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诗性思维与战略思维的三重关系——以中国人民革命的文艺结晶毛泽东诗词为例
文/李寒秋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长沙410003】
摘要:诗词创作是诗性思维的实践,革命战争是战略思维的实践,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战略家同时也是伟大诗人,这种诗性思维与战略思维互相共振高度统一的表现应该在理性思维的基础上得到令人信服的学术阐释。笔者认为,诗性思维与战略思维互相共振高度统一的哲学基础就在于辩证思维。辩证思维是哲学思维的最高境界,其精髓就在于必须真正认识并在实践中自始自终贯彻对立统一规律,在主观与客观、理性与非理性、虚与实、小与大、少与多、轻与重、弱与强等等哲学范畴的对立关系中,促成力量对比向有利于思维主体方向的转化,从而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思维主体的目标。
关键词:毛泽东诗词诗性思维战略思维哲学思维理性思维辩证思维
毛泽东诗词完全是毛泽东个人文学才能与情感意志的文艺投射。与毛泽东同时代的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相关领域的诗词创作远不能达到毛泽东的文艺高度。中国历史上众多的政治家与战略家,绝大多数都不是诗人或者不是第一流的诗人,更多诗人一生的事迹与战略领域无涉。毛泽东既建立了空前绝后的功业,又留下了震古烁今的诗篇,伟大诗人与伟大战略家这两个角色合而为一,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奇迹,但决不是不可解释的神迹。从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人类在任何领域的实践,不管是革命运动还是诗词创作,归根结底都是主体思维的外向扩展,都是思维主体的实践历程。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国**领导集体率领全体党员,领导和团结各族人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这既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必然结果,更是一部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创作的诗词就是这个历史规律与壮丽史诗的最精练最形象最生动的体现与统一,而统一的基础就在于诗性思维与战略思维两者在本质上有着高度的重合关系。这种重合关系就是本文探求的主旨。
诗性思维从学术角度来说属于文论的领域,与美学研究密切相关,与形象思维、艺术思维和整体思维等思维方式有着高度亲和的家族性关系。诗性思维又称原始思维,是人类自主思维的底层,人类的一切高级思维均脱胎于诗性思维。诗性思维是人类的儿童时期以及人类文明的儿童时期所普遍具有的特殊思考方式,其特征为对主体与客体不加严格的区分,善于运用比附、联想和想象等手段将主观情志移情到客观事物上,使客观事物直接成为主观情志的载体,从而创造出一个物我不分心物合融的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这一特征在古今中外各个文明的诗人群体中得到了最集中和最明显的体现。正因为诗性思维是原始思维,所以诗性思维并没有随着人类文明的高度进步而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依旧保持着理性意识与非理性的综合感触和情志冲动交织在一起的混沌状态。汉语言文字是一种原始思维性质保存最多的独特语言文字,是诗性思维的最佳载体。自古以来中国诗人就享有崇高地位,诗一贯被视为最高艺术品位与权力等级的文体。对于诗性思维,中国古代诗人文人在其诗文中,以及诗论家文论家在其诗论文论中,或多或少都触及了这一古老、深奥和微妙的话题。但限于中国传统学术思维的局限,诗性思维的精妙之处一直未得到充分的阐释,更遑论涉及诗性思维与战略思维的关系这种深层学术难题。
自古以来,各种各样的战略行动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如影随形,但对战略行动的思维工具战略思维本身进行深入研究,则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才出现的新学问,归属于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实用学科的领域。现代学术认为,战略思维体现在思维主体(个人或集团)对关系事物全局、长远和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和重大工程的谋划(分析、综合、判断、预见和决策)的思维过程。战略思维涉及的对象大多是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以及人与自然的复合系统及复杂进程,其中又以军事与政治斗争最为典型。军事与政治斗争的规模越是宏大与长远,其需要的战略思维的能力和层次就越高。运用战略思维的思维主体必须带着具体有效的问题进行思考与实践,在实践中进行学习和反馈,在动态进程中保持平衡感与现实感,在局部环境中保持大局观与整体观。战略思维运用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有效解决人类社会中某个集团所主张的具体诉求和具体利益。由于牵涉到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与斗争的双方力量和智力博弈,涉及到成败利钝生死存亡的具体结果,因此战略思维具有目的清晰,范畴完备与推理严密的特点,具有极为强烈的实用性、时效性和工具性。战略思维的这些特征与诗性思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至于给社会公众留下了两者不能相容共处的刻板印象。诗性思维与战略思维的关系到底如何,以及如何理解中国人民革命的文字结晶毛泽东诗词,以下本文将从三个维度进行探讨。
