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济南战役结束到淮海战役发起这当间的个把月里，国共双方都在设计并作出有关动作。

　　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曲阜召开了师以上干部参加的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对济南战役进行总结，同时开展“整风”以“调控内部关系”。会议结束后的10月9日，粟裕还主持召开了部署淮海战役的作战会议，会议预订的战役发起时间为10月25日（后因冬装发放不及推迟为10月28日，再后来军委在10月14日申时电中确定为为11月5日[1 ]）。

　　10月11日，毛泽东致电华东饶、粟、谭并告中原局，对淮海战役第二、第三阶段的作战任务再次作出调整：

　　饶、粟、谭并告华东局、中原局：

　　关于淮海战投具体部署，待你们十五日作战会议讨论提出意见后将以我们的最后意见告知你们，现在向你们指出几点.供你们会议时考虑的材料：

　　㈠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沐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为达成这一目的，应以两个纵队担任歼灭敌一个师的办法，共以六个至七个纵队，分割歼灭敌廿五师、六三师、六四师。以五个至六个纵队，担任阻援及打援。以一个至二个纵队，歼灭临、韩地区李弥部一个旅，并力求占领临、韩，从北面威胁徐州。使邱李两兵团不敢以全力东援。以一个纵队，加地方兵团，位于鲁西南，侧击徐商，以牵制邱兵团一部（孙元良三个师现将东进，望刘陈邓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以一个至二个纵队，活动于宿迁、睢宁、灵壁地区，以牵制李兵团。以上部署，即是说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及阻击及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成歼灭黄兵团三个师之目的。这一部署，大体如同九月间攻济打援的部署，否则不能达成歼灭黄兵团三个师之目的。第一阶段，力争在战役开始后两星期至三星期内结束。

　　㈡第二阶段，以大约五个纵队，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蒲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估计这时，青岛之五四师、三二师根有可能由海运增至海、新、连地区。该地区连原有一个师将共有三个师，故我须用五个纵队担任攻击，而以其余兵力（主力）担任箝制邱李两兵团。仍然是九月间攻济打援部署的那个原则。此阶段亦争取于两个至三个星期内完结。

　　㈢第三阶段，可设想两淮方面。那时敌将增加一个师左右的兵力（整八师正由烟台南运），故亦须准备以五个纵队左右的兵力去担任攻击。而以其余主力担任打援和箝制。此阶段，大约亦须有两个至三个星期。三个阶段大概共须有一个半月至两个月的时间。

　　㈣淮海战役的结果，将是开辟了苏北战场，山东苏北打成一片，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此时，你们仍应分为东西两兵团。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以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攻取荷[菏]泽、开封、郑州、确山、信阳、南阳、淮河流城及大别山各城。西兵团与刘邓协力作战的方法，亦是一部兵力打城.以主要兵力打援阻援，这样去各个歼敌。刘邓因兵力不足，不能实现如象你们攻济打援战役及淮海战役那样的作战。你们西兵团去后，就可以实现那样的作战。六七两月开封、睢杞战役就是西兵团与刘邓协力的结果。

　　㈤你们以戌亥两月完成淮海战役。明年一月休整。二月西兵团转移。三至七月与刘邓协力作战.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2]

　　同日，毛泽东还致电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已返回中野），给中原野战军的任务也加了一码，要求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前，“攻击徐郑线”（即陇海路徐州-郑州段），牵制已奉蒋介石之令将东进徐州的孙元良兵团，以防止孙兵团“极大妨碍华野的新作战”。[3]

　　此时，毛泽东对战役完成后的“前景展望”是：“淮海战役的结果，将是开辟了苏北战场，山东苏北打成一片，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如此，淮海战役结束后，华野“应分为东西两兵团。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而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加入中原战场，与刘邓配合作战，“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攻取荷[菏]泽、开封、郑州、确山、信阳、南阳、淮河流城及大别山各城”，“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4]

