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 | 数十年后，《历史的回顾》推翻了陈昌浩的反思与总结

2025-01-18 新闻

　　1984年，83岁高龄的原西路军主帅之一徐向前由他人代笔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出版。这部回忆文字作出了与当年的陈昌浩迥然不同的结论，对陈昌浩所进行的反思和总结，对中共中央政治局47年前的历史结论，予以了全盘地推翻。而在距此25年前的1959年3月2日，徐向前在就西路军问题致中共甘肃省张掖地委的一封信中，还对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持拥护和认同的态度：

　　中共张掖地委同志们：

　　来信收到了，应你们要求写了这篇东西。由于我体弱多病，又加多年不执笔，这篇文章不论在内容、语法、标点以及修辞方面，不妥之处一定会有。此件你们认为可用时，请斟酌参考，如果你们认为不合适就不要发表。

　　谨致敬礼

　　徐向前 1959．3．2

　　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反党反中央军阀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西路军的失败，是我党领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一次最严重和惨痛的失败。我是亲身经历而又是西路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因之，这次失败，对我的惨痛教训也更觉得特别深刻而难忘！西路军是在党的长期关心培育和扶植下成长起来的一支经过千锤百炼，能攻能守，猛打猛冲的坚强队伍。它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具有对革命事业必胜的豪迈信心和为人民革命事业自我牺牲忠心耿耿的高贵品质。这支部队曾经在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领导下，南下北上，三次通过荒无人烟的草地，在冰天雪地，冻指裂肤、身无御寒衣著的情况下，日以继夜的行军和作战。在没有根据地的支援和人物力极端缺乏的条件下，与优势敌人苦战数月之久，而又能屡置敌人以重创。在每次战斗中，许多同志身负数伤仍坚持不下火线，继续奋战。在无后方无医药没饭吃缺衣穿的苦境中，在敌人惨无人道地杀害伤员的严重威胁下，仍能奋战不懈，毫无介意。在最后的紧要关头，仍能突破敌人的追击、堵击、截击的困境，保存了一部分有生力量，跋涉了漫长的沙漠，退入了新疆，在最后决战失败后，失散了许多同志，毫无气馁，经历了层层困难，回到延安后马上又加入了新的战斗，这种为人民利益激发起来的英勇顽强的奋斗精神和自我牺牲的崇高品质，只有在**领导和教育下，才能成长起来，只有人民革命军队才能具有这种异乎寻常的道德精神。

　　西路军确实是一支百炼成钢的部队，他们打过许许多多的胜仗，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为什么在河西遇到“马家军”就吃了败仗最后只剩下少数人退到新疆呢？从这种惨痛的教训中，所得出的唯一的结论是：**领导的军队必须服从**党中央正确路线的领导；必须遵从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中国革命的正确政治路线和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的久经考验的建军路线和指导中国革命战斗的战略战术原则，是引导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违反了这些原则就必然导致无情的失败。具体的分析具体的事物的思想方法，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这是任何一个马列主义者为要把事情办好，把仗打胜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但是，西路军的主要领导在决策中不但违反了这些最基本的方法和建军作战的原则，不接受历史的教训，反而主观主义的违犯客观的事实，对客观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和决策。这样就更加速了西路军的失败。由此可见，我们的军队——**领导的军队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军队。它必须服从党的绝对领导，它不是个人野心家投机的手段，而是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工具，它不仅仅需要具有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而尤其需要具有灵敏透彻的政治嗅觉。和违反党的领导，和脱离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人进行严肃的斗争。人民的军队不仅要具有能攻能守的必胜信心，尤其要具有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培养具体的分析具体事物的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也就是说，我们每个指战员要艰苦深入的钻研、学习并且遵循、应用毛泽东同志指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兼备的军人，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在张掖地委的同志编印西路军的历史事迹时，特呈述数语：一、以慰已死者忠魂；二、以鼓尚生者的斗志；三、以使自己常引为戒，永铭不忘。[1]

