员，邵华感到非常满意。

　　1996年，邵华和儿子毛新宇共同主编了《永远的怀念——毛泽东诞辰百周年辑录》。

　　1998年12月，邵华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5周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首展与出版了《我的祖国》摄影集。出版发行了散文集《红杜鹃》。

　　2002年，邵华当选为执掌中国摄影界帅印的第一位女主席，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主席。

　　到2008年6月24日逝世为止，邵华单独创作和与人合作编纂、出版画册、文学作品及各类丛书、电影、电视剧数十部、套、集。

　　邵华一生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百科部副部长，第7、8、9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兼任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被授予少将军衔。

　　再说1970年1月20日，中美136次大使级会谈在中国大使馆举行。

　　1月21日，基辛格刚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就出现了。他急切地向基辛格打听中美会谈的情况。他说：

　　“我特别注意到了你们国务院发言人宣布这次会谈时，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眼。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

　　基辛格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回答说：

　　“大使先生，难道你不认为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么？”

　　多勃雷宁笑着说：

　　“我希望美国不是在考虑利用中国作为一种军事威胁。”

　　基辛格看着多勃雷宁不安的神态，暗暗断定，北京已经成为触发苏联人神经痛的地方。他说：

　　“中美两国的接触，并最后在外交方面采取行动，这并不是针对苏联的。”

　　1月24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讲话中说，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清查“516”活动彻底搞起来。

　　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指示中写道：

　　“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指示要求全党：“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

　　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以及《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要求：

　　“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场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

　　在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的号召下，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即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

　　1970年3月初，毛泽东在武汉视察。他收到了周恩来送来的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一封信和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纲。

　　毛泽东感觉宪法修改草案提纲比较简单，只简单地提出了修改宪法的基本原则问题。另外，周恩来在信中提到在新宪法当中是否要有设国家主席一章。周恩来说，他们提议应设国家主席，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

　　3月7日，毛泽东找来汪东兴，要汪东兴第二天回北京去，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意见。他交代说：

　　“你告诉恩来同志，新宪法中不要设国家主席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3月8日，汪东兴回到北京，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周恩来听完后说：

　　“马上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由你向政治局传达。”

　　这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会议。仍在苏州的林彪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汪东兴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遵照毛泽东的意见，讨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与会者都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在散会后叫住叶群，特意嘱咐她说：

　　“请你将毛主席的意见和会议的讨论情况，报告给林副主席。”

　　据黄永胜后来在回忆中说：“汪东兴在会后又亲自对我们几个人说：‘不设国家主席，是因为毛主席怕外界议论打倒刘少奇只是为了夺他的国家主席的位置。只要全党同志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还是会同意的。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岂不是还当国防部长吗？如果不当国防部长，岂不是大权让周总理掌握了吗？’他的这番话，在我们几个人之间都讲过。据我所知，他也和林彪、叶群讲过。要不然，林彪也不会那么起劲地主张设国家主席。当然主要的责任是应由林彪来负，但是，汪东兴起到了极坏的作用。”

　　3月9日，林彪让叶群转告在京的黄永胜和吴法宪说：

　　“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进入3月中旬后，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等文件。

　　3月17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政治局通过的几个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文件。

　　3月18日，美国策动柬埔寨朗诺、施里玛达军人集团发动政变，废黜了正在苏联访问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

　　18日深夜，周恩来习惯地打开装有国际急件的蓝色文件夹，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的特急电报立刻映入他的眼帘：“金边发生政变，西哈努克亲王被国民议会废黜。”长期同中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的柬埔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周恩来不禁吃了一惊，他急忙把外交部负责柬埔寨事务的干部请来，问道：

　　“西哈努克本人现在是否确实离开了莫斯科？”

　　来人答道：

　　“根据我国驻苏大使馆的报告，我们的大使亲自去机场参加了送行。按预定计划，飞机在伊尔库茨克要做短暂停留，然后直飞北京。预计在明天中午11点钟到达。”

　　“那么，西哈努克是否确知他已经被废黜了？”

　　“苏联柯西金总理已经把消息告诉亲王了。在机场送行的时候，他把消息又传给了柬埔寨驻莫斯科的人员。”

　　周恩来不敢怠慢，立即给在外地的毛泽东直接通话，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说：

　　“他还是国家元首嘛！议会的这种废黜是非法的，是政变，我们当然要反对！”

　　周恩来说：

　　“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先前我同外交部的同志进行了研究，拟定了几个方案，但关键要取决于西哈努克本人的态度……”

　　毛泽东不等周恩来说完，就说：

　　“要让他看到光明的前途，看到抵抗斗争一定会胜利！”

　　3月19日中午，西哈努克亲王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他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时候，不禁大吃一惊：只见机场上红毯铺地，鸣放21响礼炮，三军仪仗队排列整齐。不仅有中国大部分的领导人前来迎接，而且中国政府还动员了41个国家驻北京使团前来迎接，这种规格他还是首次经历。

　　周恩来身穿灰色中山装，胸前还别着一枚毛泽东像章，快步走到舷梯旁，同西哈努克亲王热烈拥抱。两个天真活泼的儿童向西哈努克和他的夫人莫尼克公主献上鲜花。西哈努克握着周恩来的手，连声道谢。周恩来大声说：

　　“您仍然是国家元首，而且是柬埔寨唯一的国家元首，我们决不承认别人。我们将通过新华社发表前来欢迎您的每一个大使和代办的名字，以此强调您仍被认为是柬埔寨的国家元首。”

