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25年初，毛教员刚刚从上海回到湖南养病。说是养病，但他这样的人怎么能闲得住？拖着病体的他回到家乡韶山，深入调查了农村的情况，并第一次领导了农民运动。

　　是的，这位享誉世界的农民领袖，领导农民运动的时间其实并不早，在此之前已经是成功的学运工运领袖了。

　　之后，毛教员又离开湖南前往广州，并且担任了国民政府的宣传部长。

　　正是韶山这段丰富的经历，促使他在担任宣传部长期间发表了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部作品是毛主席钦点的《毛选》开篇之作。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句话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甚至被台湾地区，乃至西方国家的许多政客加以引用。

　　那么1925年的韶山到底发生了什么？毛教员是怎么找到“敌人”和“朋友”的？让我们回到100年前。

　　进入两党权力核心

　　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毛教员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任中央局秘书。这也是他第一次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简单解释一下，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政  治  局常委，而中央局秘书则比现在的中 央书  记处书记权力更大。中共三大文件明确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也就是陈独秀）及秘书签字。

　　紧接着1924年初，在国共合作的蜜月期，他受到国民党左派高层的欣赏，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十七名候补委员之一。这意味着，刚过三十岁生日的毛教员已经同时进入国共两党的领导核心。旋即他被派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上海的党务）工作。而在我党中，他主要负责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工作，这也是当时我党的中心工作。

　　然而，这里的工作并不顺利。上海执行部逐渐被国民党右派把持，他们使用各种暴力非暴力的手段打压以毛教员为核心的**员。而我党党内也有很多人与毛教员意见不和。左倾激进的如李立三，认为毛教员同国民党走得太近。而右倾妥协的如陈独秀，则反对毛教员与国民党右派公开斗争。简言之就是，左派嫌他太右，右派嫌他太左。

　　在高强度的工作以及内外阻力之下，毛教员病了。而且，他还开始神经衰弱，总是失眠、休息不好。顺便提一句，失眠这个毛病也伴随了他之后的人生，成为一大困扰。于是，在1924年12月，他申请回湖南养病。

　　这次养病给了毛教员一个做农村调查的绝好机会。

　　回到韶山

　　此时的中共党内已经意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毕竟中国大多数人都是农民，不解决农民问题就不可能革命胜利。但农民问题具体究竟是什么？农民到底能在革命中扮演什么角色？党内研究这些问题的人极少，毛教员自己也没有得到答案，因此决定在家乡进行调查研究。

　　怎么开展研究呢？当时最了解农民的是彭湃，他曾详细记录过自己发动农民运动的经验。一开始他无法接近农民、了解农民，更遑论对发动农民。大多数农民生活的确很苦，但他们是浑浑噩噩受着苦，一辈子糊里糊涂地当牛做马，认为这就是自己的命。

　　可后来彭湃发现，每个村子里总有那么几个农民头脑是清醒的，仍然保持着思考，保持着改变现状的念头。他们是愿意和彭湃交流的。农民运动需要从这样的农民入手。先给他们讲明白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把他们发展成为骨干，再由他们去组织和影响其他农民。

　　毛教员之前虽未发动过农民运动，但是它有丰富的学生和工人运动经验，因此也深谙此道。1925年2月回到韶山后，正值过年和农闲。他走亲访友，找老乡们吃饭打牌，一方面是亲自了解情况，另一方面也是寻找骨干力量。

　　他首先见了一个重要的熟人，毛福轩，这个人将成为毛教员开展农运的得力助手。

　　毛福轩此时尚不满三十岁，但辈分很大，是毛教员的爷爷辈，称族叔祖父。他出身十分贫苦，父亲给地主当长工，他就从小给地主放牛。十四岁的时候赶上灾荒，牛也没得放了，全家外出乞讨。期间，父亲被清军骗去抓了壮丁，大炮轰得他耳聋眼瞎，被赶出军营又流落回家乡。未成年的毛福轩承担起照顾全家的重任，农忙时就做长工短工，寒冷的冬季农闲则上山打柴卖钱。

　　这个划重点要考——毛福轩的家庭出身是雇农 游民无产者。

　　尽管出身贫苦，毛福轩却属于少数头脑清楚保持思考的人。为什么我如此努力干活，却生活得如此困苦？他很早就找过毛润之这个韶山最有文化的人去问这些问题。毛教员记住了他。

　　1922年，毛教员和何叔衡等人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后，介绍他来半工半读。这里有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和书籍，还有毛教员亲自上课（至今我们仍能看到毛教员当年撰写的《告中国农民书》讲义）。这些知识使毛福轩越发认识到，农民的困苦生活不能归结为命苦，更不是上辈子的问题，而是来自剥削，来自不公正的制度，来自帝国主义“洋财东”的压迫。

