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这次大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允许‘二月逆流’的人上主

　　席台。他们一肚子气，**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大家并没有隐

　　蔽自己的观点，都讲出来了嘛！只讲刘少奇一小撮，都包括了嘛！”

　　话说1969年2月19日，毛泽东召见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他特意请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了这次谈话。毛泽东首先对陈毅等人说：

　　“你们这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

　　他转向李富春、李先念问道：

　　“今年的计划，‘五年计划’还有两年，你们在搞吗？”

　　李富春回答后，毛泽东说：

　　“总之，许多方面要改革。怎样搞社会主义，就是不懂。”“现在下去走一走，可以早去晚归，或者带包袱去住个把星期。”“国内问题要注意调查研究，搞点材料，提出意见。”

　　他转向陈伯达，问起“九大”的报告稿，说道：

　　“你报告写得差不多了吧，20号交卷有希望吗？你们3个人要一起找林彪同志谈一谈。”

　　1969年3月2日上午8时40分，苏联军队再次侵入中国的领土珍宝岛。苏联边防军出动70余人，分乘两辆装甲车、一辆军用带蓬卡车和一辆指挥车，突然袭击正在珍宝岛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军，开枪打死打伤中国边防军战士6人。中国边防军站长孙玉国率部被迫自卫还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驱逐了入侵的苏联边防军。

　　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大使馆，对苏军制造的流血事件，提出紧急的、强烈的抗议。

　　珍宝岛位于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以东、乌苏里江西岸附近，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0.74平方公里，一直是在中国管辖之下，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苏联在勃烈日涅夫上台后，就开始走上了扩张主义的道路。他对西欧采取攻势战略，在中苏边境大量屯兵，制造事端。从中国1964年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以后，到1969年3月间，在这4年半时间里，苏军在中苏边境挑起边界事件多达4189起。其中，在1969年1月和2月间，苏联边防军就8次侵入珍宝岛。同时，苏联国防部命令其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就是毛泽东几年来一直提出要准备打仗的主要原因。

　　3月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关于“九大”报告稿问题，他说：

　　“原定2月20日交卷，交不了又不说明道理。会议决定的，一个人（指陈伯达——笔者注）推迟时间。”

　　在大家讨论一个文件的署名时，毛泽东说：

　　“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

　　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针对苏军入侵、制造珍宝岛流血事件问题发表了题为《打倒新沙皇》的社论。

　　3月5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再一次说：

　　“要准备打仗。”

　　3月7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关于“九大”准备工作，他说：

　　“开会，一个主要的是文件，一个是党章，一个是选举。”

　　由于“九大”报告稿迟迟写不出来，毛泽东有些生气，他说：

　　“做了决议又不办，不办又不报告。还是准备两手，一个是写出报告可用，一个是不能用。”

　　他问陈伯达：

　　“你究竟和什么人在搞？”

　　陈伯达说：

　　“我自己一个人在写。”

　　毛泽东批评他说：

　　“你这个人每次都说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

　　3月9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召集“九大”准备会议，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共128人参加了会议。

　　3月12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提出“九大”报告稿由两套人马同时搞，他说：

　　“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张、姚。”“两家各搞各的。”

　　关于“九大”报告的主题，毛泽东说：

　　“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

　　此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3人一组，林彪、陈伯达一组，同时起草报告稿。

　　3月14日到15日，苏军又出动边防军和飞机，连续入侵珍宝岛。在中苏双方冲突中，苏军的坦克、装甲车被摧毁17辆，入侵者被击毙58人，伤94人。

　　毛泽东看完一份有关珍宝岛冲突的报告，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道：

　　“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

　　他身边的人问：

　　“美国人高兴吧？”

　　毛泽东说：

　　“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让他缩减到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

　　身边的人回答：

　　“中美苏3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外交。对吗？”

　　毛泽东说：

　　“又等，又不等。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的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

　　此时的苏联，它的主要对手仍然是美国。勃烈日涅夫也担心，如果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战争，对苏联也不利。于是，勃烈日涅夫通过热线电话直接要到了北京，中共中央总机室的话务员问道：

　　“你是谁呀？”

　　莫斯科那一端回答说：

　　“我是勃烈日涅夫，请接毛泽东同志讲话！”

　　中国话务员一甩小辫子，骂道：

　　“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能找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讲话？”

　　勃烈日涅夫被骂，只好挂了电话。中央领导人闻知此事，有的表扬话务员政治水平高，有的则批评话务员说：

　　“你也不请示领导，怎么能胆大包天，干这种事？”

　　3月15日，《红旗》杂志第3、4期在社论《关于总结经验》中，传达了毛泽东的两段指示：

　　“要认真总结经验。”“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3月15日下午，毛泽东召见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关于准备战争问题，他说：

　　“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平时坚持地方，战争起来了就补充野战军。战争打起来，依靠一年一度的征兵是不行的。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

　　“抗议他不听，双方都在抢时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红卫兵打仗勇敢，红卫兵还是要称赞一下，他们还很活跃。凡是过去武斗比较厉害的学校，现在就转得比较好。对这些武斗的学生，军队不愿意要，地方也不愿意要。红卫兵不听话是个暂时现象，或者是有坏人指挥。红卫兵前期、后期，甚至于中期都是好的，就是在中后期之间有一个时间不听话，现在就好了。”

　　关于落实政策问题，毛泽东说：

　　“政策落实是个大问题，尽管有清华的经验，有的就学，有的就不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有一个就传达，有一个就不传达。