　　华野、中野两军首长对中央军委的指示反应都非常积极，华东野战军首长在收到中央军委11日电之前（12日亥时才收到军委该电）的12日子时，已向军委上报了华东野战军作战会议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部署，在接到军委电报后，除建议歼灭黄百韬兵团后打先两淮外（军委的原意是先打海、连后打两淮），对军委部署表示拥护[5]；刘陈邓则于12日复电军委：“攻歼郑州之敌，预定十八日开始战斗”[6]（为了与华野主力“歼黄作战”发起时间同步，后来确定的攻郑时间为10月22日[7]）

　　一星期后的10月19日，在统帅部与华野首长根据淮海战役发起部署协调好攻郑时间后，陈毅、邓小平即启程前往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陈赓部，准备指挥中野一、三、四、九纵队发起攻郑作战并准备打援，而刘伯承、李达则留在中原军区，指挥二、六两纵（包括陕南部队4个团、一纵的二十旅、豫西1个团），分别经由西平、驻马店中间地区和花园、宣化店，向息县方向侧击、尾击黄维兵团，造成与华野合攻徐州的态势，以迷惑敌军，吸引、牵制并抑留有可能北援徐州或郑徐线的华中“剿总”各兵团。

　　与此同时，国民党统帅部及战区指挥部也预感到了“大战在即”，也想有所动作。

　　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打乱了国民党军南线防御体系。而国民党军统帅部和智囊团对于华东野战军战后的动向，也有着种种揣测和推断。归纳起来，这些“揣测和推断”大致为以下三种：

　　⑴北上平津，协同华北共军解决华北“剿总”；

　　⑵西攻郑州，汇合中原共军，掠取宛洛，进逼武汉；

　　⑶南下徐蚌，在陇海路以南发起攻势作战，威胁南京。[8]

　　这其中任何一种可能对国民党军而言都是不妙的！而最让他们担忧的，还是华东野战军汇合中原野战军，夺取徐州，威胁南京。所以在9月25日——就是粟裕提出淮海战役初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且确定了战役目标为歼灭黄百韬兵团的同一天，国民党军最高统帅蒋介石也在南京官邸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究济南失陷后如何对付“华东共军南下，中原共军东进”。

　　会上，作战厅提出了两个方案：

　　一、积极进攻案：以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两个兵团向鲁西出击，求歼华东共军一、二个纵队，或从徐州转运两个整编师（军）于郑州，会同郑州孙元良兵团，配合华中“剿总”部队，向中原共军发起攻势作战，“如能求得决战，则尚可扭转大局。”

　　二、消极案：即徐州以主力监视共军，一部穷追猛打以肃清淮安以北、运河以东地区及津浦路徐州以南地区共军。

　　作战厅的意见是取第一案中的那个“或”——集中兵力求歼中原共军。

　　他们认为，这是最有利的，成功可能也最大。[9]

　　而蒋介石却认为，这事儿好，却办不了。

　　能干掉中原共军当然好！可真要能干掉中原共军，年前人家孤军深入大别山的时候就该“干掉”了！1948年上半年的4月9日，蒋介石在《对国民大会的施政报告》中就是这么着夸的海口：“我可以负责告诉大家：在最近六个月以内，国军有绝对把握消灭黄河以南匪军所有的兵力，决不让他有整个师或整个旅的存在。”[10]可现在哩？人家不光“整个师整个旅”继续存在着，而且还越来越多地存在着！真就是应了白崇禧白长官那句名言：“不怕**凶，就怕**生根”！——白长官现如今可是实实在在地领教了他自己这句名言的效果：人家把根都生到白长官那个华中“剿总”的眼皮子底下来了，现在主力军加上地方“土共”，人马跟白长官手下的兵马已经差不了多少，要不是家伙什差了点儿，白长官现如今根本就压制不住忙活不过来，惶论“求歼”？