　　这之后，他主要跟随毛泽民工作，先后参与了长沙笔业工人罢工的组织，以及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运营，担任营业员。在毛教员从上海回到湖南后，毛福轩前后脚地被党组织派遣回到韶山。

　　五人班底

　　在毛福轩的协助下，毛教员很快又找到四位骨干分子。请看他们的简历：

　　骨干1

　　姓名：毛新枚

　　年龄：39

　　家庭出身：贫农

　　政治面貌：群众，但接触过马克思主义

　　文化程度：小学肄业，学过中医

　　职业：回乡奔丧，暂无业

　　过往经历：1922之前在村里做郎中，22年底随同毛泽民、毛福轩到江西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工作。

　　特长：治病，在当地有一定威望

　　与毛教员关系：族兄及好友

　　骨干2

　　姓名：李耿侯

　　年龄：36

　　家庭出身：乡村知识分子家庭

　　政治面貌：群众，但接触过大量进步思想

　　文化程度：中学毕业，蚕业讲习所结业

　　职业：李氏族校小学教员

　　过往经历：先后做过湘潭织布坊工人、衡阳税务局职员，25岁返回韶山做小学教师至今

　　特长：在当地教育界有较高威望。授课能力强，已经在学校开设《勤俭和穷富》《女子的地位》等进步课程。

　　与毛教员关系：好友

　　骨干3

　　姓名：钟志申（外号“硬汉子”）

　　年龄：32

　　家庭出身：贫农或中农

　　政治面貌：群众

　　文化程度：小学肄业

　　职业：农民

　　过往经历：从小务农。25岁时带领几十个农民反抗当地的团防局长成胥生，因为后者强迫农民预缴二十年的“烟灶捐”。失败后被迫出走，在外乡做过长工，在旧军阀手下当兵数年，去年回家乡继续务农。

　　特长：勇敢，有一定组织能力及军事素养

　　与毛教员关系：小学同学

　　骨干4

　　姓名：庞叔侃

　　年龄：20

　　家庭出身：富农

　　政治面貌：群众，但大量接触过马克思主义

　　文化程度：较高，且曾在长沙湘江学校（前身即毛教员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学习。

　　职业：庞氏族校校长兼小学教员

　　过往经历：可能在长沙参加过学生运动

　　特长：掌握一所学校的管理权，在当地有一定威望

　　革命之火

　　有了这个五人班底的协助，毛教员在韶山有条不紊地开展起农民运动。

　　首先是建立农民协会，并让五人骨干去发展更多有反抗精神的农民入会。但是，农民协会属于秘密组织，这种秘密发展的模式范围太窄，速度太慢。

　　于是，毛教员借助当时“平民教育”的合法性，利用团队成员的特长，广泛开办农民夜校。夜校既教授识字、珠算等农民用得上的知识，也传播进步思想。而农协成员就从夜校中发现和优秀分子，发展成新成员。很快，韶山就出现近二十所农民夜校，农协也随之迅速壮大。

　　地图上我用五角星标出了几个最早开办夜校和农协的村庄的位置，当然再加上故居所在地。

　　5月30日，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发生，怒火很快燃遍全国，北洋政府、国民政府都严正抗议，“反帝”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正确。

　　在这股浪潮下，全国各地成立“雪耻会”开展反帝爱国活动。毛教员以农民协会为基础，在韶山一带成立了二十多个“雪耻会”。有了这个官方承认的合法的社会组织，毛教员等人得以组织更多更有影响的公开宣传活动，比如公开演讲、发放传单、抵制洋货等等。

　　6月中旬的一天夜晚，在毛教员家的阁楼上，他和毛福轩为四位经受考验的骨干秘密举行了的入党仪式，并成立韶山党支部，由毛福轩任书记。韶山党支部这最早的五位成员后来被称作“韶山五杰”，遗憾的是，他们均在未来几年内陆续牺牲了。