　　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调查，没有目的地到处乱跑。还有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队站错了，还没有转过来，一个学校那么多教授、教员都不要，怎么办呢？你也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对走资派也要区别。有些走资派，开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很厉害。但所谓死不改悔，难道他一万年也不改吗？不做工作又怎么改呀？这些人都不要怎么行？都把他们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我们讲钱伟长、梁思成，可以作为典型，要找标兵嘛！有人说，人家有历史问题。有历史问题不要紧，人都是有历史的嘛。人就是历史。有的人和美国、国民党有关系，就是有嘛，不要怕嘛！那都是摆在那里的嘛！拼命搞外调，又搞不清楚问题，盲目地乱跑，结果花了很多时间精力，问题还是搞不清。为什么不要他坦白，叫他自己交代呢？

　　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他再杀人，再抓嘛！一个是关，一个是放。一个不关不行，我们说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教授、讲师不像军队，他们是手无寸铁，不解放是不妥当的。当然不是一个不关。我们历来讲坏人是极少数，可以教育争取的是大多数。一讲就是一窝黑，几十个，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得了。开始有些老工人、解放军，一讲就是一窝黑，一个样，那样不是把人都推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不要在学生中打主意，也不要在多数的教员、干部中打主意。不让人家讲一点怪话，也不让资产阶级讲一点自由主义行吗？他们因为肚子里有气。有的今天讲了，明天就不讲了。……政策不落实，不解放知识分子不行。”

　　“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二月逆流’不仅北京有，其它地区也有。‘二月逆流’不仅冲击了地方机关，也冲击了军队机关。那个时候，一时打倒这个，一时打倒那个，可多了，无非是说错了话嘛！我主张‘九大’报告上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1966年冬季和1967年春季，有些同志犯了错误，对红卫兵冲击不了解情况。有的打到自己身上来了，受了点侮辱，连听报告都不能到，只能在幕后听。所以有点不服，所以闹。这次大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允许‘二月逆流’的人上主席台。他们一肚子气，**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大家并没有隐蔽自己的观点，都讲出来了嘛！只讲刘少奇一小撮，都包括了嘛！”

　　“有些犯错误的，过一两年还是要解放他们，就是不让他们掌大权。七届二中全会就讲了，要依靠工人，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刘少奇到天津，就依靠资产阶级。给了宋斐卿很多钱，结果跑到香港去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李德一个人有什么用，还不是有那么一些人捧他的场。这次要走‘七大’的道路，把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二月逆流’这些人选为‘九大’代表，地球还不是照样转！‘天地悠长，不为尧存，也不为桀亡’。主要是落实政策的问题。反帝必反修，不反帝反修是不能胜利的。”

　　毛泽东还谈到了“九大”的准备工作，他说：

　　“报告没有写好，迟几天开会不要紧。”

　　他转向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说：

　　“给陈伯达是一个月，给你们半个月，索性4月1日开会。”

　　张春桥、姚文元从3月16日开始，陆续分批将报告稿交毛泽东审改。

　　3月17日，《北京日报》发表社论《认真学习六厂一校的先进经验》。社论中说，根本的一条就是：“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认真学习、努力掌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广泛发动群众，不停顿地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

　　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中苏热线打到中国外交部苏欧司，代司长李连庆接了电话，柯西金说他要找周恩来总理讲话，李连庆回答说：

　　“我们两党已经没有关系，但两国还有外交关系，我将立即报告周恩来总理。”

　　随后，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亦称：“有话要转达”给中方。周恩来立即与有关方面拟定了一份答复苏方的备忘录。备忘录中写道：“从当前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是日晚，周恩来即将一份报告呈送给毛泽东。

　　3月22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示道：

　　“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举行外交谈判。”

　　尔后，中国外交部苏欧司奉命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叶里扎维金，向他递交了备忘录。

　　3月22日下午，毛泽东找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九大”的准备工作，还特地把正在工厂蹲点的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也找了来。他首先对陈毅等人说：

　　“好久不见了，你们搞得不错啊。你们应该换一换，南口、新华、二七厂都是大厂。”“你们研究国际问题怎么样？”“你们几位老同志，为国家工作，不要只管一个部门。聂荣臻不能只管一个国防科委。叶剑英只搞一个军事科学院，钻进去就出不来。要管宽一些，军事、政治、国内、国外。你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多吃几年饭，经验多一些。小萝卜头看不起你们，说你们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赞成。小萝卜头有用，但他们没有经验。”

　　毛泽东转对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们说：

　　“‘二月逆流’，报告中不讲。”“报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写，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都不要写，只写我和刘少奇两个人的名字，只写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没有王明犯的大。‘七大’时一个也没有丢。我们还是按过去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敌我矛盾处理。至于有些人，江渭清、谭启龙、张平化、赵紫阳、霍士廉，要好好研究一下，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严重问题。如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只是这一次犯严重错误的话，过一个时间，群众的气消了，就可能解放他们。”

　　3月下旬，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九大”问题。他拿着厚厚的揭发材料，对周恩来说：

　　“贺龙我保不了啦，你也保不了啦。这是林彪、吴法宪送来的，全是贺龙的亲信和部下揭发的哟，我还怎么讲话？”

　　原来，贺炳炎等人在他们所写的《回忆洪湖斗争中的几个小故事》里说到贺龙时，写道：“贺龙是一条活龙，国民党军队围住了他，他会呼风唤雨，变成一条龙，溜出去了。”

　　毛泽东对这类话很反感，他说：

　　“贺龙是条龙，就可以登基当皇帝了吧！”

　　陈毅说自己在文革中有错误，对照“九大”代表的3条标准恐怕已不够格。毛泽东说：

　　“这3条你不够格，你可作为右的代表嘛！”

　　陈毅听了心中非常难过。尽管毛泽东说他是右的代表，但他心中非常明白，毛泽东还是在保护他的。

　　后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陈毅成为“九大”主席团成员，在大会上还当选为中央委员。