　　蒋介石也知道，这事儿现如今也就是在嘴上过过干瘾，说得了却办不了，故而将作战厅的“积极进攻案”作了这样的“折衷”：不再提“求歼中原共军”，而是以徐州“剿总”方面的邱清泉兵团向鲁西南“作有限目标之攻击”，黄百韬兵团向苏北攻击，李弥兵团向津浦路两侧“扫荡”；华中“剿总”方面黄维、张淦、孙元良兵团则分别由遂平、唐河、郑州向鲁山攻击。目的当然很简单：确保对津浦、陇海、平汉三大铁路干线的控制，阻止华东、中原两路共军的汇合。[11]

　　相较于几个月前，蒋介石变得“现实”多了。

　　可“校长”变得现实了，学生却是烂漫依然。时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将军，对校长这番煞费苦心的“折衷”，作出了积极的解读和发挥，从而将这个“有限攻击”，变成了更具进取性的“进攻山东计划”，即：趁华东野战军攻济后正在休整尚未与中原野战军会合之际（杜认为华东野战军主力济南战役后至少需要休整1个月——这个估计还是准确的），集中徐州“剿总”的4个机动兵团，在兖州、济宁、大汶口间寻求华东野战军之一部歼击之，进而击破其主力，达到收复泰安、济南之目的，“以振奋国民党军士气”。而华中“剿总”则以主力在豫西方面牵制中原野战军，阻其东进，但不与其作真面目之作战，以配合徐州“剿总”的行动。[12]

　　这就不是什么“有限目标之攻击”了——这是要“进而击破华东共军主力”！

　　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和参谋长李树正都对这个计划心存疑虑，认为“动用兵力过多徐州安全堪虑”，但在一番激烈争论且在动用兵力上的规模上作出了缩减后（只动用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加上冯治安三绥区一部向鲁西南进攻，李弥兵团守备徐州；位于新安一带的黄百韬兵团在该计划中位于“右翼攻击”位置，属“次要方向”），刘、李方被踌躇满志的杜长官勉强说服。[13]

　　这里需要对此间的地理情况作一简单介绍：杜长官的东、两翼攻击集团当间，隔着一个地理屏障——微山湖。微山湖是位于中国山东省微山县南部的断陷湖，湖面由南而北，在山东省的济宁市与安徽省的徐州市之间呈狭长状。北与昭阳湖、独山湖和南阳湖首尾相连，水路沟通，合称南四湖。四湖中以微山湖面积最大，达660平方千米，水深3米左右。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京杭大运河傍湖之西侧而过，津浦铁路则在湖之东侧地域经过。

　　对杜长官雄心勃勃的“进攻山东计划”来说，这道天然屏障隐含着潜在的危险。

　　10月2日，杜聿明带着这份计划赶到北平，向正在指挥东北作战的蒋介石作了汇报并征得了其同意。而当他拿着“委座手令”请时任国军参谋总长的顾祝同将军“核办”时，顾将军也同样怀有疑虑：“你究竟有没有把握”？而杜的回答很是豪迈：“只要黄维兵团能牵制住中原共军，徐州方面打华东共军各纵是有把握的！”

　　顾长官还是担心：“万一刘伯承窜过来怎么办”。

　　杜聿明仍然信心十足：“倘如此，我军即将华东共军阻于微山湖以东地区，先集中主力协同黄维兵团击破中原共军主力，再看情况击破华东共军主力……”，“只要刘伯承、陈毅的部队不能合流，对他们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有如泰山压顶，是有八九分胜算把握的，……不但可以一举收复济南，也可以严重打击尚未休整好的陈毅部队……”[14]

　　瞧瞧，中原，华东，两边他都要“击破”！简直就是一副包打天下的气派。

　　10月7日——也就是华野召开作战会议部署“淮海战役”的前两天，杜聿明也在徐州召开作战会议，作出“向山东进攻”的部署，并拟定于10月15日开始行动。而华中“剿总”的白崇禧这个“小诸葛”对杜聿明这个计划也很支持：杜聿明部署“进攻山东计划”后的10月10日，他也给华中“剿总”所属的黄维、张淦两兵团赋予了以“豫西共区”的泌阳、唐河为目标的“两期任务”，以“牵制”中原共军主力，配合徐州“剿总”对鲁西南的进攻（孙元良兵团已被杜聿明调往徐州方面准备参加实施“山东进攻计划”，故白只动用了黄维、张淦两兵团）。[15]