　　周恩来说完，让西哈努克依次与中国领导人和各国外交官一一握手。欢迎仪式结束后，周恩来与西哈努克同乘一辆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周恩来说：

　　“我昨晚与毛主席讨论了局势。我只有一个问题：您准备进行战斗吗？”

　　西哈努克坚决地说：

　　“我准备进行战斗，而且战斗到底！”

　　周恩来说：

　　“那好，我们就全力支持您。请您再考虑24小时，要有思想准备，在最后胜利到来之前，前途是漫长而险峻的，会有挫折出现。”

　　西哈努克略微沉吟一下，说道：

　　“我知道。我的想法就是所有高棉爱国者的想法，他们一定会跟我站在一起，肩并肩地战斗，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傀儡。”

　　周恩来在国宾馆将西哈努克一行安置好，马上去向毛泽东汇报。他刚回到办公室不久，外交部干部来向他报告说：

　　“西哈努克想把他的抵抗中心设在北京，可他又担心我国政府拒绝。”

　　周恩来放下手中的铅笔，微笑着说：

　　“西哈努克同我们打了多年交道，他对我们应该是了解的。不过，就现在他的处境而言，有这种担心是一件自然的事。”

　　“亲王提出，想见见总理。”

　　“立刻给他答复，我同意与他见面。不过，先通过你告诉亲王，中国政府毫无保留地支持亲王和柬埔寨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斗争，中国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一点。如果亲王决定，把抵抗政府的中心设在北京或中国任何地方，中国政府都表示同意。在这一点上，亲王不要有任何担心或者顾虑。有句话你一定要转告亲王，毛泽东主席对柬埔寨的事和对亲王非常关心。毛主席说：如果柬埔寨的抵抗政府设在北京，这是柬埔寨人民对我们中国的信任，我们要对他表示感谢。”

　　3月20日，周恩来从17日开始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结束了，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周恩来打电话给陪同毛泽东在外地的汪东兴说：

　　“工作会议在讨论宪法草案时，对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意见分歧很大，争论很激烈，请你向毛主席报告。”

　　接着，汪东兴又收到周恩来寄来一封信，信中所装的就是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文件，报请毛泽东批准。信中还附有2本宪法修改草案，说是1本送毛泽东，1本送汪东兴。汪东兴将周恩来的信和1本宪法修改草案送给毛泽东，并将周恩来的电话内容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又一次重申说：

　　“不设国家主席的话，我早就说过了，还派你回京传达过。宪法上不要写了，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没过多久，林彪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

　　“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让秘书回了一句顾左右而言他的话：

　　“问候林彪同志好！”

　　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中说，“516”的操纵者是“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通知还要求各地继续贯彻抓紧开展清查“516”的工作，同时提出要防止扩大化的倾向。

　　3月29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特朗在北京逝世。

　　1970年4月2日，国家有关部门为斯特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为这位老朋友送上了一个大花圈。

　　4月3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送审的“两报一刊”《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社论稿上，写下了一段批语：

　　“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毛泽东在草稿上删去的话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这些都是人们所熟悉的林彪用来赞扬毛泽东的原话。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批件后，立刻在中央政治局内部传阅。林彪看了批件，保持沉默。

　　过了一个星期，林彪、陈伯达鉴于中央工作会议上不少人赞成设国家主席的情况，经过密谋后，决定打破沉默，由林彪亲自出面，提出一个违背毛泽东意愿的建议。

　　4月11日晚上，林彪在苏州让他的秘书给政治局打电话说：

　　“1、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2、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3、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林彪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名正言顺的事，一定会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何况是要毛泽东来当国家主席，就不会有人反对。更重要的是，他们觉得只要大家都坚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就不能再坚持他自己的意见了。到那时，这个说一不二、曾经多次说过自己不当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就无法再改口了，那么，国家主席的位置就一定是非林彪莫属。

　　4月1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意见。果然不出林彪、陈伯达所料，中共中央政治局有相当一部分人都赞同了林彪的意见。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马上将政治局讨论的情况报告给毛泽东。

　　欲知毛泽东如何挫败林彪一伙人的阴谋，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传前边从设立军委办事组说起，到黄永胜坐上总参谋长的位置（控制海陆空三军），到陈伯达（理论家）、汪东兴（控制禁卫军的头子）先后投靠，可以看出，林彪试图改朝换代的班子基本组成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在1969年10月18日搞了一个所谓的《中央军委第一号命令》，应该说是他试图摆脱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掌控、擅自指挥三军行动的第一次尝试。而引发林彪向毛泽东发起攻击的导火索，则是汪东兴借毛泽东让他回京传达指示之机所搞的一个小动作。正像黄永胜回忆所说的：“汪东兴在会后又亲自对我们几个人说：‘不设国家主席，是因为毛主席怕外界议论打倒刘少奇只是为了夺他的国家主席的位置。只要全党同志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还是会同意的。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岂不是还当国防部长吗？如果不当国防部长，岂不是大权让周总理掌握了吗？’他的这番话，在我们几个人之间都讲过。据我所知，他也和林彪、叶群讲过。要不然，林彪也不会那么起劲地主张设国家主席。当然主要的责任是应由林彪来负，但是，汪东兴起到了极坏的作用。”这就是连毛泽东等人在世时都不知道的，也是至今很多人尚不明白的，在“九大”之后不久党内就再次掀起狂风巨浪的主要成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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