　　“硬汉子”钟志申受命在银田寺开办一个书店，作为与上级党委的联络站。银田寺是当时韶山的水陆交通要道和商品集散地，往来人员众多，方便联络和隐蔽。

　　就这样，韶山的农民运动有领导核心（党支部），有对外联络点（银田寺书店），有秘密群众组织（农协），有公开群众组织（雪耻会），有组织活动的合法场所（夜校）。

　　韶山的革命之火已被彻底点燃，它将迅速蔓延。

　　两大挑战

　　很快毛教员及团队迎来第一个挑战：近二十所农民夜校均被当地教育部门要求停办。

　　如何应对？组织的力量显露无疑。

　　庞叔侃和李耿侯在当地教育界颇有威望和人脉，而且当时很多穷教师已经加入雪耻会和农协，也是自己人。在毛教员的指挥下，他们先是关闭夜校麻痹对手，然后在教育界秘密串联。

　　等到七月末，当地教育会、学委会会员大会召开，李耿侯等人突然发难，联合其他参会者改组两会，并改选十余所学校的校长。自此，当地的教育权基本为我党所掌握。所有农民夜校复校并进一步壮大。

　　这段故事的细节非常能体现毛教员的斗争技巧，我会单独开一篇文章讲述。

　　很快更大的挑战来了。

　　是年夏天，湖南大旱无雨，农民们陷入“夏荒”。

　　湖南是重要的产粮区，所以大地主家其实都备有非常充裕的陈粮。但韶山的地主们此时选择囤积居奇，造成当地粮价暴涨，一升米从60文涨价至160文，穷人难以负担。甚至有地主将粮食偷偷运往湘潭市等售价更高的地方，造成韶山当地有价无市，买不到粮食。

　　大家不要拿所谓市场经济的思维来套在当时的中国农村。

　　首先，受到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在中国农村，地主和农民虽属不同阶级，但也是乡里乡亲。眼见乡亲饿死却不肯将余粮拿出，这是不符合传统社会道德体系的。像梁漱溟这样的新儒家、乡村建设派，甚至一直认为中国社会没有阶级之分，农民和地主之间本质上仍然是血亲关系，并没有西方国家那样尖锐的对立和矛盾。

　　其次，假如说穷人灾年饿死是市场经济规律，穷人必须接受，那么，快饿死的人奋起把富人挂了路灯就也是市场经济规律，富人也必须接受。尤其是这几个月农民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农民开始理解“剥削”的概念，而不再“认命”，进步者还加入了雪耻会。

　　地主们显然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都推说自己家里没有余粮，无法卖粮，而绝不敢说“按照市场规律，我就该涨价，我就不卖给你们这些穷鬼。”同样，地主外运粮食也只能悄摸进行，如果让农民发现就理亏了。

　　对毛教员、韶山党支部、以及雪耻会来说，这是挑战。因为过去农民遇到灾年可能选择变卖家产，或者像毛福轩小时候那样外出乞讨。现在如果还和原来一样，那雪耻会有何用？农民为什么要支持雪耻会？

　　所以毛教员深知，雪耻会必须帮农民应对好这次灾荒，这关乎韶山革命的未来。

　　最简单的办法是直接发动农民去大地主家抢粮、吃大户。但这是蠢办法，因为会引发中小地主乃至富农的恐慌，把他们逼得和大地主联盟。斗争的要义是分化敌人、打击首恶，而不是把敌人逼得团结起来，甚至把中间派逼到敌人那边。

　　所以，这次斗争不仅要让农民有粮吃，还要有理有据，让地主无话可说。用张麻子的话说，要站着把钱挣了。

　　油画《回韶山》如上

　　站着把钱挣了

　　韶山的首恶是成胥生。据记载，其父曾随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在陕西做官。因贪污救灾款项数十万两被清廷追查。找人挡罪后回乡购置万余亩田产，占韶山农地的六分之一。成父去世后，成胥生分到不少家产。此外，他担任当地团防局长（可理解为公安局长），掌握着二十多条枪，还和时任湘军第三师师长的叶开鑫为姻亲，因此势力巨大无人敢惹。

　　几年前，“硬汉子”钟志申带人反抗成胥生的苛捐杂税，结果其同伴被杀，自己也远走他乡避难。现在如果能逼成胥生开仓粜米，那斗争就胜利了一大半。

　　毛教员做出如下安排。

　　首先，派人找成胥生交涉，要求他开仓。要说明绝不是零元购，而是以60文一升的正常价格卖米给乡亲们渡过难关。成胥生肯定找理由不卖，但可以使其落下口实并打草惊蛇。

　　第二，雪耻会成员对成胥生秘密监视，抓住把柄逼他卖米。

　　这一计划由党支部书记毛福轩指挥。他派庞叔侃、钟志申这一文一武找成胥生交涉，并安排雪耻会成员严密监视其动向。

　　果然，成胥生给出诸如“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这几天去帮大家筹措等说辞虚与委蛇。交涉无果而终。