　　然而，25年后的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自己推翻了自己曾经有过的认识。

　　在这部回忆文字中，西路军的失败原因被归结为三点。

　　第一，任务问题——《历史的回顾》把这笔责任账是算在了中央头上：

　　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

　　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为兵家之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继则放弃这一计划，独力西进，准备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部队刚从倪家营子突围而出，东进不远，却又奉命“固守五十天”，折回原地坚守待援；如此等等。西路军的任务飘忽、多变，虽与风云变幻的全局形势有关，但不能说毫无战略指导上的失误。结果呢？造成了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长期遭敌重兵围困的被动局面。疲兵屡战，有耗无补，进退失据，一筹莫展。这对西路军的有限兵力来说，无异具有致命的性质。

　　……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再进一步说，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止编制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可惜的是，当时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

　　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2]

　　这段文字论点值得商榷，论据也与史实不符——更重要的，是与原始文电不洽。

　　首先，“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就不是事实：徐、陈在西渡之后拟定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自设任务就是“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中央在“作战新计划”中拟赋予西路军的任务也是“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中央赋予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以西路军名义后，朱德、张国焘给予他们的指示也是“利用目前时机在凉州、民勤、永昌、古浪、大靖地区形成巩固的新局面”。

　　而最重要的是，西路军首长开始西进时给中央的包票也是“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这是徐向前、陈昌浩于1936年11月12日回复中央电的内容，被《历史的回顾》的编撰者们刻意回避了。

　　当然论点的问题更大：如果在西进中不建立根据地，西路军靠拢新疆又进不了新疆，队伍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靠谁来提供物资？如果西路军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则只能靠盛世才接济，这靠得住么？如果盛世才叛变西路军要出兵“收拾他”，以什么为依托？如果没有依托，那会是谁“收拾”谁？

　　还有，既然“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那么《历史的回顾》中“照直往西走，扣住嘉峪关，把玉门、安西、敦煌一守，接通了新疆”，尔后“回师横扫而东进”，那怎么又被认为是很切实际哩？那边厢那么荒凉，地理民情生存条件等比甘州、凉州一线还要困难，又怎么解决“要吃要住”的问题呢？又怎么解决“集中兵力”的问题呢？更何况，这个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在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恰恰又是出自徐向前、陈昌浩在一个月前的主动提议：“一月中须以九军、三十军移甘州以西，抢占抚、高，以此带为根据[地][3]”！而这样的原始文电或文献，恰恰又被《历史的回顾》的编撰者（也是向陈云、李先念提供52份原始文电者），选择性地无视或遗忘了！

　　而当年发生的事实是：“西安事变”后中革军委与西路军首长之间关于西路军是否东返问题的蹉商讨论，并没有影响西路军首长原拟西进至抚（彝）、高（台）地域的日程，甚至还刺激了他们将这个预计日程予以了提前！

　　在《历史的回顾》正式出版之前，徐向前在与党史工作者廖盖隆等人的谈话中，甚至还明确认定可以在安西、玉门、嘉裕关、敦煌等地“建立根据地”：“一过黄河我们就往西面走，打嘉峪关，把玉门、把安西守起来，把敦煌守起来，那里没有好多敌人，建立根据地，还可以立住脚”[4]。这可就真让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徐向前所言及的这些地方，当时岂止是“没有好多敌人”，干脆就是“没有好多人”！如果在人口和粮食条件更好的“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都是“不切实际的”，那么如嘉裕关、玉门关、安西、敦煌这类更加荒凉人烟更为稀少的地域，怎么就被认为是能够“建立根据地，还可以立住脚”哩？怎么就被认为是能有“一是有饭吃，不挨饿；二是不受冻；三是有弹药补充”的美好前景哩？……

　　这样的美好前景能够成立的唯一逻辑指向只能是——及时得到外援！

　　可问题在于，外援到达的时间不光是西路军首长难以自主可控，就连中共中央都难以自主可控。把一支大军的生死存亡系在这唯一一棵天生就长得很不牢靠的树上，这求生存求发展的希望，还靠得住么？这个责任，作为这支大军的主帅，是回避得了的么？

