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诋毁毛主席的一些人，往往会张口闭口来一句“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多次搞封建家长制，破坏民主集中制”。但是，笔者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为主要研究资料，仔细学习和研究毛主席的生平和思想，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关于毛主席在建国后“违背民主集中制”的证据。笔者这两天狠狠喷过而且举报过很多诋毁主席“封建独裁”的网络孽畜。他们诋毁主席“封建独裁”的时候，拿不出任何中央文献研究室公布的档案资料证据。

　　今天，笔者就好好通过这篇文章清算一下那些只能拿回忆录而拿不出档案资料但是还诋毁主席老人家“破坏民主集中制”的无知孽畜，为主席老人家说几句公道话。从《毛泽东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公开的所有档案资料来看，建国以后的毛主席从来没有违背过民主集中制、从来都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毛主席深知——党的组织纪律必须严格遵守——如果组织纪律对党员失去约束力、如果对组织纪律触犯一丝一毫的人不遭受应有的惩罚，组织就有垮掉、毁灭的危险。所以，他一生都严格遵守组织纪律。

　　（1）毛主席在建国后严格坚持少数从多数的典例：抗美援朝决策出兵

　　1950年10月2日，毛主席起草关于派志愿军入朝参战问题的电报，准备发到苏联。但是，这封电报并没有发出。据年谱记载：“这份电报未发出，可能起草于当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之前。原准备在会议作出派兵入朝参战决定后发给斯大林，后因会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故将电报搁置下来。”（《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0年，五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是主席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坚决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重要证据。主席无疑是坚持出兵的。但是，多数同志不同意，就要按多数同志的意见办。后来，主席和彭大将军成功说服了多数同志，于是主席出兵朝鲜的决定成功变为了现实。这哪里是破坏民主集中制的人能做出来的事情呢？

　　（2）毛主席在建国后严格坚持少数从多数的典例：纠“左”的努力

　　吴冷西回忆，纠“左”期间，“毛主席的讲话，据邓小平同志在1959年3月11日传达时说，全场震动，大吃一惊。毛主席讲完后，会场上交头接耳。毛主席宣布休会明天再开。在2月28日的会议上，有10位同志接连发言，几乎没有一个表示完全赞成毛主席的意见.....河南六级干部会上甚至有人发言批评毛主席‘右倾和倒退’。据乔木同志告诉我，那一天夜里毛主席通宵不寐”（吴冷西：《“大跃进”与大调整》）如果毛主席搞封建独裁、如果毛主席“破坏民主集中制”，会出现这种情况吗？不可能的！

　　回忆录不是原始证据，但是《毛泽东年谱》提供的大量原始档案资料证明了吴冷西同志的回忆完全真实。第二次郑州会议的时候，主席甚至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9年，六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如果主席破坏民主集中制，主席会无奈到说出这样的话吗？可见当时主席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

　　（3）毛主席在建国后严格坚持少数从多数的典例：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初衷是纠“左”，主席本人对“左”的批评更是远远比彭大将军激烈得多，但是主席在批判问题同时强调了团结。偏偏这时，彭大将军急于求成，要“刺激各地（领导人）作点检讨。”（《彭德怀年谱》741-742页）。这是不利于党内团结的。之后，毛主席在和刘少奇、周恩来开会的时候，主席的意见是纠“左”。主席说：“现在有没有右倾机会主义?我说有，我就是，我就是嫌右倾的朋友太少了。有好多同志是糊里糊涂地往前闯，碰了钉子还不知道掉头。”（《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9年，六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但是，多数同志由于彭大将军的急于求成而激烈反右。

　　之后，主席在庐山住处召集各协作区主任柯庆施、李井泉、林铁、张德生、陶铸、王任重、欧阳钦开会。“毛泽东讲了不要怕别人批评的问题。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表示不赞成。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关于这次会议，王任重1959年7月20日日记的记载是:‘晚上主席召集区长们开会，又讲了不要怕批评的精神。但是柯老和井泉已经感到有压力，有些紧张，对彭总的意见感到严重。’)”（《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9年，六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主席倾向于重点纠“左”，但是很多一线同志由于大将军的急于求成、影响团结，对纠“左”产生了抵触情绪。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严格遵守组织纪律的毛主席支持多数同志也是必然的。

　　庐山会议期间，主席认为：“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9年，六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这句话真是意味深长！笔者已经阅读了《毛泽东年谱》、《彭德怀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文献中关于庐山会议的所有档案资料，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毛主席全程严格遵守了民主集中制。小丑李锐污蔑毛主席搞封建独裁，蚍蜉撼大树而已，谈何易哉？！

　　（4）毛主席在建国后严格坚持少数从多数的典例：七千人大会

　　在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主席说：“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毛泽东文集》：《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见，主席不仅说的好，而且做的好。主席在讲必须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时候，举了他自己本人的例子。正是因为主席长期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少数服从多数，才有十足的底气教育同志们都要遵守少数服从多数、坚持民主集中制。如果毛主席破坏民主集中制的话，哪里会常常出现主席的意见大家不赞成、主席要服从大家意见的事情呢？

　　（5）毛主席在建国后严格坚持少数从多数的典例：遵守民主集中制和表达个人意见、解决实际问题天衣无缝的统一

　　我至今找不到主席晚年背离民主集中制的证据，却能找到大量主席晚年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证据。即使是主席决定发动的防修运动，也是当时核心层多数领导集体通过下才发动的。主席尊重中央多数领导在会议中集体通过的决定、同意下发林彪讲话，是主席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典例之一。主席说：“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八册）》：《给江青的信》）。如果主席破坏民主集中制、搞个人独裁的话，中央多数干部催着发的讲话，主席就可以拒绝下发。但是主席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同意下发了这篇讲话。主席也在遵守组织纪律同时，第一时间表达了个人意见。于是，7月11日、12日下午，主席“在武昌东湖客舍同周恩来、王任重谈话，并给他们看了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周恩来建议找林彪谈谈，毛泽东表示同意。十四日，周恩来到大连同林彪谈话，转达了毛泽东这封信中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北京后修改五月十八日的讲话。”（《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66年，七十三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之后，据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江青向核心层的运动领导小组成员念了主席这封信，传达了主席的意见。

　　7月25日，在处理具体宣传工作问题的时候，主席亲自批示：“在第五页上将‘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八册）》：《关于不要用“最高指示”“顶峰”、一类语言的批语》）主席作为党的领导核心，没有对中央重大会议中集体通过的决定的所谓的独裁决定权，但是有中央重大会议之外的日常工作中处理具体问题的决策权、指示权。所以，他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纪律，尊重中央会议集体通过的决定，同时在第一时间发表个人意见，之后又在具体领导实践工作的时候、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做出了反对过度个人崇拜的指示。可见主席无与伦比的成熟实现了遵守组织纪律、表达个人意见、解决实际问题的统一。

　　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真的找不到主席在建国后“破坏民主集中制”、“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纪律”的任何证据，却能找到大量的主席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组织纪律的证据。即使是主席晚年，也是如此。当时重大问题的决定，无一不是通过中央召开的重大会议确定的。例如，1968年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1969年召开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1970年召开九届二中全会、1973年召开十大……会议丝毫没有少开。主席的作用的发挥，从来没有脱离过他的职权范围。主席总是在严格遵守组织纪律、严格遵守中央重大会议的决定同时，在日常的领导工作中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指示、决策。

　　综上所述，说毛主席在建国以后“破坏民主集中制”，实在是难以说得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