　　这事儿很有点意思，中原“共军”和华中国军都想到了一起——两边都想“牵制”对方。

　　然而从“事后臭皮匠”的角度客观而言，其实真正被“牵制”的还是白长官：白长官这么积极正中人民解放军统帅部的下怀！如前所述，彼时彼刻，人民解放军统帅部当时还没有国民党军最为担忧的“中野主力东进”的设想，“淮海战役”也还没有形成向“战略大决战”演变的决心。而人民解放军还未“牵制”，黄、张两兵团就主动向豫西进击，这对于华东野战军主力准备歼击黄百韬兵团，进而在两淮、海州地区的作战，当然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杜聿明将军后来当了**治下的“政协委员”，他在撰写“文史资料”时声称：当时他“还未意识到蒋介石统治集团所代表的阶级已经腐朽透顶，经济基础即将崩溃，还是十分自高自大，认为别人不行，自己还行，要‘打开国民党军到处挨打被消灭的危局，必须争取主动，先发制人’。”[16]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杜聿明进了“共军战犯管理所”被“洗脑”后的客套话：白长官的“两期任务”中了共军下怀，而杜长官的“山东的进攻”真要付施实施，没准儿中的就是国军的下怀吧？共军的那个“淮海战役”是不是能打成都难说吧？——后来有人在一些文字中不同程度地表达过类似的意思。然而只要把当时人民解放军统帅部与各方磋商往来的电报认真仔细地研判一番，恐怕就不能不认同多年后被“洗脑”的杜将军的看法了：就在杜聿明拟定上述计划后的10月14日，毛泽东等军委首长即已通过“沪宁谍息”等情报并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分析研判，“大体判明，敌邱孙两兵团将向鲁西南举行防御性的进攻。这种进攻之目的，是根据国防部判断我军攻济损失甚大，现正掩护整补，而将来进攻主要方向是经鲁西南出徐蚌段，故先以重兵向鲁西南动作，究竟是否如此，不久即可判明。假如邱孙两兵团真如此行动，对我淮海郑州两地作战极为有利。”[17]

　　看见没有，还是“正中共军下怀”！还是改变不了徐州方面国民党军后来的结局！杜长官倘以徐州邱、李等兵团向鲁西南出击，那将省去毛、刘、陈、邓、粟等为如何牵制他们而保障华野主力歼击黄百韬兵团多少殚精竭虑？毛泽东在作出这个“大体判明”时，心中不定是在怎么“窃喜”哩！果如此，华野主力一旦南下新安镇包围了黄百韬兵团，邱、李兵团却被隔在微山湖以西干着急使不上劲儿，要回援还得绕个“之”字先回徐州再向东出击，等赶到新安镇，也就只剩下给黄百韬收尸的活计了！——微山湖这道巨大的天然地理屏障，其作用就显现出来了！而对华东野战军来说，那个让许多幸存老者多年后一提起就感叹“惨烈无比”的“徐东阻击战”，大概也会轻松愉快许多。而对人民解放军统帅部来说更为理想的局面是：作为“进攻山东计划”中辅助攻击的一翼黄百韬兵团行动积极，能够与邱、孙两兵团同时出发，离开新安沿津浦路北进，直接就朝“共军”成堆儿的地方钻！果如此，那华东野战军连南下的动作都可以节省了，直接就可以裹黄兵团的饺子馅儿，而与之隔着天然屏障微山湖的邱、孙两兵团却只能瞪眼跺脚干着急，却使不上劲儿！