　　3月31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呈送的关于徐海东参加大会主席团的报告上批示道：

　　“同意。明天宣布开幕式上主席台人数不宜太少，似宜有伯达、康生、董老、伯承、朱德、陈云等数人参加，请考虑酌定。”

　　此时的徐海东，因为还没有接到出席大会的通知，心中正在纳闷。他记得自从自己当选为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后，中央每次开会，毛泽东总要问一声：“海东同志来了吗？”4月1日中午，徐海东接到通知，参加下午开幕的“九大”。在“九大”上，徐海东当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在1970年3月25日，徐海东因病与世长辞，享年70岁。

　　3月31日，毛泽东在最后审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报告时，又在上面加了一句：

　　“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继续给以帮助。”

　　后来“九大”采用的正是经毛泽东多次审改的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这个报告稿，而林彪、陈伯达起草的稿子就弃而不用了。当时参加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吴法宪在多年后回忆说：“陈伯达写时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写，林讲了个大概。从这以后，陈开始靠林了。”“主席否定陈伯达的报告，林彪很不高兴，因为这是林、陈两人商量的。”

　　1969年4月1日下午5时，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国**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1512人，代表着全国2200万**员。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总结和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新调整党的权力机构和人事安排。

　　毛泽东在《东方红》乐曲声中登上主席台，全场欢声雷动，掌声震耳。

　　大会首先由毛泽东致开幕词，他宣布：

　　“同志们，中国**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毛泽东一开口讲话，便被“万岁”和“万寿无疆”的呼声打断。毛泽东接着说：

　　“今天要选举大会主席团，通过大会议事日程。大会议事日程主要包括3项：林彪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第二项，修改中国**党章；第三项，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现在选举主席团。要不要读？你们都知道了嘛。主席团这么多人，176名，行不行呀？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有董必武、刘伯承这些人；有于会咏、王体、王震这些人。一共176人。你们手上都有，赞不赞成？赞成的举手。”（全体代表举手）

　　毛泽东说：

　　“多数吧？通过了。”

　　（周恩来插话：请当选主席团成员上来。）毛泽东接着说：

　　“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当合适呀？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

　　（周恩来插话：毛主席当合适。）（林彪插话：毛主席当主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鼓掌）毛泽东说：

　　“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个副主席，好不好？”

　　（林彪站起来说：不好！不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主席万岁！赞成的举手。）（全体举手一致通过）（林彪说：好！全体通过。）毛泽东说：

　　“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不同意？赞成的请举手。（一致举手）

　　毛泽东接着说：

　　”没有意见，通过。谁当秘书长呀？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好不好？（鼓掌通过）

　　毛泽东说：

　　“我希望我们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开得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从1921年到现在，我们已有40年的历史。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12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董老，还有人不认识吧？（董必武站了起来）再一个就是我。其他好几个牺牲了，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武汉的陈潭秋，湖南的何叔衡，上海的李汉俊，都牺牲了。叛变的、当汉奸的有4个：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张国焘，刘仁静这两个人还活着，张国焘到加拿大去了，刘仁静在北京，是个托派，见过托洛茨基。另一个李达，武汉大学的校长，早二年去世了。那时全部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六七十个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后来就发展了。从那一个时候发展到现在这种情况。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三次、第四次，人都很少，几十个人。第五次是在武汉开的，人多一些，可能有百把人。第六次是在莫斯科开的，几十个人，恩来同志参加了。（周恩来插话：还有刘伯承同志。）第七次是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清算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那时党内有分歧。有人提议，不选王明路线的人到中央。我不同意，说服大家选了他们。结果有几个人不好，王明跑到国外去了，反对我们，不好！张闻天不好！李立三不好！李维汉不好！（周恩来插话：还有王稼祥。）王稼祥犯了错误。其他几个，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这些人，那时不知道不好。对他们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

　　从‘八大’以来，现在搞清楚了。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比较清楚了。因此，希望我们这次大会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开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胜利？我认为是可以的。开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可以的。庆祝党的这次大会的胜利！

　　现在请林彪同志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

　　毛泽东一个简短的开幕词，竟被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打断了10次。

　　接着，林彪代表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

　　这个报告便是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那一份，全文如下：

　　同志们！

　　中国**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是一次在我党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代表大会。

　　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大大地加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这次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

　　毛主席曾经用简洁的语言说明了这场大革命的必要性：“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为了充分认识毛主席这个科学的论断，我们应当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不久，1957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继《在中国**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之后，全面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它象光芒万丈的灯塔，照耀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航向，也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为了更深刻地认识毛主席的伟大历史贡献，就需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

　　1825年，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过：“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１）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２）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３）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中文版，第63页）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使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马克思、恩格斯为此而奋斗了一生。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的那些党，除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以外，几乎全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斗争的焦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列宁在痛斥老修正主义者的时候，多次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399页）

　　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根据他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实践，看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和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235页）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的结论是：“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6页）

　　列宁还指出了“新的资产阶级”正在“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产生出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62页）

　　列宁指出复辟的危险还来自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国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进行它们所说的武装干涉，也就是扼杀苏维埃政权”。（《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423页）

　　苏修叛徒集团彻底背叛了列宁的这些光辉的教导。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之流，都是早就隐藏在苏联**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一上台，就立刻把资产阶级的“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篡夺了列宁、斯大林的党，把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平演变”成为黑暗的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毛主席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毛主席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早在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即1949年3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的中心仍然是政权问题。毛主席特别提醒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毛主席预见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向全党提出了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外交领域中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战斗任务。