一、诗性思维与战略思维同属于哲学思维
诗词创作是最典型的诗性思维实践活动。诗词创作需要有强烈的情志冲动,酝酿成熟的内容要去主动寻找恰当的形式。从哲学思维的角度来看,形式要服务于内容,同时形式又在限制着内容,选择什么样的形式,就决定着内容表达的基本方向。选择了诗这种形式,其综合的文艺效果就必然与选择其他文艺手段如散文、戏剧或小说等形式大相径庭。诗作的创作过程,就是作者在形式与内容,动机与目的,感性与理性,心境与意图,场景与概念,词汇与风格、所指与能指,具体化的意象和抽象化的情志之间的反复斟酌拿捏,使之呈现出最佳综合文艺效果的过程,这就是哲学思维在文艺领域中的实践过程。
诗性思维的本质是原始思维,也是哲学思维的原始形态,对应于人类文明最初时期哲学与文学、神话、艺术与巫术混沌一体不可区分的原始阶段。原始哲学与高级哲学,它们在本质上的相通之处就在于,两者都要在整体上去认识和把握世界,要对包括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在内的全部存在有一个整体性“完全是首尾一贯”的感触和解释[1]。哲学思维在“幼稚而简陋”[2]的原始阶段习惯于用相对具体的景象和图式作为思维工具进行表达,是所谓的形象思维与图式思维,其运用范围多在神话解释体系的建构和文学艺术创作尤其是诗词创作中。但哲学在高级阶段就只能运用高度抽象的符号文字或者数字作为思维工具进行表达,这就是相对成熟的哲学体系。
原始的哲学与成熟的哲学都是连续而完整的哲学体系的组成部分,一个是哲学大树的初根,一个是哲学大树的树冠,战略思维就是哲学树冠上最实用的果实。只有顶天立地的巨人,才能够看到这棵参天大树的全貌,才能够同时触及到这个参天大树的初根和冠顶,普通人就只能如盲人摸象一般,或触及初根或扪及冠顶,只能执其一端。只有毛泽东这样的具备高度文学天分、战略远见和哲学素养的历史巨人,才真正做到了纵览参天巨树般完整哲学体系,才能够分别在诗性思维和战略思维两个极端的运用上都达到完满的境界,而不是如世间一般的凡庸之才那样,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做了成功的诗人就再也做不了成功的战略家或者相反。回顾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依据无可辩驳的事实,可以简而言之,毛泽东诗词是诗性思维的文字结晶,毛泽东思想是战略思维的文字结晶,两者互为表里。
诗性思维与战略思维在本质上同属于哲学思维,二者都要从总体上把握全局,在细节中照顾全局;二者都要在综合层面上完整感触、理解和处理相关事物所涉及到的一切因素,不管是主观因素还是客观因素,不管是已知因素还是未知因素的,不管是理性因素还是非理性因素。用哲学思维来思考,万事万物是普遍联系的。用诗性思维来思考,万物都被思维主体主观赋予了拟人化的情志而与主体的情志相呼应。用战略思维来思考,万物各有其利益归属,一切因素都必须按照利害关系,进行主次先后、远近亲疏、缓急轻重的排序,在综合博弈中实现思维主体所代表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毛泽东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一词中写道,“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住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共工怒触不周山这个典故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象征乱臣贼子犯上作乱祸害人间,但在这首词中却被毛泽东赋予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工农群众打破万恶的旧世界的全新寓意。天庭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人间等级制秩序在天上的完美投影,天兵则是这种完美等级制秩序的维护力量,但毛泽东却将天兵作为**领导下革命军队的代名词。这说明诗性思维的解释体系并不追求实证科学意义上的真实和纯粹逻辑意义上的统一,解释体系是可以主观设计多重存在而不在乎多重解释体系互相矛盾。同一个思维主体针对不同的事物和感触,可以按照主观情志的需要使用不同的解释体系,因为诗性思维首先要表达真实的主观心理感觉和营造特定的主观意图,并把这种感觉和意图通过文艺手段传达给读者,而并非作纯粹理性意义上完全真实与绝对客观的表达。
