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党国存亡,大厦将倾,竟无人愿替“委座”分忧解难!
而同一时段里,国民党军统帅部也预感到大战在即,也在操持着“统一指挥”问题。
杜聿明那个“进攻山东计划”流产后,国民党军统帅部也发现了中原野战军主力的攻郑企图。10月23日——也就是毛泽东提出中原野战军主力“直出徐蚌线”加入徐蚌战场与华东野战军联合作战的同一天,为了集中华中、徐州两大集团的兵力联合作战,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的何应钦将军向蒋介石建议:徐州“剿总”放弃陇海线上除徐州外的各大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外围,华中“剿总”第十二兵团4个军进出于周家口附近,依情况策应徐州“剿总”或华中“剿总”,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大集团的作战[1]。
据时任国民党军作战厅长的郭汝瑰将军回忆,当他带着何应钦的建议和相应的方案准备飞赴北平向蒋介石报告时,顾祝同唯恐触犯了这位最高统帅的小心眼儿,还再三嘱咐郭汝瑰:“要报告总统,白健生统一指挥是暂时的,会战结束后,华中‘剿总’和徐州‘剿总’仍分区负责。”
孰料蒋介石这回非常“大度”也非常痛快:“不要暂时指挥,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同时还命令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宋希濂将军出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给白长官当副手。
当日下午,郭带着蒋的指示飞返南京,向何应钦、顾祝同覆命。次日,何应钦即以蒋介石的名义下达指示(史称“蒋介石酉敬防挥电”),其主要内容为:放弃郑州、开封,实行保持徐州,加强徐、蚌间防御的部署,徐州方面“取攻势防御,逐次消耗共军并巩固徐州附近地区而确保之”;而华中方面的黄维兵团并指挥第二、第十五军,索中原野战军主力进剿,“如刘伯承主力越过平汉路东进,即先机推进周家口附近,适时联系邱清泉兵团夹击而歼灭之”,必要时可以放弃南阳。
命令还规定,郑州守军撤回黄河以北,准备“打游击”,孙元良兵团第四十一、第四十七两军向宿县、蒙城各城附近转移,尔后控制蚌埠机动,其第九十九军车运蚌埠;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应以主力守备商丘;邱清泉兵团应机动控制于砀山附近,依情况协同黄维兵团夹击进出于黄泛区之刘伯承部;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应以主力控制于运河以西地区台儿、枣庄支线,担任守备;黄百韬兵团、李弥兵团分别控制于阿湖、新安镇、八义集各地附近,“切击南窜之共军,应援东海方面之战斗”。加强徐州、蚌埠、淮阴之工事,“务期坚固守备,以形成机动兵团之核心”。[2]
由此可以看出,国民党军方面对人民解放军策划了近月余的“歼黄作战”,仍然毫无察觉,还在要求黄百韬“应援东海方面之战斗”。
何应钦还同时还电告白宗禧,告以由他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剿总”部队的决定,并要白在蚌埠开设指挥所。
这事儿往好里说哩,是“党国危难’,用人之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委座用得着“小诸葛”的脑子也用得着白长官的兵马了(华中“剿总”的张淦兵团是桂军嫡系,白长官不点头,蒋介石也调不动);但要往坏里说哩,那就是“乱世功名值狗毬”,这不好干的难事儿破事儿得有人来替“委座”担戴。