　　我们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根据毛主席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继续前进的紧要关头。毛主席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的猖狂和我国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中，提醒全党：“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针对刘少奇在1956年提出的所谓“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的谬论，毛主席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还必须继续革命。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率领广大群众，按照毛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继续进行了伟大的斗争。从1957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到1959年庐山会议揭露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从关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大辩论，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中心，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每一个胜利，党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每一个重大战役的胜利，都是粉碎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右的或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才取得的。

　　现已查明，刘少奇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叛变投敌，充当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总代表。他有一条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殖民地的政治路线。他又有一条为他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多年来，刘少奇招降纳叛，搜罗了一帮子叛徒、特务、走资派，他们隐瞒了自己的反革命的政治历史，互相包庇，狼狈为奸，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单位的领导权，组成了一个地下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着，起了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不能起的破坏作用。

　　1939年，当毛主席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正在蓬勃发展时，刘少奇抛出了他的黑《修养》。这本书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它根本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不谈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而要**员离开伟大的革命实践去搞什么唯心主义的“修养”，实际上是要**员“修”成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专政屈膝投降的奴才。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正当美帝国主义武装蒋介石反革命军队，准备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时候，刘少奇适应美蒋反动派的需要，抛出了所谓“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总路线和对美蒋反动派的进攻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鼓吹什么“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的斗争”，要取消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把人民解放军的前身八路军、新四军“统一”为蒋介石的“国军”，并且要把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大量复员，妄图从根本上取消人民军队，断送中国革命，把中国人民用鲜血夺回的胜利果实双手捧给国民党。

　　1949年4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刘少奇却跑到天津，一头栽进资本家的怀抱。他疯狂地同刚刚开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决议的对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相对抗，他大肆鼓吹“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年青时代”，要无限制地“大发展”，“今天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厚颜无耻地吹捧资产阶级“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大肆吹嘘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刘少奇一伙都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反革命阴谋破坏活动。但是，既然他们是反革命，他们的阴谋就不能不暴露。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特别当苏修伙同美帝国主义、印度等国的反动派，大规模反华的时候，他们就更加猖狂起来了。

　　毛主席最早察觉了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阴谋的危险性。在1962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在1962年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更加完整地提出了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主席提出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接着，1963年5月，毛主席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规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主席又向全党发出了警告：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毛主席已经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更加鲜明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了！

　　所有这些警告和斗争，并没有也不可能丝毫改变刘少奇一伙反动的阶级本性。1964年，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跳了出来，镇压群众，包庇走资派，并且公开地攻击毛主席倡导的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已经“过时”了，胡说什么不执行刘少奇的路线就“没有资格当领导”了，他们急不可待地要复辟资本主义。1964年底，毛主席召集了中央工作会议，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痛斥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了刘少奇的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四清四不清的矛盾”等奇谈怪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总结国内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得出的这个新结论，拨正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航向，指明了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方向。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次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这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决心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英雄的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对刘少奇一伙的复辟活动，已经忍耐不住了，一场阶级大搏斗是不可避免的了。

　　正如毛主席在1967年2月一次谈话中指出的那样：“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有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能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揭露出来，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刘少奇这个叛徒、内奸、工贼的历史反革命的真面目，正是在广大群众参加下，才审查清楚的。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决定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把他永远开除出党，这是亿万群众的一个伟大胜利。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千真万确“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

　　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我们的目的，是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证我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

　　毛主席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就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主席的话，打中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要害。他们那么起劲地抓意识形态，抓上层建筑，在他们控制的各个部门向无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反革命专政，大放毒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我们要从政治上打倒他们，也必须首先用革命的舆论粉碎他们的反革命舆论。

　　毛主席从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全国解放以来，发动过对电影《武训传》、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对《红楼梦研究》等的多次批判。这次，又是毛主席领导全党向刘少奇一伙盘踞着的资产阶级阵地发动了进攻。毛主席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著名论文和其他文件，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批判了刘少奇控制的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卫生部也应改名“城市老爷卫生部”。在毛主席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首先在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些被地主资产阶级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发动了革命。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搏斗。尽管刘少奇一伙千方百计地对抗、破坏，无产阶级经过艰苦战斗，终于取得了重要的战果。一批光辉的革命样板戏出现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终于在舞台上站起来了。接着，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1966年5月16日的《通知》，为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成为整个运动的伟大纲领。这个《通知》彻底批判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为镇压这场大革命而抛出的“二月提纲”，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特别注意揭发“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是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开展政治大革命的伟大动员令。这个《通知》决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的革命群众投入了战斗。北京大学写了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大字报迅速布满全国。接着，一批批红卫兵起来了，革命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刘少奇集团乱了手脚，慌忙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地镇压青年学生的革命运动。但这并没有为他们争得多少苟延残喘的时间。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纲领性文件。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揭开了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盖子。毛主席在给红卫兵的信中指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接着，毛主席在首都天安门，8次接见了来自全国的1300万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机关革命干部的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大字报更多了，好象燎原烈火，万炮齐鸣，“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全国。亿万群众炮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任何反动阶级都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当革命触动到资产阶级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时，阶级斗争更尖锐了。在刘少奇已经垮台以后，刘少奇修正主义集团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不断地变换手法，抛出什么“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形“左”实右的口号，妄图继续打击一大片，保护他们一小撮。他们还分裂革命群众，操纵和蒙蔽一部分群众，保护他们自己。而当无产阶级革命派粉碎了这些阴谋以后，他们又来了一次猖狂反扑，这就是1966年冬季到1967年春季出现的那股逆流。

　　这股逆流，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它的总纲领就是一条：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经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但是，这股逆流受到了毛主席的严肃批判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抵制，它终究阻挡不住革命群众运动的主流奔腾前进。