　　第二个果然，成胥生派家丁偷偷将粮食陆续运往银田寺，准备在此转运至湘潭县城。这很快被雪耻会成员发现——大家都是本地乡亲，太熟悉这里了，而且银田寺是交通枢纽，还有我党联络书店，眼线非常多。

　　毛福轩得到消息后，当机立断，通知各乡雪耻会集合人手，前往银田寺扣下粮食。

　　成家家丁们看到上百个农民突然出现在眼前，他们手执各类农具，眼中都是怒火（也可能是饿）。虽然家丁们有几条枪，却也不敢造次，只能任由雪耻会扣下这批粮食。

　　有了这个筹码，毛福轩再次找到成胥生谈判：之前不是说没有余粮吗？这批粮食是怎么回事？既然仍有不少余粮，你是想被零元购，还是想按60文一升的平价开仓卖米？

　　成胥生看到雪耻会竟有如此力量，只得退让，下令开仓平粜。带头大哥已经屈服，其他乡绅也只能纷纷跟着开仓。至此，韶山“平粜阻禁”斗争取得胜利，穷人也可以渡过灾荒了。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这段经历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这是毛教员第一次直接做农村调查，直接领导农民运动，他深刻地感受到蕴藏在农民中的伟力。

　　当时我党的发展进入瓶颈。张国焘李立三等左派仍然希望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心搞工人运动。但中国的工人数量不足，力量较弱，工运的效果始终达不到预期。

　　所以我们寻求和国民党合作，从国民党那里借力。

　　但是毛教员已经在国民党领导核心工作了一年，他深深感觉得到国民党左派右派之间的分裂。国民党右派坚决反对我党，是无法团结的，不可能从那里借到力，绝不能一味妥协退让。而且国民党右派手里有兵，迟早要对我们造成**烦。

　　陈独秀等人并非不重视农民问题，毕竟工农联盟是列宁提出的，农民也是劳动阶级，而且中国的大多数人是农民。但他们始终不相信“贫、弱、愚、私”的农民能成为社会变革主力。事实上，就在几年前，青年毛教员也认为农民应该是被教化的对象，他的工作重点也放在工人运动。

　　正是这半年让毛教员对农民力量的认识跨了一大步。

　　不仅如此，毛教员已经根据这一时期的经验，对农村的阶级作出更加详细的划分和分析——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雇农，还有乡村里的穷知识分子，他们都是革命可以依靠或争取的力量。

　　在平粜阻禁运动中，他们是最积极的。因为这些人少有或根本没有土地和生产资料，仅有微薄的货币收入，所有衣食住行的开销全要从这点钱里精打细算。稍有经济波动或社会动荡，他们的生活就会产生巨大影响。米价上涨对他们危害最大，打土豪他们则受益最多。

　　还有数量众多的游民无产者——一旦遇到天灾人祸，以上这些阶级都能随时变成游民无产者，就和毛福轩当年经历的那样。游民无产者虽然常常无组织无纪律，还有一些坏习气，但他们最勇敢，因为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所以一旦引导得法，也可以成为冲在前头的革命力量。

　　（这也是毛教员和马克思的一个分歧，他后来曾数次提到，马克思对“流氓无产者”的评价过低了。）

　　多年后在延安的窑洞中，他这样向斯诺回忆这半年的经历：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

　　毛教员开始对这半年的农村调查以及农民运动的经验进行整理和思考，《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在脑海和笔下逐渐形成。

　　但是他不得不离开韶山了。

　　毛教员得到风声，成胥生将他在韶山大搞农运、平粜阻禁的事情上报给了湖南省长赵恒惕。赵恒惕向湘潭县团防局下令派人抓捕，就地正法。再加上，广州国民政府那边一直希望他能恢复工作，并请他到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他必须马上离开家乡了。

　　于是毛教员赶往长沙转道去广州，并在这里留下了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风雨欲来。国民政府北伐马上就开始了，湖南的农运将借北伐之风达到新的高潮。那时候毛教员会再次回到这里做农村调查，并写下另一篇传世名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就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