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蒋介石和汪精卫是怎样背叛革命的

2025-01-17 新闻

（本文作者主要参考了党史专家金冲及的著作《1927：生死转折》，除此之外还有《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陶涵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以及部分网络资料）

　　（一）

　　1925年下半年，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在曾先后发表过如下的言论：

　　“我们今日革命先要认清楚目标，认定帝国主义者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真正革命的同志们，实在不比我们国民党少，加入了国民党，实在能替国民党求进步求发展，促进本党的革命精神。所以总理（指孙中山，已于当年3月12日逝世。本文作者按）就下这个大决心，不为众论所摇动。并且总理曾说：‘如果国民党的党员反对**，我便要自己去加入**。’这是什么理由？是因为**和国民党的革命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并且我们革命党的性质就是打不平。”

　　“阋墙之祸，甚于外侮之内侵；革命之成，全凭同志之相亲与相爱。”

　　“中正为三民主义之信徒，然而对于共产主义之同志，敢自信为最忠实同志之一人。”

　　给这几段话省个流就是：**人是我们国民党的朋友、同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帝国主义！

　　如果站在上帝视角结合之后人尽皆知的历史来看，这些话自然是充满了虚伪的；但是在当时，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却是蒙蔽了很多人，让大家都觉得蒋是名副其实的国民大革命领袖。

　　然而，在1925年还发生了一件事：这年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声望极高的民主革命家廖仲恺遭人刺杀身亡。廖仲恺案至今仍存在些许争议，一般认为是国民党右派人物胡汉民指使的，但也有说法认为蒋介石有背后指使。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场案件加剧了国民党分裂为左派与右派，而蒋介石成为了后者的核心人物。

　　廖仲恺（1877~1925），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国民党左派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事实上国民党左派既有如廖仲恺、邓演达、宋庆龄这样的革命志士，也有像汪精卫这样的投机分子。

　　时间来到了1926年，这年3月20日，蒋介石策划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简单来说就是，蒋派人转告海军局代局长、**员李之龙，让他把战舰中山舰调到广州黄埔；然后却又借口李之龙等**人要发动暴乱，倒打一耙，连人带舰地将之扣留。同时宣布广州全市戒严，解散了工人罢工纠察队。需要注意的是，当时蒋介石的人还迫使一位国民党左派领袖离开广州远赴法国，这人就是本文的第二个主角：汪精卫。下文还会提到他。

　　不过，这时蒋介石实力并不强大，在国民革命军内部他的地位尚不稳固，同时也很大程度上还依赖苏联方面的支持。蒋介石发动这场事变，只是在试探**与共产国际而已。事后不久，蒋就释放了李之龙，并惩治了事件的相关执行者。

　　那么有人就要问了：此时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干什么？队友呢来救一下啊！

　　当时，中共的部分核心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都主张以强硬态度反击蒋介石。然而，共产国际的战略却是：要联合国民党左派推进北伐战争，不能在这时候搞分裂，要向他们妥协！在近两个月后，蒋介石正是以“担心国共分裂、自取灭亡”之类的话术说服了共产国际代表、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当然，鲍罗廷也不是想出卖革命、一味迁就蒋介石。这点后面还会说。

　　鲍罗廷（1884~1951），苏联人。1923年来中国，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广东革命政府代表，并任国民党政治顾问，帮助改组国民党，促进国共合作。

　　1926年5月15日，在蒋介石的提议下，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会前蒋介石在城内制造恐怖气氛，实行戒严。会议通过了《整理党务决议案》，对加入国民党内部的**员施加了人数、组织、行动上的诸多限制。会议之后，蒋介石独揽了南方军政大权。

　　**人就这样错过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机会，养虎为患，放任蒋介石的势力肆意增长。

　　（二）

　　北伐战争就是在这样貌合神离、暗流涌动的背景下开始的。

　　随着北伐战争的持续推进，国民党迁都之事也提上日程。蒋介石欲迁都上海（不过最终定都南京），因为江南一带原本依靠大军阀孙传芳的地方小军阀纷纷投降北伐军，向总司令投诚；同时在好友黄郛的帮助下，蒋已与江浙金融资本家取得了密切联系。也就是说，蒋介石同时掌握了江南一带的军权和经济。

　　而同时，国民党左派出于推进北伐进程的考虑，则把政府中央迁往了武汉。

　　在勾结财阀的同时，蒋介石反对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的立场也越来越暴露。1927年1月，鲍罗廷在一场大会上当众警告、斥责蒋介石：“我不是个别将军的顾问，而是全体被压迫中国人民的顾问。”据蒋介石当时极其悲愤、恼羞成怒，甚至在日记中流露出了“几欲自杀”的念头。在那不久之后，蒋介石就有了驱逐鲍罗廷的打算。

　　2月，蒋介石进驻上海。这时蒋介石的反共立场简直昭然若揭了——在抵达上海的第二天他就宣布了全市戒严，表示要维持治安，“遏制暴动”，警告民众“切勿逾越范围”。同时，在蒋介石势力控制的安徽等地都已发生大资本家联合流氓攻击革命群众的事情。

　　而这时，共产国际还在想着怎样继续维系和蒋的合作。鲍罗廷向中共转达了联共中央提出了如下意见：

　　“······我们认为国民党和中国**之间绝对需要密切合作，因为我们坚信，如果没有这种合作，中国就不可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民革命的中国。······”

　　4月1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从法国来到上海，与蒋介石会谈。双方表面上都还表示愿意合作。但4月5日汪就离开上海前往武汉了。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期间汪精卫还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联合发表了一份呼吁国共团结的宣言。