　　呵呵，这跟杜将军那个“共军被阻于微山湖以东”，可是恰恰相反哟！

　　然而杜将军的这个很有进取心却很可能是给人民解放军统帅部帮大忙的计划，还没等到付诸实施，就流产了。

　　流产的原因是这会儿东北“林总”要打进锦州了，顾此失彼的蒋介石掂量了掂量，还是认为眼下“徐州不要紧，重要的还是东北”，于是在10月15日飞赴东北的时候在徐州作了十多分钟的停留，临时抱佛脚抓了正欲赶往商丘去指挥“进攻山东”的杜长官的差，要他跟自己一起去东北收拾残局——因为杜长官在战争初期在东北干过，一度还把小师弟“林总”打得很难受，而且既熟悉情况，又很听“校长”的招呼。[18]

　　就在这一天，东北野战军攻克了国民党军10万以上重兵设防的第二座大城市——锦州。

　　杜聿明一走，本来就对杜案疑虑重重的刘峙马上就没了章法：“光亭走了，如何是好？北进谁能负责？”

　　于是杜聿明那个雄心勃勃的“进攻山东计划”立刻短命夭折，而为“进攻山东”向徐州附近集结兵力的举措又歪打正着，使中原野战军的攻郑作战变得相对轻松愉快：10月上旬，原驻守郑州的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孙元良部奉命沿陇海路向民权、柳河集结，留下的守军是第十二绥靖区的第四十军第一〇六师和第九十九军的第二六八师，结果让陈毅、邓小平逮了个大便宜：10月20日攻城部队刚一接近城郊，22日守军便弃城北逃，郑州易主，黄河铁桥完好无损，北逃的守军也于23日被中野九纵和前来配合的华北军区部队聚歼：歼敌11000余人，自身伤亡仅345人[19]——“陈邓”原来的预计是：“五至七天攻克郑州”[20]，而毛泽东在10月15日酉时致华野饶粟谭电中的估计是：“因敌准备放弃郑州，苦无口实，你们一到即可能逃跑”[21]。

　　毛泽东的估计是根据已掌握的“沪宁谍息”等相关信息作出的，当然也有相当的准确性[22]：因杜聿明的“进攻山东计划”的提调，孙元良兵团10月6日即已从郑州东撤至商丘附近，准备与邱清泉兵团一起向鲁西南进攻，郑州已经处于“听天由命”的状态（中野主力取郑前后国民党统帅部已决定放弃郑州，郑州之敌被歼后第二天国民党军统帅部“郑州守军撤回黄河以北准备打游击”的命令也下达了[23]），孙元良不会去管也管不着了。

　　10月24日，驻守开封的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也弃城东逸。

　　至此，陇海、平汉两大铁路上的枢纽郑州以及郑州以东陇海线上的要点，均为人民解放军所掌控。

　　——毛泽东的淮海战役战后的“前景展望”，在战役打响前，就大体得以实现。

　　毛泽东的“战后展望”在战前的提前实现，对后来战局的发展也产生了极为有利的重要影响！而这一切都与杜聿明将军和蒋介石的那个“进攻山东计划”，又有着相当密切的因果关系。杜聿明将军在世时虽然不一定能读到当年毛泽东对他那个“进攻山东计划”的评判，但从杜将军后来写出的那番相信是出自由衷的“客套话”中，我们也不难解读出这样一种“题外之义”：杜将军不愧是一“知耻后勇”的真正军人，有眼光，也有气度。

　　然而笔者也提请各位注意，这里所言的“对后来战局发展产生了极为有利的重要影响”，是从战略角度着眼，以后来形成的“战略大决战”为参照的：徐州“剿总”主力猬集徐州附近，为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造成“孤立徐州”从而形成战略决战的态势，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有“利”的一面，就有“弊”的一面。

　　如果仅以华东野战军主力攻歼黄百韬兵团的原有战役目标为参照来作考量，就有“弊”的一面：郑州已克，孙兵团、四绥区俱向徐州靠拢，徐州附近敌军兵力增厚而且相对集中，也不会再因“进攻山东计划”的提调而另作他用，毛泽东原拟以中原野战军主力攻郑作战来配合华野歼黄作战的设计，也不再具有“牵制孙兵团东援”的作用——当然也就失去了原来设计的意义。