　　革命运动的几次曲折和反复，使广大群众进一步懂得了政权的重要性：刘少奇一伙所以能干坏事，主要是因为他们窃取了无产阶级在许多单位和地方的权力；革命群众所以受压，主要是因为那里的权力不在无产阶级手里。有些单位，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的领导权被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所篡夺，或者仍然在原来的资本家手里。特别是当走资派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的阴谋遭到失败，刮起罪恶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时候，广大群众更加懂得了：只有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才能从根本上打败走资派。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1967年1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

　　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接着，毛主席又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毛主席继续总结了黑龙江等一些省、市的经验，确定了建立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参加的、实行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方针和政策，推动了全国的夺权斗争。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从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到1968年9月西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其间有1年零9个月的时间，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进行了反复的政治较量，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出现了极其复杂的情况。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但是，依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终于克服了这种困难。1967年夏季，毛主席视察了大江南北，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引导广大革命群众逐步地分清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使这场斗争的过程，只是乱了敌人，锻炼了广大群众。

　　潜伏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他们不到一定的气候是不暴露的。1967年夏季和1968年春季，他们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又刮起了一股反动的翻案邪风。他们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这一小撮坏人，终于同他们的头子刘少奇一样被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

　　这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大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样，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是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这个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革命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需要继续前进，“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这些任务。

　　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抓根本，必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几十年来，毛主席的思想一直指引着全党和全国人民革命的方向。但是，由于刘少奇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广大革命群众难以直接听到毛主席的声音。这场大革命的风暴摧毁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阎王殿，使毛主席的思想直接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毛泽东思想在一个7亿人口的大国中，得到这样广泛的普及，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人民《毛主席语录》随身带、认真学、认真用；最新指示一发表，立即宣传，立即行动，这种最宝贵的作风，必须巩固下来，坚持下去。要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按照毛主席1966年的《五七指示》，把我们全国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切革命的同志必须清醒地看到：思想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决不会停止的。决不因为我们夺了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消失了。我们必须继续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各种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我们要继续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搞的那一套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批倒批臭，把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牢固地确立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前进。

　　毛主席指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这是促使上层建筑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一项根本原则。重叠的脱离群众的行政机构，压制、束缚群众革命积级性的繁琐哲学，讲究排场、追求形式的地主资产阶级作风，都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是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其他组织，都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密切联系群众，首先是密切联系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等基本群众。新老干部都要经常扫除官僚主义的灰尘，不要染上“做官当老爷”的恶习。要坚持节约闹革命，勤俭办一切社会主义事业，反对铺张浪费，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要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亲自做调查研究工作，解剖一个到几个麻雀，不断总结经验。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按照毛主席关于革命接班人的5个条件，“斗私，批修”，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支柱。毛主席多次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国家的主要成份是军队。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工农的子弟兵，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斗争中，在保卫祖国、抗美援朝、碎粉帝、修、反的侵略的斗争中，立下了伟大的历史功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批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即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军事管制，军政训练），军队代表参加三结合，受到了阶级斗争的锻炼，密切联系了群众，促进了军队的思想革命化，为人民立了新功。这也是最好的战备。我们要发扬“拥政爱民”、“拥军爱民”的光荣传统，加强军民团结，加强民兵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3年来，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企图破坏我们这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没有能够得逞，就是因为人民拥护了军队，军队保护了人民的缘故。

　　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文化、艺术、教育、新闻、卫生等部门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七届二中全会就决定了“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路线。这一次，在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工人阶级和它的巩固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登上了上层建筑的斗、批、改的政治舞台。1968年7月27日起，工人阶级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长期被那些走资派统治的场所，开进了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无产阶级能不能把文化教育阵地牢固地占领下来，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们改造过来，是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问题。毛主席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亲自抓典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克服某些同志轻视思想文教战线的错误倾向，紧跟毛主席，做持久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总结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经验，把这条战线的仗打好。

　　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为了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在1966年5月16日的《通知》和8月的《十六条》中，早已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作了明确规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等一系列最新指示，更把各项政策具体化了。

　　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落实。

　　党的各项政策，包括知识分子政策，干部政策，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对待群众组织的政策，对敌斗争的政策，经济政策等等，总的题目就是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

　　从旧学校中培养的知识分子，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或者愿意同工农兵结合的。应当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对于那些结合得好的，对于那些积极上山下乡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要予以鼓励。

　　毛主席多次教育我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对于犯错误的人，必须着重于教育和再教育，做耐心的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在他们提高了觉悟，并得到群众的谅解以后，应当及时解放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并鼓励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世界观。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毛主席最近指出：“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

　　在对敌斗争中，必须执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政策。“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要执行毛主席关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我们主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于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查出的坏人或可疑分子，除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都应当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养，总之，批判思想，给以出路。把这一部分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

　　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要具体地研究本单位的情况。凡是革命大联合还不够巩固的地方，应当帮助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的原则下，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凡是阶级队伍还没有清理、或者刚刚开始清理的单位，必须按照党的政策，抓紧做好。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的单位，应当根据毛主席对斗、批、改各个阶段的指示，抓紧其他各项工作。同时，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坏人又嚣张起来怎么办？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阶级敌人如果再兴风作浪，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

　　正如《十六条》中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我国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工业生产、科学技术也出现了一片蓬蓬勃勃的局面，广大劳动人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许多工矿企业不断刷新生产纪录，创造了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技术革命正在不断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到1968年底，我们全部还清了公债。我国已经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

　　“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总是教育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列宁曾经这样痛斥那些反对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机会主义者：“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72页）列宁又指出：如果把政治同经济平列起来，也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同上）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不搞上层建筑的革命，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不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不把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揭露出来，不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怎么可能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呢？这并不是以革命代替生产，而是要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带动生产。我们必须根据毛主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根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等一系列方针，进行调查研究，积极而又稳妥地解决经济战线上斗、批、改的许多政策问题。要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可以断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必将继续促使经济战线和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新的跃进。