　　实际上，徐向前终生都没有踏上过这片地域——甚至再也没有步入过河西走廊。

　　[参见图10-1：甘肃省1950年人口密度分布图，来源：牛叔文等《甘肃省近百年来人口分布的时空变化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6年第6期第54页。]

　　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历史的回顾》认为还是应该中央承担主要责任：

　　……

　　一般说来，外线进攻的部队，制敌机先，首先就处于主动地位。如果不是在驾驭战局中发生带根本性的偏差，是不致完全陷于被动，一败涂地的。西路军渡河之初，河西“四马”猝不及防，慌乱不堪。我不论北进宁夏或西进新疆，均稳操主动权在手。那时是敌人被动而不是我们被动，是敌人畏惧我军而不是我军畏惧敌人。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路军便转入被动挨打的地位，直至最后被消灭。这种变化，正是丧失战场主动权的结果。

　　……开始，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然而，当此之时，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摆在面前，压倒了一切。我们想集中兵力，事实上却集中不起来。河西走廊是条“弄堂”，地势狭长，堡寨稀疏，走上几十里地，见不着一户人家。每个堡寨，一般顶多能够容纳一营的兵力，堡寨周围，尽是荒凉的戈壁滩。两万多部队停下来建立根据地，要占据地盘，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吗？这样，就在从山丹到凉州的三百多里地段里，拉成了“一字长蛇阵”。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齐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要想集中兵力击敌，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还难。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主要靠什么作战形式去争取主动，消灭敌人呢？不靠别的，靠的是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诱敌深入，声东击西，“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出敌不意，飘忽击敌，等等。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是变被动为主动，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主要法宝。而西路军却固守一地，不进不退，被迫以阵地防御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敌攻我防，死打硬拼，打得赢得打，打不赢也得打。敌人处于内线作战地位，骑兵多，运动快，熟悉地形，能边打边补充，无后顾之忧。我们则完全相反，外线作战，人地生疏，子弹打一颗少一颗，要兵员没兵员，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没援应。旷日持久下去，捉襟见肘，精疲力竭，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像这种打法，焉能不败？！[5]

　　……

　　还是认为只有一路西进，才能一了百了地解决问题，“运动战”就是只朝一个方向去。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建立根据地”就是拉成“一字长蛇阵”（这更像是要一路西进吧？）？“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怎么给下文？什么下文能让当时的你们满意哩？只能是不管不顾一路西进！哪怕是先跑到肃州、安西蹲下来，没吃没喝没衣穿，也没关系？

　　数十年后再重新检点这些问题，无论什么人怎么去质疑，都难逃“站着说话不腰痛”的反诘。可问题在于：如果不考虑东返，除了“集中兵力”、“齐打齐进”，还能有什么赢得生存发展机会的更好办法？“建立根据地”与“占据地盘，要吃要住”真的就对立得互不相容？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的革命根据地，又有哪一个是仅靠“占据地盘，要吃要住”发展起来的？建立根据地的首要前提是“击破敌人的进攻”！不击破敌人，一切皆无从谈起！而“集中以应付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这不也是红四方面军将士们在经营建设鄂豫皖、通南巴这两大根据地的实践中，多次使用过的有效办法么？

　　西路军唯一的一个歼灭“马家军”团以上建制单位的歼灭战是1937年1月26日的西洞堡战斗，这个战斗的胜利恰恰就是分兵驻守高台、抚彝（今临泽县蓼泉镇）、沙河堡（今临泽县城）被敌人各个击破后，突围而出的部队在倪家营子附近被迫集中后取得的。

　　结果是一集中就打了一个胜仗——虽然为时已晚。

　　这难道完全是偶然的么？

　　“集中兵力”，始终是西路军指挥决策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时任马步青骑兵第五师参谋主任的吴辑痒老先生曾从当年对手的角度有过这样的概括：