诗性思维作为原始思维的同义词,因其与生俱来的混沌状态,一直是非纯粹理性的原始哲学思维。诗性思维的解释体系基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同理心对源远流长的古典文化传统进行主观的选择性阐释,对现实世界进行艺术化加工和表达。因此针对一首诗的具体词汇,其文化意象也许会有某些具体的冲突,但一首诗从整体上来理解,其词汇营造的总体印象却不会有真正的歧义,更不要说某个作者的全部诗作集合起来综合理解。反映革命战争年代的毛泽东诗词中所运用的词汇、意象和典故,归根结底都是真实现实存在的艺术投影。虽然很多词汇、意象和典故经过了思维主体的主观设计进行了重新阐释,但总体理解这些诗词,却不可能出现立场性的错误解读。在成熟的高级哲学体系中,则无论是在细节中还是在整体上都不允许出现这种原始哲学思维特有的概念不一致甚至有文化冲突的混沌状态。战略思维在人类历史中一直是最大限度依赖于每一个特定时代所能达到最高成熟程度的纯粹哲学思维和尽最大可能完全理性的哲学思维。毛泽东思想作为战略思维的结晶,其内部绝不会有互相冲突的主观解释体系,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奉为圭臬一以贯之。
战略思维所涉及的层次越高,规模越宏大,就越需要全面把握宇宙、社会与人生的整体观与大局观,就越需要思维主体内在的方向感、平衡感与节奏感,对哲学思维的依赖性就越大。一言以蔽之,主体思维所达到的哲学思维层次,就决定着战略思维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而最高层次和最大规模的战略思维就是哲学思维本身。哲学思维的本质就是提供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总体阐释理论和整体解决方案,就是要解决属于全人类的根本价值观和人类历史实践方向的终极问题。战略行动则是哲学思维在现实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实践,正如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所言,“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让哲学掌握群众获得物质力量,从而改变世界,这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层次与最大规模的战略实践。
从哲学思维发展历程的角度来观察,诗性思维与战略思维的关系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存在着正、反、合三个阶段。在人类文明的最初阶段,诗性思维与战略思维混同一体,不可区分,因为原始人类虽然没有发展出精密学术与现代科学,但依然可以基于本能的智力,制造神话解释体系以团结本部落,参与频繁的部落战争,缔结部落联盟,进行更大规模的战争,产生超部落联盟的国家政权。在现代科学技术昌盛的时代,诗性思维与战略思维开始了明显的分离。这体现在随着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学科日趋分化而思维日趋精密,诸门类科学从哲学的绝对掌控中逐渐独立,战略思维越来越高度依赖于科学思维,从而与诗性思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最后,在无产阶级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的时代,诗性思维和战略思维最终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的进程中得到了高度共振。毛泽东诗词本身的伟大与其所反映的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这两个伟大之间的高度共振互相说明的关系就是最真实最典型最生动的例证。
二、诗性思维与战略思维共振于理性思维
虽然在本质上同属于哲学思维,但诗性思维与战略思维还是有着较大的分离度,这个分离度就集中体现在诗性思维和战略思维分别对人类主观意识和客观环境中非理性因素的处理上。非理性作为理性的对立面,并非是错误、虚无或者荒谬的同义词,非理性的本质就是在主客观世界中真实存在而不为人类的理性所能充分认识、阐释和掌握的部分。对于人类主观意识来说,非理性因素主要体现在不完全为理性所绝对控制和主导的情感与意志领域,对于客观世界来说,非理性主要体现在人类智能未知与力量不可控的事物。诗性思维最主要的驱动力出于非理性领域的情感意志冲动和客观环境的刺激,理性化的预先策划一般只占极少的部分。战略思维虽然不等同于纯粹的科学思维,也有着思维主体情感冲动与意志坚持的因素,但绝大部分属于明确意识下自身利益的理性考量。
理性思维是一种有明确的思维方向,有可靠的思维工具,有充分的思维依据,能对事物或问题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与概括的一种思维。理性思维建立在事实观察和逻辑推理的基础上,是人们把握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思维活动。理性思维运用的前提就在于正确区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以及人自身的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理性思维运用的重点就在于如何把握好人类思维运用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比例。理性思维无论是在诗性思维还是在战略思维中,都占据最关键的地位,但诗性思维中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是互相制约的合作关系,战略思维中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是互相排斥的对抗关系。