　　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确实是伟大的。但是，决不能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毛主席在1968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阶级斗争还是会有反复的。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能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在当前落实政策过程中，仍然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扰。做好斗、批、改各个阶段的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我们要紧跟毛主席，紧紧地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曲折，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为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进行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正如毛主席向全党指出的那样：“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毛主席的指示，确定了我们整党建党的政治方向。

　　中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培育下建设起来的党。从1921年诞生以来，我们的党，经历了武装夺取政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斗争。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党始终站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的最前线。正是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在国内外敌人极其强大、情况十分复杂的环境中，我们党领导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才使党从最初只有几十个成员的共产主义小组，发展成今天领导着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深深懂得，离开了人民的武装斗争，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就没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

　　中国**的一切成就，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哲学等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的党就前进，就胜利。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经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毛主席在谈到整党建党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毛主席用这个生动的比喻，讲出了党内矛盾的辩证法。“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党内两条路线的对立和斗争，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斗争，没有吐故纳新，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主席关于党内矛盾的理论，是今后进行整党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

　　中国**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王明的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红军的路线，战胜了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联盟，经过长期斗争，又粉碎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党正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特别是在战胜了对党危害最大的陈独秀、王明、刘少奇这3个叛徒集团的斗争中，巩固、发展、壮大起来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的专政和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经过无产阶级先锋队**实现的。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不能正确地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正是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党的建设的理论。当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重要时刻，刘少奇又重新出版了他的黑《修养》，其目的就是为了推翻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刘少奇在抄录我们在前面引证过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的那一段话时，再一次故意删去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个最重要的结论，明确地暴露了他自己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面目。刘少奇还继续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作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等等反动谬论，就是妄图腐蚀和瓦解我们的党，使党员越“养”越“修”，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平演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应当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它的恶劣影响。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运动。各级党组织，广大的**员，经受了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经受了大规模阶级斗争的考验，经受了党内外革命群众的审查。使党员和干部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提高了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这场大革命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必须向广大党员进行阶级、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教育。必须在党内外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把叛徒、特务和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分子清除出党，把大风大浪中经过考验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必须努力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必须使党员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使党员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只有这样，党才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的学习和宣传，对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和宣传，对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学习和宣传，都不能只进行一次，而要反复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有这样，才能使错误路线和错误倾向刚冒头时，就受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批判和抵制，保证我们党始终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正确航道胜利前进。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是修改党的章程。中央已将党章草案提请大会讨论。这个草案是全党和全国革命群众共同参加起草的。从1967年11月，毛主席提出由基层党组织参加修改党章以来，中央收到了几千份草案。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党章草案以后，全党、全军、全国广大革命群众又一次进行了热烈的认真的讨论。可以说，新党章草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广大革命群众的意志，是党一贯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生动表现。特别重要的是，党章草案重新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中央相信，经过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以后，我们的党一定能够按照新党章的规定，建设得更加伟大、更加光荣、更加正确。

　　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还要着重地说一说我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

　　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从来都是相互支持的。对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组织，全世界的广大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许多友好国家、友好团体和人士，都给了我们热情的赞扬和支持。我在此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我们坚决保证：中国**和中国人民一定要履行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同他们一道，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当前世界的总趋势，还是毛主席说的那两句话：“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一方面，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蓬勃高涨。越南南方、老挝、泰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勒斯坦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武装斗争日益壮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日益为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所掌握。日本、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心脏”地区，暴发了空前巨大的革命群众运动。越来越多的人民正在觉醒。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组织，正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陷于政治经济的危机，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他们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在反华、反共、反人民、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进行侵略战争方面，他们互相配合，狼狈为奸。在争夺原料、市场、附庸国、战略要地和势力范围方面，他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他们为了实现各自的野心，都在扩军备战。

　　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182页）列宁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349页）列宁的这些科学论断并没有过时。

　　毛主席最近指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这是因为，当代的世界存在着四大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引起革命。根据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可以断定，如果帝、修、反把第三次世界大战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那只会大大加速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全世界人民起来革命，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毛主席指出的这个伟大的真理，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志，指引着我们在同帝、修、反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

　　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本质早已被全世界人民戳穿了。美帝国主义这个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越来越走下坡路。尼克松上台以后，面临着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和无法摆脱的经济危机，面临着全世界人民和国内人民群众的巨大反抗，面临着帝国主义国家四分五裂、美帝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的困难局面。尼克松拿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只好同他的前任一样，继续玩弄反革命的两手，表面上装出一副“爱好和平”的样子，实际上更大规模地扩军备战。美国的军费开支，逐年增加。美帝国主义至今还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它把侵略军队派到很多国家，还在世界各地搞了成百成千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它搞了那么多飞机、大炮，那么多核弹、导弹。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是用来吓唬人民、镇压人民、屠杀人民、霸占世界的。而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它到处陷入与人民为敌的地位，陷入全世界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包围和痛击之中，并且必将在全世界引起更大规模的革命。