跟“委座”一样喜欢揽权喜欢领兵的白长官乍一闻听“委座”的重托,很高兴也很上劲儿。10月30日,白崇禧飞赴南京,与何应钦、顾祝同等会商“统一指挥”事宜。会商当天,白长官不但表示同意指挥徐州集团,而且主动提出,不仅华中集团的黄维兵团可以转用于阜阳、太和、上蔡地区,就是桂军嫡系张淦兵团也可转用于这个方向。
然而一夜之后,白崇禧却突然翻脸。不但拒绝出任统一指挥之职,而且坚决不肯将桂军嫡系张淦兵团调往徐蚌方向。原来那“一夜”是非同寻常的一夜,李宗仁、刘斐、覃戈鸣等同侪幕僚都先后对跟白长官痛切剖析这个“乱世功名”的利害得失:徐州集团兵马在陇海路上摆了个首尾不能相救的一字长蛇阵,态势非常不利,随时都可能被华东共军“腰斩”,而徐州“剿总”如邱清泉等一干“天子门生”们,那就是一群骄兵悍将,紧要关头健公你是不是招呼得动,那还真是不好说!真要出了问题健生兄你可就得负失败之责,那时候委座想怎么着整治你就怎么整治你!徐州那个“十字架”那差不多就是座坟墓的标记,委座面前现在就是摆着一个陷坑儿,他这是要我们桂系的兵马去替他填这个陷坑儿他好从我们身上蹚过去……
“小诸葛”被说动了,决定还是留在武汉“静观风向”。[3]
这个日子,跟“华东共军”的粟裕向军委建议“陈邓统一指挥”,是同一天。
白崇禧拒绝上任,“天子门生”宋希濂也拆了“校长”的台,而且拆得比白长官还要早:10月26日,就连白长官都还沉浸在“重掌重兵”的受宠若惊欢天喜地之中,他却以“到鄂西后情况渐明,正在作种种规划和积极部署以及自己对徐州方面情形不熟悉”为由,“请委座收回成命,另择贤能”。
其实宋将军真正的理由与白长官非常相似:徐州前途很不乐观,邱清泉骄横跋扈,“向来目中无人”,孙元良虚伪狡诈,“把个人利害看得超乎一切”,两位都是不好相与的主儿……[4]
白、宋都拆了蒋介石的台,刘峙又不堪重任,转来转去,蒋介石又想到了杜聿明。
东北失陷,杜长官其实已经闲了起来。但就是这样,他在接到蒋介石11月3日发来的“即请到蚌埠指挥”的命令后,还是以“要指挥葫芦岛撤退”为由拖延了一个星期,才跚跚来到徐蚌战场。而那个时候,黄百韬已在碾庄被粟裕给结结实实地摁倒在地,徐州这个十字架上也已火势熊熊……
而差不多就是同时,人民解放军南线首长和最高统帅部已经达成共识且迅速确立了统一指挥关系。
杜聿明将军后来坦承:“以当时的情况来说,也是徐蚌会战的准备工作重于葫芦岛的撤退,我应该马上到蚌埠去,可是我怕被背上放弃徐州之罪名,受国民党舆论的指责,对于个人不利,所以就想借指挥葫芦岛部队的撤退来推御放弃徐州之责”[5]。
党国存亡之秋,大厦将倾之际,国军名将们,竟然没有一个愿替“委座”分忧解难!
而就在中原野战军开始向津浦路西的汴徐-徐蚌线附近地区前进的11月2日这一天,关外东北野战军发起的辽沈决战胜利结束!这个战略决战实现了中央军委“封闭东北蒋军于关外各个歼灭”的决战预期。战役历时52天,东北野战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共计歼灭国民党军1个“剿匪”总司令部,1个“剿总”锦州指挥所,4个兵团部、11个军部和36个师。47.2万余人,其中毙伤国军官兵5.68万人,俘虏32.43万人——其中少将以上高级军官186名。
中国军事形势由此而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军对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的优势,不复存在!
——“九月会议”提出的第二个大难题,被东北野战军率先破解!
紧接着,关内的中原、华东野战军也开始了同样的“叩关”行动!
附:一则传言的考辩
前不久,友人转来一篇作者自称“将来会入正史”的“粟裕轶闻”。笔者稍微翻捡后便哑然失笑:甭说入正史,再过若干年后,怕是连野史也没人会感兴趣了。这位口口声声让人“去看电报”的作者,其实根本就没有认真看过并研究过当年的那些文电,或者因浮躁心境和学风所影响,根本就没有把那些信息丰富的文电看懂过!断章取义地妄加揣测纯属哗众取宠,只会贻笑大方!