就诗词创作所运用的诗性思维而言,理性思维在其中的占比相对较少,而且往往隐含在字面之下不必明确表达出来,因为写诗不是直接与单纯的说理。诗性思维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要在作品中平衡与协调主观意识中理性和非理性两种对立的倾向,因为人类的情志冲动本身就是一种混同了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综合在一起的总体感触,因此诗性思维中的理性必须时刻处理与配合总体感触中的非理性部分。写诗本身绝非不顾理性毫无理性的非理性发泄,但写诗的宗旨又不是把非理性因素排斥干净,成为纯粹理性思维的抽象表达。诗词创作的动力主要出于情志冲动而不是理性设计,这是诗词的特殊魅力和真实的生命力所在。诗性思维中理性就如同马术表演中驾驭马匹的骑手,随时随地要倾听、呼应与配合非理性的情志冲动,进行有目的有技巧有节制的文学艺术表达,其最高境界就是在诗作中理性隐而不彰,若有若无,理性最终与非理性互相交融,最终混沌一体,难以精确区分,也不必刻意区分。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这首词完全不涉及抽象化概念化的目标与价值,完全是具体化形象化的描写。中国革命的前途到底如何,关于革命战略毛泽东如何思考,词作中统统没有提及,但是营造出了最高等级的艺术境界。在这首词中属于理性化范畴的革命目标与革命信念并非不存在,而是隐藏在具象化的场景后。词中具体的意象与场景安排并非漫无目的,而是作为文艺象征出现服务于作者的深层意图和真实心理感触。当时党中央率领的红一方面军正处在生死存亡,前途未卜的时刻,长征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领导地位还未确定,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战略主张还有待于在未来的实践中得到验证。前路漫漫,征途艰险,事业悲壮,理想远大,反衬出了毛泽东本人和革命军队饱满的革命意志和革命信心,这一切都通过具体化的形象而不是抽象化的概念来进行表达。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并非是作者在做理性意义上的地质勘探与气象观测的记录,而是象征着参与伟大革命斗争的波澜壮阔和惨烈牺牲;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也不是作者在实用意义上评估建筑工程和进行道路测量,而是象征着实践伟大革命理想的艰险漫长和光荣豪迈。
这就是诗性思维特有的形象思维和图式思维,直接用文字所依附的文化意象来表达作者的主观感受从而引起读者基于同理心的情感共鸣和意图领会。触景生情作为人类的普遍心理感觉,属于理性与非理性交织在一起的综合感觉,难以进行纯粹理性思维的论证或者说明。但在诗歌创作中思维主体自觉使用借景抒情的手段,运用意象描写和场景安排来使抽象的主观复杂情志得到具体化和清晰化的表达,以及在诗词创作过程中的使用何种词汇和意象,动用什么结构和风格,这种总体性的综合设计依然属于理性思维的范畴。总而言之,诗性思维中虽然自始自终要贯彻理性思维,但从来都不追求独立、完整和纯粹的理性思维运用,而是要随时要平衡、照顾与顺应作者主观的综合感觉和情志冲动。
战略行动中理性思维的运用则是完全自觉和独立的,其目的是尽可能有计划有目的有意识地排除和屏蔽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所有干扰理性思维运作的非理性因素,都必须进行适当考量后加以针对性处理,绝对不能对非理性因素视而不见放任自流。战略思维中的理性思维也是高度实用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无论是从集体角度还是个人角度,都是要计算基于思维主体利害关系的生死存亡成败利钝。战略思维所涉及到的一切因素归根结底还是要进入现实世界中的硬实力较量而不能与诗性思维一样可以在虚拟的艺术世界中不计生死存亡成败利钝,词汇和意象可以任由作者进行主观设计与安排。战略行动中的理性思维要始终配合战略目标与顾及客观现实,而不是放纵非理性从而脱离现实的把主观情志放在第一位。战略行动中的理性思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制止种种误判和幻觉,要防止出于任何原因遗漏或者歪曲客观事物。
从理性思维的实用性和现实性的角度来分析,毛泽东诗词虽然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文学结晶,但毛泽东诗词存在与否以及艺术成就如何,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没有必然的逻辑上的联系。因为革命诗词的创作不等于革命运动本身,革命政党、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并不把毛泽东诗词当作革命运动的指南。但是诗人毛泽东同时也是战略家毛泽东,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最伟大领袖。没有战略家毛泽东就没有毛泽东根据革命实践依照理性思维总结出来的正确战略主张,没有战略思维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从这一对矛盾关系可以得出结论,作为诗性思维的实践,在诗词创作中所运用的理性思维是无客观现实功利性目标的理性思维。作为战略思维的实践,在战略行动中所运用的理性思维是有客观现实功利性目标的理性思维。