　　苏修叛徒集团也是纸老虎。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的面目，暴露得越来越清楚了。还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刚刚冒头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看到了现代修正主义对世界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毛主席领导全党，同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同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全世界人民在斗争中逐步学会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社会主义，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宣告破产。同时，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坚决批判了刘少奇投降帝、修、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的修正主义路线，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履行了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内外困难越来越严重，就更加疯狂地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对内，加紧镇压苏联人民，加紧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对外，加紧勾结美帝，加紧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加紧控制和剥削东欧各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加紧同美帝争夺中东和其他地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威胁。派几十万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对我国领土珍宝岛进行武装挑衅，就是苏修最近的两次丑恶表演。为了替它的侵略和掠夺作辩护，它鼓吹什么“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这一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主权是“有限”的，他的主权是无限的。你不服从吗？他就对你实行“国际专政”即对各国人民专政，以便组成新沙皇统治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即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如同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美国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一样。列宁痛斥第二国际的叛徒们，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58页）这完全适用于今天由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组成的苏修叛徒集团。我们坚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一定会起来推翻这一小撮叛徒集团。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由于苏联政府一手制造了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的事件，中苏边界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中苏边界问题，同我国和其他一些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一样，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对这些问题，我们党和我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谈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在解决以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根据这个主张，我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等邻国圆满地解决了同他们的边界问题。只有苏联、印度同我国的边界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中印边界问题，我国政府同印度政府进行过多次谈判。由于印度反动政府继承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不仅要我们承认旧中国历届反动政府都没有承认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而且还妄图进一步侵占一直在我国管辖之下的阿克赛钦地区，从而破坏了中印边界谈判，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中苏边界问题，是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造成的。19世纪下半叶，那时中俄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的地位，沙皇政府采取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动，强加给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了大片中国领土，还在许多地方越过不平等条约规定的边界线，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这种强盗行径，曾经遭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愤怒谴责。1920年9月27日，伟大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郑重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宣言》）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列宁的这个无产阶级政策，没有能够得到实现。

　　我国政府本着对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早在1960年8月22日和9月21日就先后两次主动向苏联政府建议举行谈判，解决中苏边界问题。1964年，中苏双方在北京开始谈判。尽管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皇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我们从维护中苏两国人民革命友谊的愿望出发，仍然主张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但是，苏修叛徒集团背叛列宁的无产阶级政策，坚持新沙皇的社会帝国主义立场，拒不承认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还坚持要我国承认他们违约侵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都是属于苏联的。苏联政府这种大国沙文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立场，使谈判遭到了破坏。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变本加厉地破坏边界现状，一再挑起边界事端，枪杀我手无寸铁的渔民、农民，侵犯我国主权。最近，他们更连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我边防部队忍无可忍，实行自卫还击，给了侵略者应有的打击，胜利地保卫了我国神圣的领土。为了摆脱他们的狼狈处境，3月21日，柯西金提出要同我国领导人通电话。3月22日，我国政府立即用备忘录答复他们，说明“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3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一方面仍然坚持其顽固的侵略者的立场，一方面表示愿意恢复“协商”。对此，我国政府正在考虑给予答复。

　　我们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这就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我们的无产阶级对外政策，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坚持实行的政策。我们过去是这样做的，今后也仍然坚持这样做。

　　我们历来主张，各国的内部事务由各国人民自己来解决。不论大国、小国，大党、小党，都必须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中国**为了维护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同苏修叛徒集团丑恶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苏修叛徒集团口口声声“兄弟党”、“兄弟国家”，实际上把自己当作老子党，当作可以任意侵占别国领土的新沙皇。他们不但对于中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破坏和颠覆，而且对于一切略有不同意见的党，对于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一切略有不同意见的国家，都摆出一副凶恶的架子，进行镇压、破坏、颠覆，甚至出兵侵占他们的所谓“兄弟国家”，绑架他们的所谓“兄弟党”的成员，无所不为。他们这种法西斯主义的强盗行为，决定了他们必然覆灭的下场。

　　美帝、苏修总想“孤立”中国，这是中国的光荣。他们猖狂反华，动不了我们一根毫毛，反而激发我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反而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同美帝、苏修划清了界限。今天，决定世界命运的，不是帝、修、反，而是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各国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是新生的力量，有无限广阔的前途。中国**坚决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我们坚决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坚决支持老挝、泰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勒斯坦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美国无产阶级、青年学生、黑人群众反对美国统治集团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苏修叛徒集团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各国人民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坚持支持日本、西欧和大洋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一切反抗美帝、苏修侵略和压迫的正义斗争。所有受到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

　　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毛主席早就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们一定要打，我们奉陪到底。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亿万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下定决心，并且充满了胜利信心，一定要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一定要把一切敢于来犯的侵略者，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起来。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美帝、苏修的日子不会太长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埋葬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

　　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们党的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时刻，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发展的重要时刻召开的。我们大会的代表，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大量的新鲜血液。产业工人党员代表、贫下中农党员代表和女代表数量之多，是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所从来没有过的。人民解放军的党员代表中，有老红军战士，也有新战士。红卫兵中的党员代表是头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多的代表，从五湖四海来到北京，来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共同商量和决定党和国家的大事，这就标志着我们的代表大会，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是一个胜利的大会。

　　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我们的祖国空前统一，我国人民形成了极其广泛的革命大团结。这个大团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各个兄弟民族，包括长期以来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了好事的爱国民主人士，包括广大海外爱国侨胞和港澳爱国同胞，包括在美蒋反动派压榨下的台湾爱国同胞，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们。我们相信，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必将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在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事业中，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在1962年说过：“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毛主席这个高瞻远瞩的雄伟展望，照耀着今后我们前进的道路，激励着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英勇奋斗。

　　全党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以下口号略）

　　从4月2日开始，大会分组讨论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

　　4月11日，毛泽东在大会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上讲了话，他说：

　　“找同志们来商量一件事，这个会是小组会一直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大会？我们商量了几次，中间开一次大会通过报告和党章；然后搞选举，再开一次大会，结束。”

　　“另外有一个问题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在北京市小组的简报上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一方面把敌人揪出来了，另一方面掩盖了打击面宽和扩大化问题。”“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扩大化。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

　　“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经常讲，没有公开向大家讲，结果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的，但是有些人硬是在那里利用而不进行限制、改造，所以，这次又来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命，让历史家去做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是由文化革命开始的。不管叫什么名字，总之是触及了上层建筑，从中央一直搞到工厂、机关、学校。过去这些不都在我们手里，大都在国民党手里，都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而且他们还有后台。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