　　⑴红军在战略上采取的是攻势，而在一些战斗中则变为守势，如守古浪，守永昌，守高台、临泽。马军在战略上是防御，而在一些战斗中是苦攻。

　　⑵红军在高台、临泽、甘州西南，同时占领各地，同时分散使用兵力。马军始终集中兵力，先高台，次临泽，后甘州西南。[6]

　　对此，李聚奎在《西路军血的历史教训》中，从战略战术角度也作出过冷峻的检点。

　　李聚奎认为，西路军在“战斗动作上的错误”表现在十个方面：

　　⒈呆板的正面战斗，很少采用迂回包围的动作，总是敌人包围自己。每次战斗均限于正面的火力战和拼命战，结果虽然将敌击溃但得不到缴获，甚至自己受敌人包围陷于危险状态，到最后用拼命战挽救战局。如九军有甘草窝、横梁山、古浪等，总是拼命挽救战局，三十军在吴家川、尾泉之战，虽击溃了敌人，但并未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结果只是拼了一些消耗罢了。

　　⒉兵力部署常常把主要突击方向和箝制方向分不清楚，任务不明确，结果使很大的兵力限制于无用之处。如王树声、孙玉清在古浪的战斗布署，以两个团成梯次配置，突击队也未突，箝制队也未箝，就是这样完了。可惜事务人员被砍东瓜一样，最后被守备队的两个营长一个反攻才把敌人打退出城。

　　⒊战术指挥紊乱，甚至有互相依赖。如九军去甘草窝、古浪时，指挥部派王树声以副指挥名义去指挥九军，而九军的首长以为是副指挥来了，可减轻自己的责任了，甚至九军的领导者，不愿同副指挥一路行动，自己带一个团老走先头，不顾整个部队的领导，主力部队出了岔子（仗没打好），才来算总账。结果就羊咬死猪，狗咬死羊，都搞不清楚，到底谁负责。

　　⒋轻视敌人骑兵，不适合对敌骑兵战术动作。有时被敌人引诱而轻易出击（不细心考虑不管战况如何）致遭敌人的杀伤。甚至有步兵出击，向骑兵追击，或向骑兵驻地用步兵游击遭敌反攻或出击就不能回来。

　　⒌战场指挥是司令时代的口令办法，无所谓指挥战斗，更谈不上组织战斗。在战场上一人主持一切，如自己的狂性来了，就不管什么情况，什么时候，有无胜利把握地乱拼。

　　⒍因敌人骑兵的砍杀太凶，零星的混乱出击，总是未成果，又来了一个更死的战斗动作，所谓“监（坚）工固守”。单纯的防御（如得凉州、永昌、山丹、高台一带的民房，确实是天然的城墙，又多又厚，再加上自己的监工死守，敌人用尽九牛二虎之力都攻不进来），让敌人包围与之对峙，一寸活动余地都没有了。这样不但只是与之拼了一些消耗，就是在精神上亦受无限的威吓，房子内的粮食吃完了，就利用夜暗偷偷摸摸地突围，移到另一个地区，敌人则脚跟脚随即又跟到另一个地区来围住，总是你没有一点活动的余地和时间，我们总是一个死不出击，这样的被动战是怎样能取得胜利呢？

　　⒎因战略上的分散，一直到战术动作上都是分散，各自为战，互不策应。如五军的大部守高台，明知敌主力找着我弱点，早不去解围又无法联络，只坐井观天的来听敌人的捷报。最后高台危险已到极点，才开始派部队去解围，但这个部队出动以及八十里路，走两个夜工夫赶到，结果不但不能解高台的围，连自己被敌人抓住了，几乎自身难保，骑兵师师部就在这次送终，二天未赶到，第三天高台就已失落敌手。