总而言之,诗性思维与战略思维虽然在最关键之处共振于理性思维,但就诗词创作所需要的诗性思维而言,其特征是尽可能以最小的理性去驾驭最大的非理性,以最少的理性去配合最多的非理性,而且往往要自觉或不自觉将理性隐藏,使之间接化和陌生化。而战略行动中战略思维则是要尽可能以最大的理性去压制最小的非理性,以最多的理性排斥最少的非理性,而且自始自终都要突出理性的高度自觉,必须尽最大可能以直接和熟练的方式去使用理性。这个最小最少最隐蔽最无功利性实用性的间接理性与最大最多最明显最有功利性实用性的直接理性的对立关系就集中统一于辩证思维的特征中。
三、诗性思维与战略思维交汇于辩证思维
诗性思维的本质是主观情志的外化,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4]山与海都是客观事物,都是无情无欲的非生命体,思维主体的情志外化赋予了非生命体拟人的特征,这就是所谓的诗性世界。诗性思维的本质就是人类的主观情志对客观世界的综合感触与解读,是人的主观感触与客观存在的辩证统一,是理性思维与非理性综合感触和混沌情志的辩证统一。战略思维的本质则是客观世界的内化,针对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客观世界,思维主体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标准,按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5]的纯粹理性思维手段去如实反映和认识客观世界,这就是哲学思维本身。思维主体如果处在较低的思维层次,在静止与孤立的角度上就只能看到诗性思维与战略思维的巨大差异和明显对立。只有充分掌握了辩证思维的伟大人物才能够从根本上实现诗性思维与战略思维的统一,并在实践中将这两者的统一得心应手加以应用。毛泽东诗词作为中国人民革命的文字结晶,本身就是辩证思维在文艺创作领域最生动最简洁的实践例证。而毛泽东诗词所反映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更是辩证思维在战略行动领域成功最伟大最重要的实践例证。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6]世间万物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辨证思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正是以万事万物之间的客观联系为基础,从整体上和本质上完整地认识世界。辩证思维的特点是从认识对象内在矛盾的运动变化中,从其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中对其进行考察,以动态发展的长远眼光来分析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辩证思维的精髓就在于必须自始自终自觉贯彻对立统一的规律。对立的范畴不是仅存在对立的关系,而是作为一对矛盾共存于一个系统内彼此制约又彼此依赖,思维主体使用的对立范畴越多,其思维就越精密涵盖面越广。对立范畴的对立关系并非绝对不变,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换。转换的关键就在于思维主体是否能在认清现实世界与主观世界,区分理性与非理性的前提下在实践中灵活运用辩证思维,创造条件抓住机会促成对立范畴实现转换。
思维主体如果不具备辩证思维的能力,那么哲学思维与理性思维在运用上最终都会走上烦琐哲学与烦琐学术的不归路,最后思维主体必然就会淹没在无数鸡毛蒜皮的表象性和局部性细节构成的汪洋大海里丧失主观能动性而不能自拔。在诗词创作中运用诗性思维时如果不贯彻辩证思维,诗词创作肯定是变成毫无灵气和丧失诗意的纯粹堆砌文字的死板流水账;在战略实践中的运用战略思维时如果不贯彻辩证思维,战略行动不是陷入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就会陷入冒险主义盲动主义的错误中,一左一右两方面的错误都不可避免导致思维主体全盘覆灭的结果,这在古今中外的实践中已经屡屡得到了证明。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有重要政治人物宣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这当然是别有用心的吹捧,并非实事求是的论断。但毛主席的诗词,却完全当得起一句顶一万句的赞颂。毛泽东一生创作的全部诗词依照各种标准统计均在一百篇左右,其中反映革命年代的诗词只有二十八篇。但就是通过这并不太多的二十八篇诗词,在广大读者心目中就形成了中国人民革命全景式最鲜明的艺术印象,这种总体印象的艺术效果就是在文艺领域运用辩证思维的体现。中国古典诗词创作所必需的诗性思维特征,可以用以“小见大,以少总多,以简驱繁,以虚驭实”这十六个字来进行简要概括,就是要用尽可能简洁和尽可能曲折的文字和意象去生动反映几乎是无限广阔的真实世界和表达作者尽可能丰富的主观意图。正如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所言,“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工于诗者能之。”[7]在诗词创作中运用诗性思维就是在考验思维主体对事理、情理和语理充分理解与灵活运用的能力,诗作中理与情,意与象,直与曲,隐与显等等对立范畴的关系要根据思维主体抒情、言志、状物或讽喻寄托的需要按照上述十六字方针作恰到好处的处理,这也就是辩证思维在诗词创作中的具体运用。具体的文艺作品中,小与大,少与多,简与繁,虚与实这些对立范畴之间的张力越大,其具备的诗性思维特征和本身的艺术魅力就越强。