　　而华东野战军“歼黄”计划如果不能顺利完成，后来那个“决战”也就无从谈起。

　　对此，毛泽东又有预见：陈邓率中野主力攻克郑州的当天，他又提出了另一个设想。

　　正是因为这个设想，淮海战役的战役目标再一次得以提升，中野、华野两大主力进入了同一个战场，形成了战役上联合作战的格局——这也是国民党军方面最为担忧而且竭力阻止的格局，也造成了“战略决战”的重要条件，从而最终促成了后来徐蚌附近地区的战局向“战略决战”的迅速转变。

　　虽然这个设想仍然还是以“牵制徐州之敌配合华野主力攻歼黄百韬兵团”为出发点的，但“淮海战役”演变发展成了“战略大决战”，中央军委寻求在中原地区与国民党军徐州集团主力进行“战略决战”从意图发展成为决心和作战方针，却都是由此而产生并走向成熟的。

　　笔者提出一个看法：中原野战军攻占郑州，应该是南线决战真正开始发动的起点！

　　——这个起点，已远远超出了粟裕提出“淮海战役”首案的设计！

　　[图4-1 中原野战军郑州战役经过要图](1948年10月22～23日)(来源:《郑州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年9月第1版。重绘:刘鹤;校核:周军)

注释

　　[1]《粟裕年谱》（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办公室编）第36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2]《中央军委关于淮海战役部署致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等电（1948年9月25日）》，《淮海战役综述·文献·大事记·图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3～第5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3]《粟裕年谱》（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办公室编）第36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4]《中央军委关于淮海战役部署致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等电（1948年9月25日）》，《淮海战役综述·文献·大事记·图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3～第5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5]《饶潄石、粟裕、谭震林关于歼灭黄百韬兵团的部署至中央军委等电（1948年10月12日）》（酉文子电），《淮海战役综述·文献·大事记·图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会员）第55页～第5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6]《粟裕年谱》（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办公室编）第36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7]《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关于推迟攻击郑州致中央军委等电（1948年10月1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㈤》第83～第8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8]《粟裕年谱》（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办公室编）第36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9]郭汝瑰1948年9月25日日记，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㈣》第23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10]《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445页，秦孝仪主编，[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10月刊印。

　　[11]郭汝瑰1948年9月25日日记，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㈣》第23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12]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军将领的回忆）》第2～第5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13]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军将领的回忆）》第7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14]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军将领的回忆）》第7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15]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军将领的回忆）》第8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㈣》第23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16]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军将领的回忆）》第2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17]《推迟攻击郑州加紧完成淮海战役准备（1948年10月1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㈤》第83～第8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8]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军将领的回忆）》第8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19]《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㈣》第25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20]《攻郑时机似以再推迟两三天为好（1948年10月17日）·注释》，《毛泽东军事文集㈤》第97～第9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1]《淮海战役计划不应变更（1948年10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㈤》第90～第9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2]从毛泽东这个“大体判明”的内容来看，他所获知的“沪宁谍息”肯定包括了国民党军“国防部作战厅”的情报来源——这个“大体判明”的内容主要还是国防部作战厅的那个被蒋介石“折衷”了的国防部作战厅的“积极进攻案”的意图（也就是所谓“有限进攻”案），而不是杜聿明与蒋介石商定的那个“进攻山东计划”的意图。杜与蒋商定的“进攻山东计划”并没有国防部作战厅的参与，这很有可能是杜聿明刻意避开他一直怀疑“有共谍”的国防部作战厅的缘故，所以“沪宁谍息”也反映不出“进攻山东计划”的意图——两者的不同在于：“进攻山东计划”比此前的“有限进攻案”动用的兵力更大（两个兵团）意图也更大，但对人民解放军方面来说，两者的客观作用和效果是一样的，“进攻山东计划”对解放军方面的淮海作战更为有利，而且国民党军方面此时的判断还是“华野主力将从鲁西南南下进攻徐州”，还一直没有察觉华野主力南下作战的第一个作战对象并不是徐州而是徐东的黄百韬兵团。

　　[23]转引自王道平、周宏雁、姜铁军：《震撼世界的大决战》第127～第12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