　　“军队要谨慎。南口有个工厂，8个人搞了一个专案，把党委书记搞成狗特务，后来交给群众去查，不是特务，是个好人。搞专案的人搞的材料不那么准确，不那么可靠。他们的观点是抓得越多越好，好像我们过去行军捉虱子，越多越好，少了不过瘾。搞专案的人搞错了要翻案很不容易：搞了这么久，翻案还得了？所以人家不敢讲话。还是超脱一些好。我不搞专案，超脱了一点，就好讲话。”“把人家既关起来了，不容易放。要放怎么办呢？你还要讲点理由：你为什么抓我，现在为什么放我？总要讲个理由。有些人关在‘牛棚’里不少，有些人还关在地下室。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拉一拉就上来了。”

　　“现在扩大化的问题，我们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注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要使我们的同志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

　　毛泽东最后说：

　　“下一步搞选举，选举的名单由下面提，然后大组提。我提议几位老同志要选进去。我开幕讲话就有这个意思。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要选进去。”

　　4月13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谈话，他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有无政府主义，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杀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内，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

　　4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他说：

　　同志们：

　　不要喊口号了。今天的议事日程主要是通过林彪同志的政治报告，代表中央作的政治报告这是第一。第二，是通过中国**章程草案。第三是发言。现在报名发言的第一个周恩来，还有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风英、纪登奎这几位同志报名发言。可以随便发言。（周恩来说：先通过吧？指报告和党章）你还没有发言怎么通过？你们发言后，再通过。（周恩来说：好！）请周恩来同志发言。

　　（周恩来发言后）同志们！陈伯达讲话。

　　（陈伯达发言后）康生同志发言。

　　（康生发言以后）黄永胜同志发言。

　　（黄永胜发言以后）怎么办那？（下面都笑）一个一个的来，王洪文同志讲话。

　　（王洪文讲完以后）同志们怎么办那？你们都是很忙的，好嘛！叫作争分夺秒，你追我赶，那就请陈永贵同志讲话。

　　（陈永贵发言以后）现在请另一位同志讲话。孙玉国同志。

　　（孙玉国发言时，毛泽东就站起来了，他两次站起来，鼓了6次掌。）

　　你多大年纪？（孙玉国说：我29岁。）噢！才29岁，你那里人？（孙玉国说：辽宁。）你老家是那里？（孙玉国说：河北）。噢，湖北？（林彪说：河北）

　　他叫孙玉国，孙是赵钱孙李的孙，玉是玉石的玉，王字加一点，国是国家的国，是个副站长，3月15日这个仗就是他指挥的，一个副营长负了伤，以后就是他指挥的，是不是这样啊？（孙玉国答：是）你打过仗没有？（孙玉国答：没有。）好，没有打仗啊？他们100多人都是没打过仗的，一个副营长打过仗负了伤，所以没有打过仗的也可以打仗啊！敌人有飞机，有坦克，有装甲车，有指挥车，我们什么都没有，就是靠步兵，结果呢？15号连续打了9个小时，敌人连续组织了3次冲锋，都被我们打垮了。他们是站在乌龟壳里，用处就降低了，我们不靠这些东西，我们也有飞机、坦克，但主要不靠那些东西，我们是靠人，靠勇敢，靠那能带得动的步枪和轻武器，靠独立作战，靠短距离作战。林彪同志你不是说200米的硬功夫吗！现在我们打100米，500米不打，300米不打，200米不打，100米还不打，50米左右开火！他们乌龟壳一打就开花了。他们没有办法了。我们不要迷信乌龟壳，我们打了几十年仗就没有乌龟壳，我们不是说不要装甲车了，装甲兵司令是谁啊！来了没有（林彪插话：黄志勇同志来了。黄志勇起立。）我不是说不要你们那个部门，把你们那个部门撤销，也不是不要你吴法宪的空军，飞机、大炮、坦克我们都要，但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主要靠人，靠步兵，靠勇敢。我们的飞机、坦克比数量不行，没有他们的多。我们不迷信，这次珍宝岛就打破了这个迷信。（这时全场鼓掌）。

　　此后，尉凤英、纪登奎也先后发了言。

　　这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政治报告和经过修改的中国**章程。新党章的总纲中写道：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据陈伯达回忆说：“最初把林彪提出来的是上海代表团。因为毛泽东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以后，提出要让上海准备修改党章，进行恢复党的组织的试点。在修改党章的讨论中，他们已经提出了要把林彪写进党章的建议。在党的‘九大’讨论新党章和政治报告的时候，很多的代表已经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提出来了。”

　　欲知此后的“九大”如何进行？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让林彪、陈伯达起草“九大”的政治报告，可他们却一拖再拖，最后导致“九大”采用的是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报告稿。吴法宪说：“陈伯达写时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写，林讲了个大概。从这以后，陈开始投靠林了。”“主席否定陈伯达的报告，林彪很不高兴。”这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小事，却是后人研究“913”事件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还有，贺炳炎等人所写的《回忆洪湖斗争中的几个小故事》里说“贺龙是一条活龙，国民党军队围住了他，他会呼风唤雨，变成一条龙，溜出去了。”毛泽东对这类话非常反感，他对周恩来说：“贺龙是条龙，就可以登基当皇帝了吧！”“贺龙我保不了啦，你也保不了啦。这是林彪、吴法宪送来的，全是贺龙的亲信和部下揭发的哟，我还怎么讲话？”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麾下那些顶层人物一个个都有着不甘人后的特质，以及他们之间那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可以设想一下，在这暗流涌动的情况下，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能不能一帆风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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