如果思维主体在文艺创作中不能贯彻辩证思维,而是以大见大,以多总多,以繁驱繁,以实驭实,其创作的作品将随着文字的增加逐步丧失诗性而走上另一条道路,那就是长篇弹词和长篇小说的路径。世人尊称为“诗圣”,其诗被誉为“诗史”的唐代大诗人杜甫,其古体大篇《北征》完全就是另一种文艺风格和路径。如果按照《北征》的风格和杜甫的诗歌创作频率,每一个重大事件都写成一首古体长篇,毛泽东亲历的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要多少诗篇多少文字才能反映出来?即便创作出来后还能体现出诗特有的“以小见大,以少总多,以简驱繁,以虚驭实”的艺术魅力?同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亲历者,同样反映了井冈山根据地革命斗争的内容,肖克将军所创作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一书与毛泽东创作的《西江月·井冈山》一词之间的区别,就是小说与诗的区别,就是文学作品丧失辩证思维特征而作为纯粹文学思维产物的小说与文学作品最大限度贯彻辩证思维作为纯粹的诗区别。
战略思维的最高层次是哲学思维,而辩证思维就是哲学思维的最高境界。战略思维所运用的辩证思维,是一种高度自觉性,忠实于理想,服务于利益,立足于现实的理性思维。为了追求战略目标的实现,辩证思维要求善于处理战略进程中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在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中保持平衡感与现实感,既能够照顾全局,又能够兼顾局部,从而作出对自身最有利的战略抉择。在战略实践中运用辩证思维,思维主体要清醒认识到自身的资源、时间和能力都是有限的,追求的是以少击多,以小克大,以弱胜强,以虚换实,付出最小代价争取最大收获的最佳战略效果,要在最有利于自身的时机和战场上最大限度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贯彻辩证思维就体现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方针是‘以十当一’”[8],这意味着少与多,小与大,弱与强,虚与实的关系不是天经地义不可改变的。在整体力量对比中处于少数与弱势的主体,要通过辨证思维的灵活运用,在局部范围内逆转敌我力量对比关系,让我方形成局部优势,从而争取局部胜利,最终通过累积局部胜利去争取全局胜利。
辩证思维的精妙之处就在于,敌我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在运动中时刻在变动,并非一成不变,思维主体可以也应该在恰当的时机采取行动来扭转对己不利的局面。思维主体要尊重客观现实,但不是机械消极地服从客观现实;要结合实际情况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当作一念就灵的万能符咒;要以我为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随时随地争取多数力量的支持,壮大自己,削弱敌人,最终获得全面胜利。这就是战略思维实践的最高境界,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真正精髓。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用唯物辩证法武装起来的,抱着解放全人类,建设新中国的坚定信念的中国**从一个最初仅有五十几个党员的弱小组织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得到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打倒了貌似强大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最终赢得了中国人民革命伟大胜利的根本原因。
四、“含诗量”与“含真量”的辩证统一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缺乏高级宗教信仰的国家,诗教在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中或多或少起到了类似宗教的作用,那就是将一种不计成败利钝超越世俗羁绊,去追求属于最高精神层面永恒价值的人文情怀薪尽火传下去。与此同步,古代文人靠写诗迎合世俗与权力而搏取功名利禄也是源远流长的一大流俗,这就是贯穿中国古诗传统中“真诗”与“伪诗”的最基本矛盾。得益于唐太宗开始的一系列唐朝最高统治者的欣赏、提倡和保护,中国古诗的创作水平在挥霍先秦汉魏六朝以来数千年积累的基础上迅速达到了顶峰,以后就处于透支完毕不可挽回的衰退期了。唐朝以后历代诗人群体越来越按照格式和套路写诗,绝大多数诗作都属于应试应制干谒酬赠的滥作苟作,离“修辞立其诚”[9]的古训越来越远。同时诗人之间争风吃醋立异标新党同伐异门户森严,诗作诗法诗派诗话都是越来越多,写诗水平则参差不齐,好诗千里甚至万里挑一尚难得见。徒有其表,既脱离现实生活,又违背真实性情,还缺乏人格力量支撑的“伪诗”大行其道,直到毛泽东诗词的横空出世,才给中国古典诗词创作传统画上了一个高昂雄浑的句号。