　　⒏甘浚堡突围，被敌人袭击，主要的是干部的恐慌、动摇、指挥不一。如果已尚未出动（延误了时间），而总直属队自行向前面插去，结果使战斗部队与非战斗部队混在一起，枪声一响就一塌糊涂地乱跑，明知敌人左右只隔二、三百米达的中间通过，一定是要发觉的，不事先派出得力的掩护部队占领阵地，和先头及侧翼派出精干的搜索部队，严密搜索驱逐敌人的埋伏新部队，使我主力安全通过。

　　⒐动作不协同，甚至有你攻我不攻。在东西南三柳沟，敌人插到我之纵深来了，企图以两面夹击消灭之，结果三十军攻击，王树声指挥九军的一个团不动，因此不过是消耗了一些弹药和伤亡了一些人就罢了。

　　⒑部队缺乏战术素养，平时不注意训练，大家只知道猛冲就完了，部队中有很多连瞄准要领和出发动作都不知道。在倪家营子的射击教育突击周的检查，九军占三分之一的不认得表尺，甚至有些连长排长亦不认得，对战术动作的了解就可想而知了。[7]

　　这同样是来自西路军幸存者的声音，至少是可以作为参考参照，然而却被长期屏蔽了。

　　——目前所有公开出版的西路军史料汇辑，均没有收入李聚奎的这篇文字。

　　何故？这不能不让人掩卷长思。

　　《历史的回顾》在论及“战场主动权”问题时，还回避了西路军西进至高台附近后的1937年1月4日向军委提出的“难以西进”的报告，而中央要其“暂勿西进”的电报也是根据他们的这个报告作出的，同时也回避了同月21日西路军东进又停止的原因完全是西路军首长的自主决定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第三、机断专行问题——在《历史的回顾》中，认为这笔账由中央和陈昌浩分摊：

　　……

　　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西路军虽担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性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

　　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对西路军的行动，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这个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见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包袱沉重，不易解脱。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战场实际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应向上级反映，哪些事关全军命运、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断处置，则一概置诸脑后。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不仅不反躬自省，反倒要对我“开展斗争”哩！结果，使西路军失去战机，作茧自缚，步步被动，直至不堪收拾。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很深刻的。

　　……[8]

　　这一条跟前面同样的问题，不光是论点，论据也与史实不符，与原始文献不洽。最起码，“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就不是事实——这是有当年原始文献档案为证的！至于“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能拿得出手的例子只有一个，那就是那个根本就没有付诸实施的“作战新计划”！然而现存的历史文献文电却铁证如山地证明：中央当时在“作战新计划”中并没有要求西路军配合的内容！而在西进中“建立根据地”，本身就是西路军西渡黄河后信心满满向中央打包票要来的任务，中央在此重提也是为了“远方”物资到达之前西路军的生存大计着想！而且，河东三军主力没有执行“作战新计划”却选择了“就地坚持”，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中取得了山城堡之役的胜利，从而迫使刚刚西渡黄河尾追西路军而让“徐陈”大为紧张的敌毛炳文军掉头东返，为“徐陈”解除了“后顾之忧”——这是谁在配合谁哩？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的回顾》中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这三条“反思与总结”，并没有包括作者自己在内——唯一的检点是“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如此这般反思总结历史责任的态度，与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报告书中的躬身自检与承担责任的勇气相比较，不能不让人扼腕嗟叹！

　　更为重要的是，《历史的回顾》中这三点“反思与总结”的立论基础，全部建立在“尽快打到安西并能及时取得国际援助”这一一厢情愿且极不可靠的逻辑架构之上，稍有变故即有可能全盘倾覆，在当年难以成功，在当今难以成理，更遑论成为令人信服的历史定论！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历史的回顾》中的这三点结论，后来又基本照搬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成为权威的党史、军史结论。之后，以此三点结论为权威依据，某些史学家充分利用执政党的宣传工具广为散布毛泽东“刻意出卖西路军以扳倒张国焘”、“过分施心计于对红军指挥权之夺控”之“阴谋论”，并使之最终成为境内外反共反华势力妖魔化毛泽东、否定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