　　究其原因，汪精卫也是权欲熏心的人，自然不会留在上海寄人篱下，而是回到自己的左派大本营武汉；而且汪精卫作为国民党左派，他——至少此时在口头上——提倡的是“均权”“共治”的民权民主思想，这就在意识形态上与大搞独裁专制的蒋介石有了矛盾。就蒋介石方面而言，汪精卫在国内还有一定的影响力，蒋介石也不会扣留他。

　　可以说从这时起，汪精卫与蒋介石各自主导的两大集团开始了权力的博弈。

　　（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蒋介石最先打击的就是上海工人纠察队。毕竟拿着枪杆子的群众最让反动派恐惧。同时，鲍罗廷也受到了通缉。

　　4月18日，在蒋介石的主导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史称“宁汉分裂”。

　　汪精卫离开上海来到武汉后，发表演说阐明了自己反对蒋介石的立场。正因为汪精卫的这些言论，“四一二”之后尚在幼年时期并且被右倾机会主义主路线导的中共决定联合武汉国民政府、维持国共合作，推进革命。陈独秀也来到了汉口与汪精卫等人会面。

　　然而，汪精卫会有多支持**呢？

　　5月4日，汪发表了如下言论：

　　“**人若反对国民党，则意味着自取灭亡。国民党若不遵循同**合作到底的方针，也会危及自己的政治生命。”

　　这还是汪精卫在中共五大上以来宾身份说的！也就是说，别人亲自在自家开的会议上趾高气扬地发出警告了。可陈独秀却还想着妥协退让——中共内部的软弱、主动地羊入虎口，也是汪精卫背叛革命的一大因素。

　　武汉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抗争了多久呢？不到半年。

　　宁汉分裂后，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数以万计的工人失业，政府财政赤字高，物价飞涨。反观南京国民政府，却是得到了江浙财阀普遍的支持，经济相对平稳，这也是当时西北军阀冯玉祥愿意投靠南京而非武汉的原因，毕竟前者答应了给经济支持直接就能拿出钱来。当然，所谓的经济平稳发展也只是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得到了发展而已，民众该贫苦还是贫苦。

　　在这样的背景下，武汉国民政府控制地区的反动势力也趁机兴风作浪。其中以马日事变为典例——北伐军军官许克祥不满湖南农民运动，于5月21日在长沙发动兵变，捣毁农民协会、工会，杀害20人左右。当天的电报代码为“马”字，所以这场兵变被称为“马日事变”。

　　到了6月，两省都笼罩在了白色恐怖下，湖南省就有万余名革命群众惨遭屠戮。据《汉口民国日报》记载：

　　“阳新是用洋油淋着烧死，公安是用烧红了铁烙死，罗田是绑在树上用刀细割，再用砂砾在伤痕内揉擦致死。对女同志就将两乳割开并铁丝穿着赤体游行，钟祥是每一个同志杀二十余刀零碎割死。总计这样死的负责同志在夏逆叛变后在三四百以上，和死难的农民合计，就在三千以上。而且荆门、松滋、宜昌，仍在继续屠杀状态中”

　　革命群众在被残忍虐杀、流血牺牲时，汪精卫在干什么呢？答案是：我干脆也投了吧。

　　“吾等所持者为三民主义，非共产主义，但革命之途中，因有农民协会、总工会、商民协会等幼稚的过激行为，遂误解中央政府为采取过激政策，又事实上亦有此结果。”（汪精卫答《盛景时报》记者问）

　　看，这下划清界限，把队友卖了。

　　7月15日，汪精卫也打着“反共清党”的旗号，大肆捕杀革命群众了。史称“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1927年9月，尽管汪精卫与蒋介石以及其他国民党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还在继续，但武汉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合并了，史称“宁汉合流”。

　　（四）

　　反思1925至1927这短短三年的历史，无论是蒋介石的专制独裁，还是与之对立的汪精卫的民主民权，到头来在压迫工农群众、反革命这块，人家可是同流合污的一丘之貉啊。

　　毕竟，这里的专制与民主只是资产阶级政体形式的一体两面，当你从阶级的角度谈革命谈解放时，人家会一致地把你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至于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判断也并不完全都是谬论，比如将中国的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认为主要敌人——就像文章开头蒋介石的发言讲的那样——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当时的中国革命确实需要联合部分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但是，共产国际却坚持认为蒋介石是要团结的对象，要求中国**为国共合作做出妥协。可以说这其实是忽视了农民的力量——在当时的中国，占人口多数的被压迫的农民才是革命的主力军，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反对帝国主义”时至今日依旧是各国左翼的常用口号。然而上述历史给我们的一个经验教训就是：在喊这句话之前，要先定义好什么是“帝国主义”，有没有一种可能帝国主义就在自己盟友内部呢？像蒋介石何尝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

　　最后还有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蒋介石、汪精卫这两位前期慷慨激昂地高呼着革命、联共的政治家，最后却会走向反革命？

　　要看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彻底的革命家，要看他干了什么，不能只看他说了什么。像蒋、汪之辈，只是把“革命”一词作为那个时代一个时髦的口号挂在嘴边换取人心、投机倒把、争权夺利而已。与汪精卫共事多年的吴雉晖甚至这样评价汪：“从极左变到极右,从极高变到极低,从极香变到极臭,他都无所谓。”

　　蒋介石原本就担心苏联的力量会威胁自身地位，在取得江浙财阀的支持后，他更是成为了国内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发动马日事变的许克祥，其父亲是湖南的大地主，其本人自然也敌视农民运动；而汪精卫的政权就建在无数个像许克祥的旧式军官间，为了自身的权力与地位自然也会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