毛泽东是近现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最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与战略家,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充分自觉的基础上从事了前无古人的伟大革命实践。纵观古今中外的诗人群体,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像毛泽东一样在哲学思维、理性思维和辩证思维领域同时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伟大人物,毛泽东在古典诗词领域真正超越古人之处就在于此。综合起来分析,毛泽东诗词实现了四个结合:其一是在诗词古典形式与中国人民革命现代内容的结合上达到了最高层次;其二是在作者的人格性情与作者的理想事功的结合上达到了最高层次;其三在文学浪漫主义与文学现实主义的结合上达到了最高层次;其四是伟大战略家与伟大诗人两个角色的结合上达到了最高层次,归根结底毛泽东用其毕生的实践证明了其诗词“含诗量”与“含真量”的辩证统一。
按照现代哲学范畴分析,包括诗在内的一切文学作品都可以分为形式与内容两个部分。中国古典诗词特有的格式字数要求,平仄对仗规则,章法韵律风调构成了诗的形式部分。作者通过这些形式在作品中所展示的意图、思想、情感、个性、经历和身份等构成了诗的内容部分。形式与内容的张力,以及如何处理这种张力,构成了古典诗词创作过程中的最基本矛盾。古往今来的诗人必须通过统合形式与内容,在古典诗词审美共性的基础上,对作者本人的志趣进行文艺化的表达,这就是古典诗词的创作过程,简而言之就是运用辩证思维在古典诗词领域中对形式与内容两大范畴的统一。在形式上,毛泽东诗词完全具备古典诗词的诸项要素,在艺术手法上完全继承了古典诗词的优秀传统。在内容上,毛泽东诗词则前所未有地展示了中国人民长期革命的伟大斗争和最终胜利,这是中国古典诗词创作传统中形式与内容辩证统一的最新与最高的典范。
从文艺标准分析,中国古典诗词的创作与鉴赏有一套虽众说纷纭但殊途同归的规范。就其主流而言,有明确的格式、成熟的技法和趋同的审美标准。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尤其是最重要的相对较少的字数,一方面使得中国古典诗词天然具备“以小见大,以少总多,以简驱繁,以虚驭实”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中国古典诗词创作中陈陈相因的艺术套路,却又为作者在诗词创作中有意无意的作伪大开了方便之门。有意的作伪那就是指作品反映出的作者个性与公共形象是刻意营造出来不符合作者真实经历和真实人格的假象。有意的作伪分为两种:一种属于刻意造假不足为法,那就是故意在作品中营造与作者真实生活不符合的人格假象。如明代奸相严嵩就写了不少模仿陶渊明田园生活风格的诗作,在艺术上几乎可以乱真却因为与其真实人格存在反差而被后世诗评家隐而不彰。另一种有意的作伪属于拟情代言情有可原,那就是作者通过移情与共情效应,以他者的身份模仿他者的心理写出拟请代言与自己真实生活无关的诗作。这一类创作古已有之代代不绝,例如男性作者以女性角度写出闺怨诗宫怨诗,这属于古典诗词中极为重要的创作手法和一大门类。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的古典诗词创作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拟情代言作品,可以说大写与弥漫的自我人格充塞在他的全部诗作中。毛泽东诗词具备首屈一指近乎纯粹的真实个性与真实经历,而不是如历代中国绝大多数诗作一样,题材狭窄,无病呻吟,为文造情,面目雷同。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中国古代诗人群体一贯有着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求为君上所用而造福苍生,名留青史的传统。从第一个留下自己名字的诗人屈原开始,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苏轼、辛弃疾等等等等,这个传统代代不绝。这些诗人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显则扬眉吐气,隐则伤春悲秋,此类情结诉诸笔下,成为古典诗词作品中最大的门类。毛泽东对这个门类的诗作非常熟悉,但从来不屑于沉浸在这种同质化的风调中。毛泽东创作诗词绝不是向统治者兜售而搏取功名利禄,也不是作纯粹个人中心主义的情绪宣泄,更不是以此拉帮结派建立门户成为文学宗师。毛泽东不同于中国历代一般诗人,他不是历史的被动旁观者而是历史的主动创造者。“唤起工农千百万,不周山下红旗乱”,毛泽东在现实中的真实身份是二十世纪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袖,在诗作中展示的是自身真实的革命理想和革命实践。毛泽东诗词就是其所主导真实革命历史的艺术写照,从中完全可以看出作者真实的人格性情与真实的理想事功。毛泽东诗词中作者的个人性情与理想事功完全结合在一起而互相说明相得益彰,其达到的文艺高度是空前的。