笔者从来就不把这类耸人听闻的“轶闻”太当真,可如今既然是在谈论这件事情了,如果有读者拿着这些“轶闻”一发问,笔者不还是得耐着性子去作答么?干脆,就跟在正文后加写一篇附文,以正视听。
这位张姓的作者是这样陈述这个故事的——
E老、F老、G老(两个)、I老说:1948年10月23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签发淮海战役作战预备命令,此后敌情、友情都发生变化。陈毅、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一部(四个纵队)靠近了战场。粟裕考虑如何将这一部分力量加进来,打大歼灭战。因豫东战役期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都反对打这样的大仗,粟裕只得电请毛泽东令中野阻住胡链兵团等部,结果中野未能阻住,使第三阶段功败垂成。此时,粟裕想出一个将中野力量加进来的法子:10月31日致电中央,请陈邓统一指挥。
几十年后,因原中野司令部人员透露出来,粟裕身边工作人员和老部下都知道了当年中野司令部发生的一幕:接到毛泽东转粟裕请陈邓统一指挥的命令,两个四川人用家乡话骂骂咧咧。邓骂:“他妈的,总贪多贪大!我这么点兵力,又没重武器,打个鸟!搞不好是第二个皖南事变!给中央发电,他(按:指粟裕)有本事,叫他自己指挥!”陈也骂脏话。电报员一听,为难道:“怎么发呢?”邓脑子一转,抢白说:“这还不好办?就说: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唯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这份巧妙的电报于11月2日发出。而实际上,此时陈邓司令部与军委、与刘伯承司令部以及华野司令部一直电报来往,畅通无阻。
整个淮海战役期间,陈邓向中央发电或跟华野粟裕通报情况,只自称中野而非总前委(可见原始电报),即有万一失利,以推卸责任的意思。
先不说这里的“E老、F老、G老(两个)、I”语焉不详究竟为谁难以查证,就说这个故事吧。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签署预备命令的前一天,统帅部和陈邓考虑些啥耶?中野4个纵队“直出徐蚌线”(那就是加入徐蚌战场),那可是在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下达战役预备命令的前一天,就由毛、陈、邓达成了共识的吧?这位口口声声让人去看电报看《粟裕年谱》的作家,难道就没认真看过?这个共识,那可是比粟总“想将中野力量加进来的”的10月31日“请陈邓统一指挥”电,早了个把星期吧?
那么,既然毛、陈、邓10月22日当天就已经就中野主力“直出徐蚌线”达成了共识,粟总为什么10月31日才提出了“统一指挥”问题哩?从上面正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毛、陈、邓虽然10月22日已就中野主力“直出徐蚌线”达成了共识(而且次日统帅部还令粟裕将鲁西南的三、广两纵交由陈邓指挥),但中间又发生了一些变故,变故的原因是毛泽东而不是陈毅、邓小平!因为此间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中野主力“出淮南案”及“徐蚌-淮南折衷案”供陈邓选择,而陈邓始终坚定不移地认准了“出徐蚌案”(也就是中野直接加入进徐蚌战场!!!),这事儿直到10月30日才真正最后敲定!所以粟总才会在第二天(10月31日)提出“统一指挥问题”——试想,如果陈邓选择了“出淮南案”或“出淮南折衷案”,那还有这个“统一指挥”问题么?
真正最早考虑把中野力量加入徐蚌战场的人,是毛泽东,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从10月11日的攻郑计划,到10月22日的“直出徐蚌线”,毛、陈、邓一以贯之的思路和考虑,就是如何让粟总在东线歼黄作战的顺利进行!他们殚精竭虑往来蹉商就是一个目的:让粟总放手大打黄百韬!粟总在考虑的,他们同样在考虑,粟总还没有考虑到的,他们也在考虑!!!一个好汉三个帮,当年粟总这条好汉要揪住黄百韬开打,那可是从一开始,就有毛、刘、陈、邓等远不止“三个”的诸多好汉们,在帮衬哟!