古典诗词创作手法中与有意的作伪有关联,但却不真正属于作伪,主要是指作品的主要内容缺乏作者真实经历,作品中虚构、幻想与象征的成分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无意的作伪可以视作古典诗词创作中的一种艺术手法,如被毛泽东深为喜爱的“三李”(李白、李贺与李商隐)就擅长以神话、仙境、怪诞、象征和梦幻的为手段来曲折表达作者的情感和志趣。这种无意的作伪虽然导致作品缺乏作者的真实经历,但却集中生动地反映了作者真实的个性,依然有着作者真实的人格作为支撑,而且在文艺上具备一种诗性的真实,这就是文学浪漫主义的特殊魅力。文学浪漫主义不满足于如照相机留声机一般仅仅机械反映真实生活中的意象,而是要通过诗性思维在想象出来的文艺世界里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志趣。毛泽东从事的革命斗争是空前伟大与雄奇的实践,基于传统诗词套路的平凡熟悉的词汇意象风调已经不能反映这种全新的伟大与雄奇。气吞李杜,辞掩苏辛,这是毛泽东诗词雄奇浪漫风格的真实描绘。在毛泽东的笔下,历史典故与神话典故交织在一起信手拈来为表达中国人民革命的现实主义内容服务。中国人民革命中的波澜壮阔与感天动地,本身就具备浪漫主义的格调,更属于现实主义的性质,这就是毛泽东诗词中浪漫主义手法与现实主义内容辩证统一的基础。从中国古诗演变的历程来分析,毛泽东诗词既光大了以李白为最高峰的浪漫主义气质,也弘扬了以杜甫为集大成的现实主义风格,使这两者完美结合在一起用以书写中国革命的壮丽画卷与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
中国历史上具备政治领袖身份,同时又是伟大战略家的诗人本来就极为稀少。就在屈指可数的诗人群体中,所创造的反映出了政治领袖人物英雄本色尤其是英雄经历的诗作更是凤毛麟角。除了毛泽东高度推崇的魏武帝曹操以外,历代帝王创作的诗词即便在内容上反映了军国大事与帝王身份,其风调气势却基本属于文人诗的范畴,号称能诗的汉武帝梁武帝隋炀帝唐太宗唐玄宗清高宗等人,这些顶级政治领袖的诗作往往可以被其他诗人按照写诗的一般套路模仿出来。虽然这些帝王诗词自有其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却基本不同时在艺术世界和现实世界中都具备的鲜明与真实的个性,同时也做不到在其诗作中将主观意志与客观题材完美与真实地结合在一起。亡国之君李后主的后期词作是个例外,但就是这个仅有的例外又是其亡国之君的特殊际遇带来的。与这些中国历史上能诗的帝王相比,毛泽东同时是伟大的思想家,是顶级的政治家,是胜利的战略家,是本色出演的盖世英雄,是具备鲜明艺术个性的一流诗人,这种多重身份的重合,尤其是其宏大革命理想的成功实践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用国外毛泽东研究者的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10],这就是毛泽东自身伟大战略家与伟大诗人这两个角色的辩证统一。
结语
中国**和中国人民革命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创造了奇迹中的奇迹。率领亿万被侮辱被损害被压迫的人民起来斗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这就是毛泽东的革命理想,战略目标和诗词宗旨。毛泽东的诗词,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与毛泽东的人格思想情感意志互为说明与互相印证,毛泽东诗词不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诗史”,而毛泽东本人则当之无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诗圣”。
“诗言志”,这是毛泽东在1935年针对诗人徐迟问什么是诗的回答,也是毛泽东在1956年给《诗刊》创刊号的题词,表明他高度赞同这一古人的深刻论断。毛泽东的诗词创作,既是非关功利的兴之所在,又是高度自觉的抒情言志,既是情感冲动意志饱满的产物,又是信念坚定思想明确的结果。自古以来,鉴赏诗人的诗作,既要看作品,更要看人格;既要看信念,更要看经历。从终极意义上,一个人的识见胸襟层次格局品味风范理想事功都是广义的诗,是最真实的诗,也是最完整的诗。因为诗、诗人的情感思想、诗人的经历事功尤其是诗人的真实人格与诗人所处的时代以及诗作所反映的实质内容就应该高度统一,互相说明,共鸣共振,相得益彰。
毛泽东诗词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人民革命实践在文艺领域的结晶,既折射出了唯物辩证法的普遍真理,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发扬光大;既是伟大历史进程中革命运动集体实践的集中反映,更是高度个人化智慧与才情的具体展示。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强烈的意志,崇高的道德,渊博的知识,深厚的智慧,出众的才华,丰富的情感,只有集这些优秀素质于一身的第一流伟大人物,才能在实践中把诗性思维与战略思维在辩证思维的最高境界上统一起来,因此能够同时在诗词创作和革命战争这两个领域内达到巅峰状态并相互说明。这个最高境界的统一体现为整体思维与局部思维的统一,体现为直觉思维和实证思维的统一,体现为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统一,体现为文学思维与科学思维的统一。由此可见毛泽东诗词独一无二的伟大之处及其哲学高度、文学价值、政治意义与历史定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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