再说说下面所谓“中野司令部人员透露出来”的那个故事,那就更是编得离谱了!
首先,从当时往来文电和回忆文字中我们可以确认,10月19日陈邓就已率中野四个纵队去打郑州,陈邓是用陈谢四纵队的电台在指挥(参见10月22日13时军委致饶粟谭电),刘伯承在中野司令部(在河南宝丰)指挥两个纵队留在豫西牵制张淦、黄维两兵团,请问,这几位“中野司令部人员”又是怎么知道陈邓在四纵队的事儿?还活灵活现滴?
其次,如正文所述,正是陈邓坚持了中野出徐蚌案(注意,他们不选“出淮南案”的理由,是“很难打到仗”),这才有了两军在战役上联合作战的可能(也才有了“战役统一指挥”的可能),邓怎么可能提到“皖南事变”上去了?这可是常识性的问题哟——当时的态势,怎么有“皖南事变”的可能!就算有,这岂不是说陈邓此前就死乞白咧地主动选择了“皖南事变”?这说得通么?他们如果象有人称的要“耍滑头”,选择出淮南案,躲得远远的,作战略配合就得了,好人也做了,徐蚌那边打好打坏的责任也不担,不也没有什么“指挥问题”了么?
其三,既然陈邓坚持选择了“出徐蚌案”,那无论于情于理于指挥关系来说,都应该是他们来指挥,怎么可能“耍滑头”?换位思考,如果陈邓主动提出来要挑起这个担子,那这些“野史专家”们,又会不会说他们要来与粟总争功?
其四,“战役指挥”是什么概念?陈邓司令部(实际上是陈谢司令部)与军委、与中野、华野司令部“畅通无阻”就成了?这份所谓“耍滑头”的电报中的大部分内容都谈的是“直出徐蚌线”后如何作战(也就是如何帮衬粟总)的问题,而在最后一段,陈邓还具体谈了“通讯问题”,“八卦史家”张某读过没有?——“三、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四、华野三纵与我们电台还未弄通,请粟谭转令该纵注意勾[沟]通。” 而此前的10月22日,军委还在致饶粟陈电中专门提及:“陈毅邓小平二同志现用陈谢电台在郑州附近指挥作战,你们及进入鲁西南之三纵均应经陈谢台与陈邓密切联络,以利配合。”
如果笔者也象这位张姓作家那样凭臆测论史治史,那么仅凭“军委给粟总‘与陈邓密切联络以利配合’的命令都下了十来天了,华野三纵竟然还没与陈谢电台沟通”这一条理由,是不是就可以作出不止一种对粟总不利的推论来?如果这么着来论史治史,请问这位作家又能够同意么?
淮海战役的大部分期间里,总前委就一直没在一起过,刘陈邓一直在中野司令部指挥作战,请问他们的电报不从中野司令部发出,还能从哪儿发出?他们发电不署“总前委”而署“刘陈邓”,难道就不是意味着对总前委另两位成员的尊重?这个责任可是具体落实到了每个人的人头上了的,请问又何来“推卸”?如果要按“推卸”的逻辑去推理,那应该署“总前委”才是顺理成章的呀?每个人都化到“集体领导”之中了嘛!——另外两位不是常委也不在场的总前委成员也在“集体领导”中也要担戴一份责任嘛!请问这种让“刘陈邓”横竖都是小人的玩儿法?地道不地道哩?
这位一口一个“电报”的作家,自已究竟读过这些电报没有?
轻薄为文哂未休,这位作家要掺和论史治史的工作,恐怕还得在提高“技术含量”上,多下点功夫啊!
注释
[1]王序平、刘沉纲:《刘斐将军传略》第10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
[2]郭汝瑰:《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军统帅部的争吵和决策&郭汝瑰》,《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军将领的回忆)》第52~第53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3]王序平、刘沉纲:《刘斐将军传略》第14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
[4]宋希濂:《鹰犬将军》第227~第22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7月第1版。
[5]]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军将领的回忆)》第10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